安全事故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个令人无话可说的“多事之秋”，前天矿山漏水，昨天网吧起火，今天瓦斯爆炸，交通事故什么的几乎天天发生，也就不成为新闻了。灾难一出，官员们焦头烂额，轻的丢掉乌纱帽，重的坐牢甚至杀头；老板们屁滚尿流，往往因此倾家荡产；最惨的还是那些死难者家属，不仅要长久承受丧失亲人之痛，如果失去的是家庭支柱，整个未来的天空就都塌了！

是的，官员、老板、死难者及其家属没有任何一方是愿意出事的。然而怕出事偏偏又不断地出事！

是的，矿业的问题太复杂，有它自身的行业特点，又牵涉到国家的产业政策，又是老少边穷地区政府和百姓的命根子，不易说清楚，干脆不说。

也拿网吧和交通的问题来说事吧。

每每事故一出，有关部门或地方政府就得出结论要加强管制，又是停业整顿，又是停止审批。蓝极速网吧火灾事发后，整顿网吧运动在各地再次掀起高潮。许多地方政府宣布要对网吧实施总量、规模和地点控制。如南昌市规定：在大中小学校园内和校园周边直线距离200米以内不得开设网吧；市区每家网吧的计算机设备不少于60台，附近郊县不少于30台。又如北京市市长表示今后不发展网吧，北京市教委规定各高校要坚决取缔校园内各种形式的网吧。

不是说这些措施没有一点效果，但总的说来，实在是号错了脉，下错了药。

你让网吧统统消失，自然也就没有网吧安全事故了。问题是，你无法让网吧统统消失，就像你无法让走私和卖淫嫖娼彻底消失一样。况且，网吧毕竟不同于走私和卖淫嫖娼，网吧有它的正面功效。

你要控制网吧总量，你就无法不让网吧人满为患，你也无法不让黑网吧滋生。

你把200米以内的网吧取消，200米以外网吧安全事故就会多起来，因为你无法阻止人们上200米以外的网吧。

那么，到底什么决定了网吧安全隐患的概率分布呢？答：两个主要因素决定了网吧安全隐患的概率分布：其一，不合理的管制；其二，吏治腐败，执法不严。

一个合法网吧的诞生，在中国大陆要经过公安、文化、电信、工商等部门的审批，而公安和文化部门还常常不批。即使能批下来，也要一年半载。通常等到手续办全，房子和电脑已经贬值数万元。因此手续和证照不全，甚至没办任何手续就开始营业自然就是理性的选择。另一方面，吏治的腐败又使得开黑网吧的人很容易对付前来检查的有关官员。这样做甚至还很合算，因为罚款和贿赂实际上是从黑网吧所偷逃的应纳税款中支付的。案发当天北京市2492家网吧中，有2200家开业手续和证照不全。不难看出大多数黑网吧其实是在阳光下经营。

只是黑网吧到底没有稳定的预期。企业没有稳定的预期，急功近利就是必然的选择。今天干了，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继续干，试问，有谁还会去进行长期性的安全投资呢？

进一步，即使是合法网吧，不合理的管制也会导致高安全隐患。

斯蒂格利茨有个信贷配给理论，讲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高利率会淘汰低风险项目，只剩下那些高风险项目。道理很简单，利率高了，项目运营的成本也高了，那些低风险低收益的项目就变得无利可图，只有那些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才有融资需求。因此，理性的银行一般将利率定在低于市场出清的水平，实行信贷配给。

多头管制、过多管制必然增加企业运营成本，高运营成本使得低风险低收益的经营方式变得无利可图，迫使人们采用那些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方式。

看官，这可不是闭门造车。我姐夫在老家跑运输，经常往返于剑阁成都两地。镇上有不少小商贩，他们隔三差五地要去成都进货。每次进货，总是三五成群共同租车。一来有个伴，二来可以分担运费。他们总是头天晚上去，第二天晚上回。晚上去好理解：晚上十一二点出发，到了成都正是清晨，等不了几个小时就可以进货，可以免除在成都住一晚上。晚上回就不大好理解：即使下午四五点钟就把货装好了，也要等到晚上十二点以后才上路。

那时我在绵阳工作，他经常晚上两三点上我那儿。我见他太辛苦，晚上出车又不安全，就劝他晚上别出车了。他没有思考，回答得干脆：“看兄弟你说的，你以为我愿意在晚上跑，没得办法的嘛。养路费、过路费、过桥费、管理费都高得很，时不时的还有什么集资费，现在车又多，要不起价，不晚上跑有什么办法？就靠晚上多拉两个人，省点过路过桥费……”他曾对我说过，剑阁的费用太高，想把车注册在别的地方。他很清楚，这样年检是很不方便的。为建广元飞机场，向自行车都做了摊派，这我是知道的……真是思之怆然！

也许这就是中国特色吧。我们有很多行业，要办许多许可证，要很多部门来管。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往往管理部门越多的行业，问题也越多。中国的餐馆不比网吧少，可餐馆的问题不比网吧多！那些很多的管制，难道不是多余的吗？难道对行业的规范、发展、安全有什么好处吗？难道不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隐患吗？

再说一遍，主张加强管制，那是号错了脉，下错了药！那般管制，也许(我是说也许)可以降低安全事故的总数，但决不能降低单位网吧和车辆的风险隐患。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减少管制，严格执法，硬化约束！(原文写于2003年)

《三枪拍案惊奇》为张艺谋划上句号

造势了半年多的《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让饱含期待的观众大失所望。走出影院的观众大多口念：张郎才尽啦！

我曾经很欣赏老谋子拍摄的《英雄》。其它的片子，虽不是特别欣赏，但亦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十面埋伏》尽管故事滥了些，但是画面还有些美感；《满城尽带黄金甲》尽管剽窃了曹禺的经典剧作，毕竟周润发、巩利、周杰伦的表演还有几分好看……

然而，当《三枪》演完后，有种被谋财害命的感觉，花了半小时兑换影票，花了两次停车费，花了两个小时呆在影院里……竟然看了这样一部滥片——一个一无是处的超级滥片，简直是傻冒！一群丑得姿态各异的家伙，穿着俗气到夸张的大作怪的衣服，演绎了一段毫无新意的陈旧故事，深度和意义更是谈不上了。套用一句时下流行语：见得糟的，没见过这么糟的。可惜了嘉峪关外那红色的山峦，苍凉的外景！

搞笑决不是幽默，幽默需要智慧和品位；粗糙也不是本色，本色来自心无杂念的纯真。胡编滥造更不是想像力的别名。

朋友说，以后张艺谋的片子基本可以不看了。这让我想到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会允许自己产出一部垃圾作品；能产出一部垃圾作品，就说明他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不要求你个个是精品，但不可以有一个垃圾，这既是态度问题，也是人品问题。

