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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卖地消除楼市泡沫
薛兆丰
2010年1月26日

坊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房地产市场，由于政府大量卖地赚钱，所以推高了房价，并制造了楼市泡沫。这种观点是错的。恰恰相反，假如政府不卖地，不从卖地中挣钱，房价反而会进一步剧增；政府卖地本身，其实直接推低而不是抬高了房价。

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取得的巨额财政收入，常常被误解为居民住房成本增高的根源。其实不然。道理很简单。你意外捡了颗钻石，假如市场上最高出价是100万，那么它就能卖100万。即使你把钻石赠送给中介商，它最终也还是卖100万。也就是说，即使政府把土地送出去，按身份证号码摇奖，随机送给国民，最终购房者支付的房价也不会因此下跌。这是经济学的供求规律。让我分八点逐层简述。

第一，供地越多，房价越低。不管这供地是通过行政分配、公开拍卖、私相授受、免费赠送来实现，此理不变。所以，认为政府因为卖地多而增加了楼市平均价格，是方向性的错误。恰恰相反，政府不卖地，不供地，不鼓励民用土地用途的自由转变，或不允许其他人供地，才会促进房价高涨。

第二，土地国有，政府垄断，也属常见。英国和港英，土地都是女皇的，一点点卖出，只卖使用权，不卖所有权，收入用于政府开支，算是征税，本身并无不妥。有人说，土地是人民的，要归人民。但政府支出，原则上也用于人民。要理解房价与泡沫，土地的最初所属，是无关的因素。土地存量有限，不管归谁所有，只要需求增加，房价就会上涨。

第三，供地方式，拍卖为宜。公开拍卖是最透明和高效的方式。其他方式滋生更多腐败和寻租损耗。况且，拍卖反映了和取决于市场需求。不是政府想卖多高价格就能卖多高。要地产商预期有承接，才能成交。政府开价过高，或市场预期不佳，就自然会流拍。究竟是谁推高了房价？是购房者本身。

第四，即使土地免费，房价也不改变。有人以为，假如政府把土地免费送出来，房价就会下降。不对。不管是谁，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得到了政府免费送出的土地，他也会转身按照市价卖出，能卖多高就卖多高，而不会免费或低价转让。政府把地免费送出，只是让第一手得到土地的人(不论他们是因为抽奖得到还是凭关系得到)，分得了本来归入国库的卖地收入，而最终住房者不会得益。到此请重读第三点。

第五，政府会优化供地节奏。土地供应跟不上需求，废话，当然跟不上。土地就那么多，尤其是好地段。问题是，政府为了使卖地收入最大化，会适当控制卖地节奏，这也就在土地的短期和长期的用途间取得了平衡。虽然政府可以一次性把土地全部贱卖出去，然后由二级市场通过多次交易来决定这些土地合并、分拆、规划和再规划，但政府一般不愿意这样让利。重要的是，无论政府是否愿意让利，都只会改变政府和第一手地主之间的财富分配，而房地产的最终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不变。

第六，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成本决定价格。价格是由对最终成品的供求决定的，决定了以后，再倒过来决定生产原料的价格。房价是完全由供求决定的，房价被供求决定后，才倒过来决定土地的拍卖价格和开发商的利润。这因果关系，是学习价格规律的难点和重点，要想个不停，才能明白。到此请重读第四点。

第七，需求旺，有原因。(1) 农民进城，数以亿计，创人类记录。(2) 住房面积和质量提高，购房者的平均年龄提前。(3) 人均寿命延长，退休年期增加，但养儿防老已不可能，而养老保障并不健全，购房便成了人们储蓄保值的常用手段。购房月供三千，一千实为租金，两千实为储蓄。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房价高涨实属正常，而并非个别人的阴谋。非说是阴谋，那大可以清者自清，选择只租不买，自动退出购房大军。到此请重读第三点。

第八，价格规律与市场状态无关。不管中国的市场是否成熟、官商有没有勾结、政府是否廉洁、行业是否垄断、住房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太阳从东升还是西升，价格规律都普遍适用。如果市场不够成熟就能逃离价格规律的约束，那岂不很爽？用市场状态来“抹去”价格规律，是对价格规律的最大误解。

我的看法是，政府采用拍卖的形式批出土地，恰恰缓解而不是激化了市场对住房的需求。为了使土地卖得更高的收入，政府也积极从事了环境配套设施的建设，从而提高了土地的实际价值。但是，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城市化过程，再加上文化传统、养老保障和防范通胀等考虑，市场对购买住房的需求格外高。无论如何，只有不断增加土地供给，放宽土地用途转换的限制，允许其他土地供给源进入市场，才能根本解决住房困难，并减慢实际房价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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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制人流角度，提价绝对不是一个坏注意。但从平等和公正的角度，这就很难讲了――为什么收入本就不高，一年到头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最后在春节回家团聚的事情上也要做二等公民？也要被挤出？也要为更有支付能力的人群让路？

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收入低的命运。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所有倡议春运期间大幅提高票价的人(包括过去的我)都不应该忘记，市场分配的结果，虽然也许是最“有效”的，但却完全未必是有人情的。忘记车票提价的分配后果，是一个重大的疏漏。

郭凯的理解，错在以为提价对穷人造成了伤害。提价并没有对穷人造成伤害。

是竞争，是旅客之间的竞争，旅客之间在春运期间的竞争，本身就已经增加了穷人的负担，而这竞争也是穷人被增加的唯一负担。

火车票的实际价格，已经被，而且只被，旅客之间的竞争推高了。经济学者的讨论，是名义车票是否跟上实际价格所造成的不同结果而已。

的确，在火车票的名义价格不跟上实际价格的情况下，穷人凭借其体力参与竞争。但这并非对穷人有利，因为富人也可以出钱请体力很好的人与穷人竞争。在排队的人流中，你分不清谁是穷人，谁是被富人雇用的黄牛。

的确，在火车票的名义价格不跟上实际价格的情况下，时间成本低的人，可以长时间拨电话来订票，但这并非对时间成本低的人有利，因为富人也可以出钱让黄牛购买“电话追拨器”来抢线。

这是说，即便是火车票不提价，穷人也不能避免来自富人的竞争。火车票提价，并不增加穷人的优势。当我们意识到，穷人未必就是更强壮的人的时候，穷人未必是更有手段的人的时候，就更能明白这一点。

进一步说，火车票不提价，就是标准的“租值耗散”问题，即为了分配火车票而产生的举国排队，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所以，讨论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名义价格是否应该跟上市场实际价格)，并不是一个“你比较重视效率就赞成提价、我比较重视公平就反对提价”的主观问题，而是一个有更科学基础的客观(实证)问题。

这是不提高火车票的名义价格(再说一遍，实际价格是已经被决定了的，被激增的需求提高了的，不以铁路的人为定价所转移的了)的经济之恶。Deadweight loss。我昨晚看到，国内竟然早有“电话追拨器”，好多厂家生产，其中一家深圳的，号称产量是100万台。售价是368元。这些产品的生产，就是一种浪费。见“火车票低价造成举国浪费”。

最后，是意识形态。奇怪的是，为什么一个二等公民，却不能在回家过年上是个二等公民？为什么那么多商品都是按市价分配的，唯独火车票按市价出售就是“重大的疏漏”？

我当然主张，关怀穷人回家过年的人，应该自己掏钱去资助他们购买提价的火车票。但是，想想，当你真的有那么一笔钱，那些回家过年的穷人，是你首选要资助的人吗？

世界上，有更多具有更迫切需要的弱者。口说只是假慈悲。不妨用“慈善基金会”几个字狗狗一下，艾滋，乳癌，唐氏，孤寡老人，失学儿童，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春节返乡过年基金会”的。

回家过年，算老几？

薛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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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开始不断撰文解释，要治理春运综合症，即乘客长时间排队、黄牛党猖獗和火车站大混乱等关联现象，有一个办法，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火车票充分提价。十年来，这个建议只在小范围内得到重视和讨论。今天，我的观点没有改变。春运现象是学习价格理论和研究公共政策的优良范本，值得每一位对经济、舆论、政策等领域感兴趣的朋友深思。

春运综合症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经济机制。说来简单，不难理解，只是很容易忘记。任何商品，因为人们的需求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

要强调的是，任何商品均如此。人们常有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他们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他们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显然，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是可以变得颇为昂贵的商品。媒体渲染说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要在特定的时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这就好像说泡澡不需要理由，但要在北京到芝加哥的航班上泡个澡，就需要很多理由一样。事实上，春运综合症已经不间断地发生了十年以上，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正是因为春运期间短暂的需求高峰，无法支撑铁路硬件大幅升级的巨额成本。那么多人要同时回家，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这就变成了奢侈的需求。

有些学者动用了经济学术语，说回家过年的需求是刚性的，意思是不管价格多高，乘客还是要回家过年，所以提价只会让铁路系统多赚钱，而不能降低乘客回家过年的愿望。这是没有学透。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每个点的弹性都不同，只要价格到位，刚性需求就自然会软化。如果说有些旅客回家过年的需求曲线不是右下倾斜而是垂直的，那么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就不会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

不少人迁怒于铁路部门的垄断特性。我赞成铁路部门通过民营化来提高效率。然而，铁路部门是否民营化，与解决春运综合症的对策没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等到铁路民营化了，才去解决春运困难。另一方面，铁路部门民营化后，春运票价是降是升，并不容易推测。目前政府是迫于压力，承担了春运的义务，才压低了火车票价。民营化后，铁路会不会意识到廉价客运根本不如货运赚钱，从而进一步减少客运容量，大幅提高客运服务档次，以致把客运变成豪华旅游呢？至少在美国，情况就是这样。