没有灵感，可以休养生息；没有好题材，可以继续挖掘。

耐得住寂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修养。

也许这部片子，在老谋子的名气和小沈阳的热度的烘托下，会赚点票房；然而数这点钱的同时，是要付出代价的：花了这么多年培养起来的观众的欣赏和爱戴，就这么轻易地失去了！一个广大观众眼中的大导演，就这样陨落成一个文化商人、镜头骗子。这哪里是在“创作”？分明是在“玩电影”，进而“玩观众”！

遗憾的是，这样的导演又何止一人！妄言观众看不懂是层次问题者有之；靠胡吹高昂制片费来炒作者有之；自己为自己加冕为“爷”者有之……这些能带来什么？一时的快意和钞票而已。而最终的结果是，永久地失去了一批真正热爱艺术的支持者。

曾经听说一位演员，有人以不菲的片酬请他拍电视剧，然而，他看了脚本之后毅然回绝，原因是本子太差。我想说，一个真正纯粹的艺术人，是需要有点这样的个性的，是需要有点粪土俗名与金钱的。对于孙洪雷这样如此当红的实力派小生，来出演一位死了以后依然可以跳起来扭大秧歌的巡捕，不知是因为导演名气太大不好得罪，还是自己的审美水平忽高忽低，抑或是数目可观的片酬太有诱惑力吧！

相信，经典只属于有艺术修为和实力者。花拳绣腿，甚至只是虚张声势，除了一阵唏嘘和最终的人去台空之外，大概还会有当事者的后悔和空虚吧。

总之，看罢《三枪》，我真的“拍案惊奇”——张艺谋怎么沦落成这个模样？号称“中国第一导演”都这个德行，难怪中国电影冲不进奥斯卡呢！(与闫冬合作)

数学之美

人们一般热衷于传统美学，而忽视人类思维的美——科学美。这种美在数学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全部数学即是美学，即是方法论。

1. 数学的抽象美、自由美[1]

谈到数学的抽象美、自由美，不能不提及音乐，也不能不提及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的音乐哲学思想。叔本华生于1788年，死于1860年。他有幸耳闻目睹了德国音乐文化两大高峰——古典音乐和19世纪浪漫派音乐——的崛起。当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叔本华正好30岁；德国浪漫派音乐大师舒伯特、韦伯、门德尔松、舒曼等都是叔本华的同时代伟大人物。叔本华的音乐哲学实质就是他对德国音乐文化这两大高峰的反思和界说。他的基本见解是：音乐是旋律，它的歌词是整个世界；或者说，德国音乐的外壳是优美加壮美的旋律，它的丰富深刻的内容则以整个世界为念。音乐不是表现这个或那个个别的、具体的、一定的欢乐，这个或那个个别的、具体的、一定的抑郁、痛苦和心灵灵静，而是表现欢乐、抑郁、痛苦和心灵灵静本身。这种表现是抽象的、普遍的表现。音乐(旋律)语言是普遍程度最高的语言。另一方面，音乐语言又是最具体、最丰富的一种语言。因为音乐是表现事物最内在的核心，是表现自在之物的，当它回到现实世界，同每个人的心灵律动相遇，就会显示出最大的内涵和容量，因而最丰富，最具体，也最能震撼人心。这正是西方古典音乐中“无标题音乐”具有巨大魅力的秘密所在。康德也说过：无标题音乐是充满自由美的东西。

数学也是充满抽象美、自由美的东西。大数学家克兰纳克曾说过：“上帝创造了自然数，其余的一切皆是人的劳作。”当然，上帝是没有的，与其说“上帝创造了自然数”，不如说“人类智能创造了自然数”。睁开你的眼睛去看世界，你只能看到三片秋叶、三头黄牛和三颗星星……你绝对看不到数“3”，数“3”是人类性灵从现实世界所有包含三个东西的集合中抽象出来的产物，它同对象的特有性质无关。当天高气肃，月照当空，目际无垠之时，你仔细想想“3”这个抽象的东西，你定会赞叹人类智能的伟大创造，惊异数学的抽象美。“2+3=5”，它最抽象，最普遍，但同时又最丰富，最具体。两头猪+三头猪=五头猪，两颗星星+三颗星星=五颗星星，两个原子+三个原子=五个原子……

历史上不少著名人物都迷恋音乐，大数学家克兰纳克就是一例。一位数学王子何以如此迷恋音乐？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依我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数学和音乐均为一种抽象语言，它们都充满了抽象美、自由美。而且，数学和音乐还是两个人造的金碧辉煌的世界，前者仅用十个阿拉伯数字和若干符号便造出了一个无限的、绝对真的世界，后者仅用五条线和一些蝌蚪状的音符就造出了一个无限的、绝对美的世界。如果说，音乐是人类感情活动最优美的表现，那么数学便是人类理性活动最惊人的产品。

诗人们在吟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数学家们的心中也有：

但谁的烟有数学家心中的“烟”直呢？谁的圆有数学家心中的“圆”圆呢？

2. 数学的公理美

想起曾经读过的一则故事，说牛顿告诉人们，只要给他一个恰当的支点，他就能撬动地球。那么，在理论体系的建立中，这个支点又是什么呢？这个支点就是不定义概念加公理，也只能是不定义概念加公理。试想，你要说明甲概念，就需要借助乙概念，要说明乙概念，又需要借助丙概念……如此等等，总有一个概念是不能用别的概念来说明的；相反，它是用来说明别的概念的逻辑基础。这个概念就是不定义概念。数学中的“集合”、经济学中的“偏好”就是这样的概念。“点”、“线”、“面”也是这样的概念。谁能说清“点”是什么？啊，“点”，没有大小，无限可分。但究竟“点”是什么呢？还是没有说清楚。欧几里德本人说：“面”就是当没有一丝风的时候，池塘中水面的无限延伸。我们明白“面”是什么了吗？似乎明白些什么，但又并不十分清楚。

对于理论体系的建立，仅有不定义概念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一些基本的命题。同样的道理，这些基本命题是不可以证明的；相反，它们是用来证明别的命题的逻辑基础。这些基本命题就是公理。“两点决定一条直线”、“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点决定一个平面”、“在平面上，过直线外一点能且只能引一条直线与这直线平行”、等等，这些就是欧几里德几何的公理。“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消费者的偏好满足完备性、自反性和传递性”、“消费者的偏好具有连续性、单调性和凸性”、等等，这些就是微观经济学消费者理论的公理。

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讲一切科学的理论都是公理体系。欧氏几何是这样，消费者理论是这样，相对论也是这样……一切科学的理论也只能是公理体系。

在西方哲学文献中，探寻无法观察、不可实证对象的那部分哲学即“形而上学”。“自在之物”便属于“形而上学”范畴。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正是源于坚持消除“形而上学”。现代科学方法的要义就是放弃对“自在之物”的领悟和对世界最终本质的阐明。这对于质朴的热诚者来说，可能会带来心理上的痛苦，但事实上这转变却是近代思想史上最有成效的一种转变。

世世代代的人们都试图回答世界是什么这样一些本原问题，但不可能找到答案。找来找去，只能去找上帝。到了近代，西方人不再问世界是什么这样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转而去研究摩擦生热、石头抛向空中某个瞬间的速度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然而，恰恰是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导致了近现代西方的文明。数学中这类情况更为突出。世世代代的数学家一直把他们的研究对象看成是“自在之物”。直到19世纪，数学家们才开始懂得，追问“数”是什么，“点”是什么并不属于数学讨论的范围，而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故必须抛弃。数学家所能做的工作只是说明“不加定义的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遵循的运算法则”。

人类最光辉的思想之一就是公理思想。这一思想在欧几里德几何里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点”、“线”、“面”几个不定义概念外加几条公理，瑰丽壮观的欧几里德大厦建立起来了。罗巴切夫斯基只将平行公理“在平面上，过直线外一点能且只能引一条直线与这直线平行”改为“过直线外一点可以引两条直线与这直线平行”，瑰丽壮观的非欧大厦也建立起来了。在欧几里德大厦里，我们看到“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在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大厦里，我们看到“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大于180度”。走出两个大厦，世界之大，竟都正确。它们都反映了现实空间的相对真理。

是的，世界之大，不是一个或几个公理体系所能刻画和反映得了。幸好，公理体系的要害不在于公理假设本身是否正确(与现实相符)，而在于它们之间是否满足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也不在于这个体系的逻辑结论是否正确(与现实相符)，而在于从公理假设到逻辑结论的推导是否严谨可信。当然，人们不会凭空建立公理体系，并且，当公理体系的逻辑结论被检验为不正确(与现实不相符)的时候，人们就会修改这个理论体系的公理假设，或者抛弃这个理论体系。但这并不否定人们可以用错误(与现实不相符)的公理假设构造出“完美”的公理体系。尽管由错误(与现实不相符)的公理假设所构造出的公理体系的逻辑结论是错误(与现实不相符)的，但这个公理体系仍然是“完美”的。

公理体系的一个意外的好处就是当其逻辑结果被检验为不正确的时候，人们知道错在哪里，知道从哪里着手进行修正。而且，只有一个结果是公理体系的逻辑结果时，不同结果之间才具有可比的基础，不同公理体系的结果之间也才具有可比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经验证明是有局限的，仅仅根据经验证明进行比较是不够的。这恐怕是经济模型在现代经济学中大为流行的缘故吧。一个经济模型其实就是一个子公理体系。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有趣，所有的东西最终要靠建立在无法说清、不能证明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基础上的公理体系来得到说明，而最以结论的精确性和确定性而著称的数学，它的基础竟是一些说不清的、朦胧的东西！

3. 数学的辩证美

我们来计算由抛物线 ， 轴以及直线 所围成的面积。如图，让我们用下列各点

0， ， ，…，

y y=x2

把x轴的[0，1]分成n个相等的小段，并在每一个

小段上作左上角碰到抛物线的矩形。我们得到图中

带阴影的一连串矩形，记其面积的总和为Sn，

O 1/n 2/n 3/n (n-1)/n 1 x

Sn=

= = 。

让我们把Sn写成下面的样子

Sn= = 。

随n而定的 ，虽然形式颇繁，却具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性质：若n无限地增大，它将趋于零。进而，Sn就随之趋于 。

从图中我们看到：若n无限地增大，则带阴影的矩形的面积的总和Sn将趋于所求曲边梯形的面积。由此可知所求曲边梯形的面积等于 ，我们的问题便告解决了。

这一方法(极限方法)的观念是简单的，并可归结如下：为了要确定某一个数量，我们最先加以确定的，不是这个数量本身，而是它的某些近似值。这时，我们所建立的也不仅是一个近似值，而是一连串愈来愈准确的近似值。然后，从通过对这一连串近似值的考察，也就是说，通过对近似过程本身的考察，就把那数量的准确值唯一地确定下来了。

稳定不变的事物总是或总可视为运动变化的结果，这便是极限法的思想基础。

再来看分部积分法。分部积分法的公式如

，

或

。

公式的实质是将积分 转化成积分 。自然，我们期望 能比u简单，v能比 简单。但实际题目中并没有告诉我们谁是u，谁是v。不妨做简单考虑，只需 比u简单。我们来确定u。自然，v也就随之而确定了。

计算积分 。

u

x 1

选 ，则 ， 比u简单；选 ，则 ， 比u简单。很简单，从x到1和从 到 ，后者从繁到简的“步伐”迈得更大。“两优择其重，两劣择其轻”，我们选 ，于是

= =

=

= 。

掌握了“两优择其重，两劣择其轻”这一辩证的比较思想，我们就掌握了解这类题目的钥匙。其实，全部数学无处不在贯彻“两优择其重，两劣择其轻”这一原则。

数学无处不体现着辩证法，数学家们无时不在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陈省身教授80年代在北大讲学时说：“人们常说，三角形内角和等于 ，但是，这是不对的！”……“说三角形内角和为 不对，不是说这个事实不对，而是说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不对。应该说三角形外角和是 ！把眼光盯住内角，只能看到：

三角形内角和是 ；

四边形内角和是 ；

五边形内角和是 ；

……

n边形内角和是 。

虽然找到了一个计算内角和的公式，但公式里包含边数n。如果看外角呢？

三角形外角和是 ；

四边形外角和是 ；

五边形外角和是 ；

……

n边形外角和是 。

这就把多种情况用一个十分简单的结论概括起来了，用一个与n无关的常数代替了与n有关的公式，找到了更一般的规律。”

数学是什么？一般认为，数学是研究数与形的科学。其实，数学又何尝不是美学，不是方法论？

[1] 本节主要地吸取了赵鑫珊的论述。

工信部半夜打枪没摸着火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9日公示《现有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即日起至12月16日征求修改意见。征求意见稿为钢铁企业设定了6道准入门槛。其中规定，2008年度普钢企业粗钢产量必须达到100万吨及以上，特钢企业50万吨及以上。

据介绍，目前我国钢铁产能达6.6亿吨，需求4.7亿吨，过剩1.9亿吨，同时还有5800万吨在建产能。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曾公开呼吁，鉴于国内钢铁产能严重过剩，3年以内，钢铁企业不宜再上新项目。8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要重点加强对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发展的指导，并明确了进一步加强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项目审批管理，不得下放审批权限，严禁化整为零、违规审批等调控手段。此次工信部出台《现有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是我国首次对钢铁生产行业实行准入制度。

征求意见稿设立了产品质量、环境保护、能耗和资源综合利用、工艺和装备、生产规模、安全、卫生和社会责任6个准入条件。其中，产品质量方面，要求企业须具备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并获得ISO9000系列标准认证，产品质量须达到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两年内未发生重大产品质量事故等；环境保护方面，要求企业吨钢污水排放量不超过2.0立方米，吨钢烟粉尘排放量不超过1.0千克，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不超过1.8千克，此外，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固体废弃物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等；工艺和装备方面，要求高炉有效容积400立方米以上，转炉公称容量30吨以上，电炉公称容量30吨以上(不含特殊钢电炉)等。

据了解，作为生产规模的硬性要求，征求意见稿中“2008年度普钢企业粗钢产量100万吨及以上、特钢企业50万吨及以上”具有一票否决效力。如果企业不符合其它5个准入条件，则需要按条件的要求进行整改，如果整改无望再逐步退出钢铁生产。

不难看出，征求意见稿虽然对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安全、卫生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做了重要考虑，但是核心一点还是要治理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于是我们便不能不问：产生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能不能通过进入限制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把话说得直白一点吧，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问题只可能发生在产权国有和政府介入投资活动的经济中。我们老讲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我们就是看不到西方国家讲这个问题。一个产权私有的经济，不是说没有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但一定不会成为问题的。你在辽宁办钢铁企业，你会无视宝钢的存在吗？你在四川办软件企业，你会无视微软的存在吗？不会的。因为你无视的话，就要付出血本无归的代价。可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呢，他在辽宁办钢铁企业是可以无视宝钢的存在的，他在四川办软件企业是可以无视微软的存在的。他不怕流血，不惧血本无归，因为流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血。国企老总和政府官员投资花费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这个钱不去投资做项目是很难流入到自己口袋中的，而投资做项目，即便这个项目不盈利，多少总能给经理人员和政府官员些或明或暗的好处。这就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具有投资冲动的根本原因，这也是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的全部逻辑。

不能理解的是，工信部的专家学者和官员们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而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又为什么不是去改革产权和政府投资体制，而是搞什么进入限制？相信我谢作诗的判断吗？你用行政手段把2008年度普钢企业粗钢产量未达到100万吨及以上，特钢企业未达到50万吨及以上的300多家、占全部钢铁企业近2/3的钢厂逐出市场，短期当然可以起到解决产能过剩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长期中你又如何保证留下来的1/3达到你的规模要求的企业不产生投资冲动呢？是不是对于这些留下来的达到你的规模要求的企业，对于它们的投资和产能也要做一些行政的规定呢？如果这样做真是可行的话，那么我们当初完全可以不用搞市场化改革的了，让工信部的专家学者和官员们去做计划经济的管理者便可万事大吉。

不由我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假使我是工信部的专家或者官员的话，我要怎样做呢？老实说，我会做出同样选择的。不如此，便不会有管制的需求了。而我们知道，要有管制，才会有权力租的存在。任何人都要努力创造对于自身的需求，这大概是不能有例外的吧？

高风险的经济学含义

前不久听商业银行的一位朋友讲课，讲到银行经营的高风险特征。他讲关键是放出去的款收不回来。他讲到银行的改革，讲到银行正在建设各种制度以降低放款风险，然而独独不提产权的问题。我听不下去，忍不住要发问：高风险的经济含义是什么？

一个行业，风险很高，当事人就有损公肥私的激励，因为事后他总可以把不利的结果归因于行业本身的高风险。行业风险很高，那我是不会尽心尽力工作的。我会高工作中消费，请漂亮的女秘书，住高档的酒店，我还要干其它损公司利益肥私人腰包的事情，因为事后总是可以开脱：我是尽了力的，是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搞坏了我们的企业绩效。

为了降低道德风险，一个容易想到的办法是加强监督。这正是不少银行的改革思路：一个人说了不算，要集体说了算；一个部门说了不算，要多个部门说了算。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者呢？监督者怎么有积极性监督呢？当然，也要搞激励：放出去的款回收率高，就给当事人一定的奖励；也要搞惩罚：放出去的款收不回来，就给当事人一定的惩罚。问题是，怎样的激励和惩罚才是构成强激励和强惩罚？激励吗，强度不够，效果是不会明显的。惩罚呢，搞得不好，当事人的理性选择就是减少放款或者不放款，一度发生的银行惜贷，就是证明了。

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让私人资本去做高风险的事情。自己给自己办事总会用心的吧。

今天，我们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殊不知，创新和高风险乃是一个铜钱的两面。从国际经验看，技术创新不仅投入大，而且风险高。国际上大跨国公司每年要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然而只有5%左右的项目可以成功申请专利。在这些专利项目中，又只有十之一二能投入到商业生产，给公司带来回报。正因为创新的高风险特征，所以在经验上我们看不到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的成功例子，反倒是看到了不少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的失败例子。然而很不幸，从计划经济走来的我们似乎容易沉迷于政府主导所创造的种种“奇迹”，沉迷于公有产权的“奇迹”。不是吗？别人搞出原子弹，我们很快也搞出原子弹；别人卫星上天，我们很快卫星也上天，似乎政府介入科学研究很有成效。但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别人搞过了，是模仿，有径可循，信息充分了许多，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不确定性。

弗里德曼讲得好：“不管是建筑还是绘画，科学还是文学，工业还是农业，文明的巨大进展从来没有来自集权的政府。哥伦布并不是由于响应议会大多数的指令才出发去找寻通往中国的道路，虽然他的部分资金来自具有绝对权威的王朝。牛顿和莱布尼兹，爱因斯坦和博尔，莎士比亚、米尔顿和帕斯特纳克，惠特尼、麦考密克、爱迪生和福特，简·亚当斯、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和艾伯特·施韦特，这些在人类知识和理解方面，在文学方面，在技术可能性方面，或在减轻人类痛苦方面开拓新领域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出自响应政府的指令。他们的成就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的产物。”假如我们真要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话，那么就应该大力提倡并切实保障私有产权和个人自由，通过自由的个人和自由市场上的私有企业来完成我们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

日本、东亚的高储蓄率

翻开各类书籍杂志，总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日本、东亚经济实体之所以经济增长率高，是因为它们的储蓄率高。“这种高储蓄率正是这些国家高增长率的一个原因。”理由是什么呢？根据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量比率，高储蓄率自然意味着高增长率了。

我的问题是：如果说日本、东亚经济实体过去增长率高是因为储蓄率高，那么今天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仍然很高，为什么没有了高增长？我们是不会满意于这样的解释的：因为增长率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所以尽管日本、东亚经济实体储蓄率仍然很高，但由于其它因素的抵消作用，没有了高增长率。

实际上，无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还是索洛模型，还是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都隐含地假设了“投资等于储蓄”，因而都是均衡分析，研究的是均衡增长问题。然而，诚如凯恩斯所言：储蓄和投资分别是由不同的经济主体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时点上做出的，投资并不必然地等于储蓄。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之一。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长期分析，在长期中，投资等于储蓄。然而，凯恩斯讲得好：长期中，我们都死了。我们不能假设得太长。

也许有人会说：事后的投资等于事后的储蓄，从事后来看，投资等于储蓄。然而，由于在每个时点上，都有新的投资者做出新的投资决策，都有新的储蓄者做出新的储蓄决策，严格地说，经济没有事后投资和事后储蓄之谓。

经济确实不会无限制地发散，但未必就有均衡，也未必定向“均衡”趋近。

在我们看来，就其核心来说，哈罗德—多马模型更应被视为这样一个命题：如果投资等于储蓄，那么增长率一定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量比率。事实上，如果

I=S，

那么

I/Y=S/Y。

进一步，

(△Y/Y)·(I/△Y)=S/Y。

两边同时除以I/△Y，即得增长公式：

△Y/Y=(S/Y)/(I/△Y)。

因此，重要的就是投资及其决定因素。问题的关键是投资如何能等于储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凯恩斯主义者，坚持有效需求决定投资的观点。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当投资的需求大于储蓄的供给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句话说，储蓄只是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在经济生活中，别的都只决定可能性，使可能变为现实的只能是需求。

过去，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高，增长率也高。然而首要的不是高储蓄率，而是高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是畅通的。今天，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仍然很高，为什么没有了高增长？其实，只是因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已阻断，高储蓄不能实现为投资。

经济在起飞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短缺经济”，更多的是受资本积累的约束，这时，高储蓄率必然对应着高增长率。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更多地表现为“过剩经济”，更多的是受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这时，高储蓄率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的起飞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是鼓励储蓄，而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是鼓励消费。

储蓄是一种漏出，储蓄不能实现为投资，高储蓄率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如今，美国经济放慢，预计今年只有0.7%的成长。现时也没有其它地区可以替代美国。以目前环球市场之互相紧扣，美国经济减慢，亚洲势必遭受打击。我们不能不为正在复苏的高储蓄的东亚经济捏一把汗！

当然，我们讲美国经济减慢，亚洲势必遭受打击，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对个别国家来说，就另有含义了。例如对中国来说，美国经济减慢，就另有含义。美国经济减慢，国民收入就会减少，但这不是说美国人就一定要减少消费，他们会选择便宜的以替代贵的进行消费。这是说，美国经济减慢，反而可能增加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我们不要忘记了郑京平的提点。(该文写于2002年)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硬币之两面

2000年12月，杨小凯教授提出后发劣势概念，提请人们注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后发劣势问题，引起对于该问题的广泛关注，并引发后发优劣势之争。2002年6月，林毅夫教授提出商榷意见，讨论再次升温。然而在这场讨论中，有几个问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

后发劣势到底是什么？是有没有后发优势或者后发劣势的问题吗？是后发优势多一点还是后发劣势多一点的问题吗？是克服了后发劣势才能够发挥后发优势的问题吗？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什么是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东西？私有产权、自由、民主、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到底怎样？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技术引进与后发优势

关于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林毅夫做过很好的概括：

从技术层面来讲，经济发展主要决定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技术进步最根本、最重要。这是因为：没有技术进步，就会碰到投资报酬递减，积累的意愿就会下降，就不会始终有一个高的资本积累；没有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就不能高级化，产品就不能升级换代。因此，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如何，只需要看这个国家技术进步的潜力有多大。

技术进步有两个来源，一是创新，一是引进。从经验来看，技术创新不仅投入大，而且风险也高。国际上大跨国公司每年要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然而只有5%左右的项目可以成功申请专利。在这些专利项目中，又只有十之一二最终投入商业生产，给公司带来回报。可见，如果把所有的，包括失败了的和不能给公司带来回报的研发全部算进去的话，最新技术的研发不仅投入巨大，风险高，回报率也并不很高。

作为发达国家，其企业使用的技术已经处在最高水平，因此技术进步只能来自于创新。不投入资金、人力去从事研究和开发，就不可能有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则不一样。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国民受教育程度、资本存量、劳动存量以及资本/劳动比等等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技术和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也是有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技术模仿和引进的可能性。一般来说，技术引进的成本只有技术创新的1/3。模仿的成本就更低了。因此，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实现技术快速变迁的。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发展中国家具有比发达国家更快增长的潜力。

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国民受教育程度、资本存量、劳动存量以及资本/劳动比等等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技术和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也是有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技术模仿和引进的可能性。又因为技术模仿和引进的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的成本，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实现快速的技术变迁，进而实现高资本积累和快速的结构变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这就是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二战后，东亚出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被誉为“东亚奇迹”。首先是日本，接着是亚洲“四小龙”，维持了三、四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甚至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过程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主要不是靠技术创新，而是靠技术模仿和引进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主要也是通过模仿和引进国外技术、管理获得快速发展的。这些都是后发优势的例子。

制度环境与后发劣势

技术总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一定的技术优势需要特定的制度支持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反过来，特定的制度安排又决定着技术的供给和技术作用的发挥。在均衡中，技术与制度、制度的各个部分是相互依赖、相互决定着的。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技术内生供给情况下的最优制度安排是不同于技术外生供给情况下的最优制度安排的。在技术内生供给的情况下，最优的制度安排不仅要保证新技术能源源不断地被创新出来，还要保证给定的技术能够尽可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在技术外生供给的情况下，最优的制度安排只需要保证给定的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很显然，这两种情况下的最优制度安排是不一样的。

技术外生给定，经济绩效很大程度就决定于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能力了。因此，在技术外生供给的情况下，最优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也就是能够最大程度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制度安排了。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强的政府”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政府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能力显然超过了民间力量。东亚在“赶超”阶段基本都内生出了一个“强的政府”，政府深深地介入经济活动，就是这个道理。东亚的“强政府”在其“赶超”阶段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这是不能否定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技术外生供给情况下所内生出的又一制度安排。林毅夫等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换个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技术模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技术外生供给情况下所内生出的一种更强的制度安排。

技术外生给定还导致对于某些制度安排缺乏需求。例如，在技术外生供给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对于专利制度和其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需求的。不难理解，在“赶超”阶段，后发国家在这些制度建设方面一定是滞后的。不仅如此，由于制度的各部分具有互补性，这些强化的和弱化的部分还会引起连锁反应，强化或者弱化制度的其它部分。

然而，只要后发优势能够有效发挥，后发国家迟早是要进入“后赶超”阶段的。进入“后赶超”阶段，技术供给很大程度就要依赖自己创新了。但是技术内生决定所要求的最优制度安排，是不同于给定技术而只是有效发挥其作用所要求的最优制度安排的。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有一个重要的产权特性，就是人力资本天然归属于自然的个人。人力资本还是一种“主动资产”，一旦产权残缺，其价值就会立即贬损，甚至变得荡然无存，因此，人力资本是需要激励的。人力资本天然私有，人力资本需要激励，于是非人力资本就不能公有。这是因为，人力资本归根结底是要用物质和精神财富去激励的。这说明，技术创新要求私有产权。我们知道，专利制度以及其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都是对人力资本私产的承认和保护；更一般的企业制度也是对人力资本私产的承认和保护——企业的剩余权正是对企业家精神和各种创意的定价和回报。

一个“弱的政府”是不能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但是一个“强的政府”同样也是不能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强政府”容易产生腐败和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成为破坏私有产权的工具。在“赶超”阶段所内生出的滞后的专利制度和其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都成为“后赶超”阶段技术创新的障碍。

“强政府”还是资源配置失当的主要成因。在“赶超”阶段，先行国家走过的道路是清楚地，后进国家的政府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介入经济，成功的把握比较大。然而面对未知，需要创新之时，就难免凶多吉少。今天转轨国家所经历的转轨萧条，东亚所经历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无不与当初政府过多过深介入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

问题主要还不在于此。由于制度具有稳定性，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要从一种制度安排彻底地变迁为另一种制度安排，是很困难的事。“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难免给“后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制造障碍。“赶超”阶段引进和模仿的成功很可能造成“后赶超”阶段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后发国家在进一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可见，“后发国家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难。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通过模仿技术，后发国家可以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这虽然可以获得短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致长期发展于不可能。”这只是后发劣势概念之一个方面。后发劣势概念之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不是不去模仿制度，而是制度根本就是“动态不一致”的。“赶超”阶段所要求的最优制度，是不同于“后赶超”阶段所要求的最优制度的。然而制度具有稳定性，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反而给“后赶超”阶段的经济发展制造了障碍。这才是后发劣势概念最重要的方面，这才是后发劣势概念核心之所在。

保障私产，推行法治

可见，既不是有没有后发优势或者后发劣势的问题，也不是后发优势多一点还是后发劣势多一点的问题，更不是克服了后发劣势才能够发挥后发优势的问题，而是后发劣势内生于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就像收益和成本的关系一样，乃硬币之两面。要获得利用后发优势的好处，就必须承担面对后发劣势的代价。这是无可避免的两难冲突。后发国家应该注意并处理好此两难冲突。

处理此两难冲突，关键不在于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共和制，而在于要切实地维护和保障私有产权，推行法治，依法治国，减少国家干预，让私产所有者在市场中自由选择。私产的所有者一定会利用后发优势。私产所有者自发利用后发优势，既可以获得后发优势的好处，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后发劣势的坏处。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私有产权和法治最重要。

私有产权的重要性表现在：第一，私有产权是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制度安排。私有产权鼓励投资和生产。第二，在无可避免的竞争使用资源局限下，私产的租值消散最小。第三，在私有产权下，资源会落入善用者手上，用在最有价值的项目上。第四，私有产权是市场和市价的基础。没有私产，就没有市场，也就没有市价。没有市价的指引，专业化的利益就要大打折扣。一般说来，私有产权制度下的交易费用—产出量比率最小，经济绩效最好。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的费用不菲，然而数千年来，私产或近于私产的制度安排驱之不去，就是证明。

法治的重要性表现在：第一，约束政府，约束政府的任意干预。政府的权力天然大于个人和企业；给定这一权力，政府随意干预经济的倾向是很难自我抑制的。如果政府行为不受法律约束，私有产权、独立企业制度和自由交易就没有根本保障，市场经济就没有基础。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重要一条是老百姓可以通过法律约束政府行为。第二，约束经济人，约束经济人的机会主义。人的自利有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但是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这后一方面是需要法制加以约束的。法治是通过界定和保护私产，执行合约来减少交易费用和增加社会福利的。

法制和私有产权紧密相联。一方面，私产缺少保障，法治就很难推行；另一反面，没有法治，私产又没有根本保障。私产有利于推行法治，法制反过来又是私产最有力的保障。

而自由和民主呢？私产缺少保障，法治欠佳，自由不但不会带来效率，反而有损效率。民主是很容易成为破坏私产的工具的。民主要带来效率，也是要以有效的私产保障和良好的法治为前提的。我们不难找到这样的国家，不可谓不民主自由，但其经济绩效就是乏善可陈。

当然，我没有否定政治民主机制对于产权和法治的积极作用。从长期来看，如果没有政治民主机制做保障，法治就是一句空话，私有产权就没有根本保障。然而，宪政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急不得的事。经济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互补性。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一夜间做出变更，但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就只能逐步进行调整。滞后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可以使得正式制度安排的效果南辕北辙的。经济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互补性，这反过来也表明，整体的变化可以从局部开始。不是说宪政改革一定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完成，而是说即使是激进的宪政改革，前期的准备也是必要的。宪政改革可以也应该从维护和保障私有产权开始，可以也应该从法制建设、从加强法治开始。

再论学习的方法（五之五）：不要什么课程都认真学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什么课程都认真学习。古人云：凡事都认真对待，必以惨败而告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我衷心地认为，有的课不学有益，学了反而有害。年轻人思维没有定型，受到了好的影响，可以发展得很快，但是受到了坏的影响，也可能改都改不回来。所以“开卷有益”看来是需要推敲的。书不可以乱读，这在当今中国尤其如此。

一些事我们总要要认真对待，一些事我们一定不可以认真对待的；一些课程我们一定要认真学好，但一些课程我们混个六十分最好。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好些课程我时间不过半就可以得90分，而另一些课程我及格都难。记得一次考《数学分析》，天大热，考试才半个小时，我流鼻血不止。监考老师带我到校医务室好不容易把血止住了，问我要不要继续回去考试。我说不用了。老师一脸惋惜，他不知道我是不需要了。后来这次考试我得了95分。而《教材教法》课程呢，考试下来，老师在路上见到我，主动对我说：“你已经60分了，就那么的了哈！”言下之意，如果我不及格，老师会给我打及格的。我得申明，我可不是因为跟老师有什么感情和交流，完全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认真学习的学生。今年暑假，大学同学在都江堰举行毕业二十年同学聚会。陈国先老师也去了，岁月沧桑，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二十年不见，他竟然一下子叫出我的名字来。我万分感动，但这也足显我当年是认真学习的。要知道，陈老师给二班讲《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我们一班是邓坤贵老师给我们讲的这门课，他并没有给我上过课。(想起来，我就为今天的高等教育感到悲哀，尽是大班课，就是想记住学生的名字又如何做得到？)

什么课程应该认真学习，什么文献应该认真阅读，是需要老师指点的，这是老师的职责。所以今天我分管研究生，就要求：第一，课程体系一定要向国际一流大学看齐。在我看来，教什么远比怎样教重要。必须交给学生正确的、重要的东西，要给他们一个好的架构。有了这个架构，哪怕是自学，学生也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得到较好的发展。反之，如果我们给了学生错误的架构，那就只有与正确的发展方向渐行渐远了。第二，每个老师主讲一门课，辅讲一门课，一定不要讲太多的课，一定不要什么课都讲。第三，一些课程我们讲起来有难度，讲不好，没有关系，我们并不要求老师这一学期从头到尾把这个课都讲好。这学期讲三章，下一年再开这门课，在这个基础上再讲三章，再下一年再讲三章。三五年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门课程建设成熟起来。但是必须要交给学生正确的和重要的东西，而不是老师容易讲的东西。今天在中国，因人设课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也要靠学生自己的际遇的。当年在辽大读博士的第一学期，同寝室的是从厦门大学考来的韩太祥同学。他知道我是西方经济学专业的，就对我说：“有一个叫张五常的经济学家，你知道不，蛮厉害的。”其时，我真的不知道有张五常这个人。太祥君不知，他的这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全文完，原文发表于《教育管理研究》2008年第2期)

再论学习的方法（五之四）：理论学习最重要的是建立理论“基准”

据说，哈佛大学的韦茨曼教授讲，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基准”。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就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是的，你去读张五常教授的东西，题材虽然五花八门，但是内在的逻辑和理念却是一以贯之的；你去读林毅夫教授的东西，读张维迎教授的东西，读周其仁教授的东西，他们都有一以贯之的东西。为什么？正是因为他们有自己赖以做经济分析的理论“基准”。在我看来，科斯定理是“基准”，MM定理是“基准”，阿罗—德布鲁体系是“基准”，(张五常发展了的)租值消散定理是“基准”，……，几乎每一个诺贝尔获奖理论工作都是在建立某种理论“基准”。张五常教授对科斯定理有着独到的理解，又发展了传统的租值消散定理，而他对经济学的成本理念的把握则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高度，所以他的经济分析既别致和有味道，又朴实而无华。我呢，我的天赋赶不上张五常教授，所以除了在科斯定理、租值消散定理、成本理念上下了一些功夫，还在比较优势原理上下过一番功夫。说来说去，我的脑子里只有科斯定理、租值消散定理、比较优势原理和对成本理念的一些自认为是下过功夫后的理解，此外再没有更多一点的东西了。

话得说回来，拥有理论“基准”是一回事，怎样用好“基准”则是又一回事。要知道，并不是人人都能用好理论“基准”的。我们一些人，简单地拿了新古典世界的边际等式到现实世界“运用”一番，然后宣称，这也无效率了，那也无效率了。殊不知，因为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不同于标准模型的约束条件，因此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不满足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并不意味着真实世界就是无效率的；相反，如果满足标准模型的边际等式，那么真实世界反倒应该是无效率的了。张五常教授大声疾呼：“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经济总是有效率的。”这事反对的人没有，但是呼应的人也不多，弄得他只能戏称自己是“一士谔谔”。俗语说，“高手看世界是和谐的”，所以哪里有那么多的无效率哟。

一般来说，理论“基准”都是一些无关性命题，就是一种在理想的经济环境下结果与工具或者方式或者资源配置不相关的命题。没有人否认，作为“参照系”和理论“基准”的无关性命题本身就给了我们某种直接的启示。例如，科斯定理就给予我们低交易费用情况下外部效应问题存在市场解的直接启示。不过就这些无关性命题来说，要点却不是对其直接加以应用，而是在其基础之上加约束条件找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相关关系，最终得出相关性命题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五常讲：科斯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而在于促使我们关注约束条件。张五常、谢作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来批判格雷欣定律的。他们要表达的是，在理想的经济环境中，劣币和良币的收益是相等的。这是一个无关性命题。在这个无关性命题之上，加上正交易费用，或者收币的人不能拒绝付币人用劣币的支付的约束条件，总可以得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论；而加上收币的人可以拒绝付币人用劣币的支付的约束条件，又可以得到良币驱逐劣币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劣币驱逐良币是定律的话，那么就得承认良币驱逐劣币也是定律。而如果这样的定律真的算做定律的话，那么每一个事件都要对应一个定律的；如果经济学充斥着的是这样一些定律，那么不仅是无趣的，也是极不深刻的。

是的，理论“基准”的主要作用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分析平台。我们把某个新的因素加入进来，利用模型所建立的既有平台做分析，然后和模型的既有结构和结果进行比较，就可以观察新因素的作用机制和效果了。我们以MM定理为参照，看现实中是什么违反了这一定理的假设条件，就知道是什么因素使得不同的金融工具收益不一样了。我们以科斯定理为参照，看现实中是什么违反了这一定理的假设条件，就知道是什么因素使得产权与效率相关的。我们以阿罗－德布鲁体系为参照，看现实中是什么违反了这一理论的假设条件，就知道是什么因素使得不同经济体制的经济效益不一样了。这里要提及的是，加入了某个新的因素，模型的结构可能会有根本的改变。例如加入了正交易费用的约束，零交易费用经济学模型的结构可能就有根本的改变。

我们总讲创新，但是困难不在于说明创新如何的重要，困难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创新。其实，创新本身也要求我们必需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基准”和“参照系”。我给我的学生讲：你总不能完全沿着别人的思路走，然后希望超越前人。这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是可能的，但在我们沈阳师范大学可能性不大。怎么办？你可以用你掌握的“基准”去观察别人研究的问题。因为你们的视角不一样，方法不一样，看到的和发现的也就可能不一样。我和导师穆怀中教授用科斯定理去观察“合成谬误”和“囚犯难题”的传统讲法，结果发现它们与科斯定理的精神竟然是矛盾的。这是不是创新呢？以科斯定理的理念来看社会成本问题，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在一些情况下，听任外部效应发生，听任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反而是效率的表现；在一些情况下，私人之间的合约安排，就可以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问题；而由于不同的行为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不同的行为主体做相同的事情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因此科斯定理并不否定有些外部性政府出面解决更有效率，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出面解决外部性问题，反而更有效率。核心在于交易费用的性质和大小，它使我们不能一般地指出哪些外部性本身就是效率的体现，哪些外部性个人的行为或者私人之间的合约就能克服之，哪些外部性政府干预将比私人合约更有效率，因此政府的经济作用就变得不那么清晰了。我把这样的分析平移到关于垄断的分析上去，会有创新的效果吗？

总有人问我，你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我说交易费用经济学，但是很多问题都可以研究。以交易费用经济学特有的视角吧。我历来反对简单地以问题导向来区分研究方向。你不能说，你研究老工业基地，这就是你的研究方向；你不能说，你研究“三农问题”，这就是你的研究方向。核心在于你是怎样研究这些问题的，你的视角是什么？方法是什么？架构又是什么？即你是以怎样的理论“基准”和“参照系”来研究这些问题的。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未完待续，原文发表于《教育管理研究》2008年第2期)

再论学习的方法（五之三）：学问之道是求同而不是存异

写文章，我们要尽量地把自己的工作与别人相区别。这是存异而不是求同，是为了发表文章的需要。但是从增长学问的角度，要点却不是存异，而是求同。求同是什么意思？就是把理论一般化来看待。高小勇总编曾经多次地跟我讲，要一般化地看问题。2003年在深圳拜见张五常教授的时候，他老人家给我讲了四点，一是要学好数学；二是要学好英语；三是看一看马歇尔的《原理》，他说马歇尔的架构很好；末了，他不忘强调的还是一个一般化的问题。老实说，要我听懂教授的那一口粤味普通话是困难的，而更重要的是，我根本就赶不上他那快如闪电的思维。尽管如此，他老人家强调的这四点我还是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2005年，在张五常教授七十寿辰庆典上，周其仁教授有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讲话。周教授在学界是公认的善于讲话的人，他的原话我当然学不出来。他讲话的大意是：一般高手的文章，看一两篇也就大约知道其余了。但是张教授呢，篇篇你都觉得新颖别致，然而就其实质，他又总是有一个收敛着的中心。他的所有的文章，在精神上、理念上又是完全一致的。其实，这种一致性正是高度一般化的产物。我以为，学术的高手和低手之别就在于有没有这样的收敛中心，就在于在精神上、理念上能不能够做到连贯一致，能不能做到一般化。连贯一致，一以贯之，这看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远的不说，主流经济学在正确地定义了成本是放弃的最高代价，是机会成本之后，在其后的厂商分析中，几乎是没有例外地拿历史成本当成本来分析问题。这就是不容易一以贯之最直接的例子。我们有些人，左边来了问题左拳打，右边来了问题右拳打，上边来了问题用头顶，下边来了问题用脚踢，殊不知，把这些分析放在一起来看，原来它们是矛盾的，彼此是互不相容的。这样的人，低手无疑矣。我的一个叫于勃洋的本科学生，听了我几场报告，然后上网去查看了一些我的文章。有一天，她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对我说：“老师，您写了那么多文章，其实来来回回讲的只是产权和交易费用。”我眼睛一亮，认定她是可以学好经济学的，要她考我的研究生。但她坚持要报考外校的研究生，可惜后来落榜了，这事至今还让我觉得遗憾。

朋友，不要以为只有污染才是社会成本问题，难道垄断就不是社会成本问题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合成谬误”就不是社会成本问题，“囚犯难题”就不是社会成本问题，其实在根本上，它们讲的无不都是社会成本问题。我和我的导师穆怀中教授一道曾写文章说明科斯定理、“合成谬误”、“囚犯难题”讲的是一回事情，然而“合成谬误”和“囚犯难题”的传统讲法却与科斯定理的精神相违背。这事赞成的人不少，但就是没有重要杂志愿意发表，最后只好发表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上。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合成谬误”、“囚犯难题”只是经济学的逻辑游戏，并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要知道，对于它们的不同理解将导致我们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产生根本不同的看法。例如，如果“合成谬误”的传统讲法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失业是宏观问题，必须要由政府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结论。而一旦我们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看问题，否定了“合成谬误”的传统讲法，我们至少不会得出失业必然是宏观问题，必须要由政府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结论。

高度一般化的能力，其实也是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事物本质的能力，这在任何学科、任何领域都是极端重要的。我且用一个数学例子来给以说明。在数学上，我们经常要利用分部积分的办法来计算一些积分。分部积分的公式是∫u(x)v′(x)dx=u(x)v(x)?∫v(x)u′(x)dx，不过实际计算的时候需要我们判断视被积函数的哪一部分为u，然后将其余部分视为v′，才能运用公式进行积分计算。由于被积函数各各不同，千变万化，似乎并没有做这种选择的一般方法。但是假如我们不是关注于被积函数的具体形式，而是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看问题，那么我们就能找到做这种选择的一般方法。要知道，公式的实质是将积分∫u(x)v′(x)dx转化为积分∫v(x)u′(x)dx来计算，于是核心一点，积分∫v(x)u′(x)dx要比积分∫u(x)v′(x)dx简单易算才行，也就是u′要比u简单，v又不能比v′复杂。不妨简单地考虑u′要比u更简单，愈简单愈好，于是我们就找到了选择u的一般准则。例如计算积分∫xarctgxdx，我们选择u=x，则u′=1，u′比u简单；选u=arctgx，则u′=1/(1+x2)，u′比u简单。虽然无论选u=x，还是选u=arctgx，u′都比u简单，但是很显然，从x到1和从arctgx到1/(1+x2)，后者从繁到简变动更大，也就是说，选择u=arctgx，u′比u更为简单，于是我们选择u=arctgx，可以这样计算该积分：

= = =

= 。

如此看问题，我们就找到了解分部积分题目的一般方法。我曾用这样的方法试解历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题，没有一道不是迎刃而解。我认为，这就是通过纷繁复杂的被积函数的具体形式，把握分部积分的一般化本质的魅力之所在。我的一个叫吴永辉的同学，中国科学院博士毕业，在美国、日本、德国好几个国家做过博士后研究，我和他聊起学生时代老师给我们布置那么多习题的时候，他说：“其实完全不用做那么多习题的。”他这个人含蓄，有修养，不会去直接批评老师的。但我知道，这是我们对于过去接受的教育所表达的一种不满了。(未完待续，原文发表于《教育管理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