火车票价不够高，其经济之恶，是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如果这些人这段时间的努力，是用于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来服务他人，然后再把赚到的钱用以竞争火车票，那么这些乘客在争得火车票的同时，其努力也造福了其他人，也转化成了社会的财富。但现在的情况是，火车票以低价销售，人们靠排队来竞争。这必然引发利己不利人的资源耗散，而这种资源耗散只有通过提高票价才能消除。

穷人怎么办？真关心穷人，就应该行善。不妨像盖茨那样，先通过自己的专长赚钱，然后购买提价后的火车票送给穷人。或者，尊重穷人的意愿，把钱送给穷人，让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再不然，就努力说服别人捐款，专门用于资助穷人买火车票回家过年。这些办法都符合自愿原则和人道精神，都能避免一年一度举国排队所造成的付之东流的社会浪费。

春运综合症的根源，在于短期需求激增。是需求激增，抬高了实际票价。这时候，如果铁路系统还是按低价售票，那么已经被需求抬高了的实际票价，与铁路系统确定的纸面定价之间，就出现了显著的差额。这个差额是招引黄牛党的根源。要强调，不是黄牛党抢先买好了车票，就能随心所欲地加码，然后卖给乘客，从而增加乘客负担的。恰恰相反，是乘客之间因为争夺火车票，使得火车票的实际票价大大超过了票面价格，所以才为黄牛党创造了颠扑不破的生存空间。黄牛党的存在，并没有给乘客带来额外的负担；相反，是乘客在春运高峰期本来就乐意支付的较高票价或排队成本，引来了乐意提供有偿服务的人。只是社会误解了这些人的功能，语带讥讽地把他们叫做“黄牛党”罢了。各种各样打击黄牛党的策略，没有正视这个经济因果关系，所以注定是无效的。

在诸多无效的策略中，包括了今年新出台的实名制。我们知道，实名制运用于航空，是基于安全的考虑。既然实名制不增加运力，那么想靠它来解决买票难问题，消灭黄牛党，恢复火车站秩序，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当前试行的实名制，是允许他人代购车票的，但通过代购车票收取报酬，不正是黄牛党所为吗？实名制抑制黄牛党如何可能？讽刺的是，广州铁路决定，人太多时就停止验票。那这跟设计一款天太热就停止制冷的空调有何区别？这些简单的问题，在耗资亿元的实名制措施上马以前，根本没有准备好答案。当然，本来就不可能有答案。

除了经济规律，我们还能看到，当一个市场本来就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放到社会大讨论和官僚机构那里，会产生多么糟糕的结果。推动这个糟糕结果的，有蹩脚的学界，即那些谈论需求刚性的思想者；有不负责任的舆论，即那些声称同情穷人却忍看他们狼狈不堪甚至陷入危险的观众；有敷衍了事的体制，即那些明知无效而硬让实名制上马的官员；还有以偏盖全的媒体，即那些突出报道某些人幸运地买到原价票的记者和编辑。相反，如果铁路是民营的，那它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就不会容许本来属于它的收入，因为票价过低而流入售票职员和黄牛党的腰包。如果火车站是民营的，那它就无法承担在其营业范围内旅客被挤伤、逼疯、踩死所引发的民事责任。我国对商店的低价促销活动有明确规定，目的是防范混乱和事故，遗憾的是它们似乎不适用于国营铁路的春运促销。

最后，让我回答三个问题。一，火车票提价多少才算充分？提到春运恢复正常秩序时算充分。二，怎样提价才合理？年前逐日递增，年后逐日递减，从而鼓励时间成本低的人早走晚归。三，提价的后果是什么？部分出价最低但未必是最穷的人不能成行了，因为超过了运力的负荷，就必然会产生悲剧。除此以外，其他旅客照样可以回家，但他们并不通过排队来争得车票，而是凭劳动所得或他人捐助，购买充分提价的火车票回家。

薛兆丰是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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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缪尔森看经济学局限
薛兆丰
2009年12月14日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昨日与世长辞。愿他老人家安息！

我相信很少人可以像 David Henderson 那样声称自己从来未为萨缪尔森的教科书所倾倒。其原因想必是他入门有更好的老师阿尔钦(Armen A. Alchian)了。我自己曾经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英文版多次，当时感到深深折服，在波普尔(Sir Karl Popper )著作的共同作用下，在经济学上有意识地靠左超过半年时间。改变我的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但那是题外话了。

萨缪尔森固然聪明(他的教科书如水般清澈)，固然渊博(Arnold Kling 所学的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是他亲自传授的)，固然具有独创性(他在二战结束前写的博士论文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数学范式)，也固然影响深远(这范式养活了数以百万计的现代经济学家)。但我认为，他的遗产至少有两点局限。第一，是误导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第二，是忘记了真实世界。

第一。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Bob Lucus)称赞萨缪尔森的影响道：“如果我不能吧经济理论问题转化为数学形式，我就会不知所措(Like so many others in my cohort, I internalized its view that if I couldn’t formulate a problem in economic theory mathematically, I didn’t know what I was doing.)。” 我认为这恰恰是许多人的问题——虽然未必是卢卡斯本人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思想是不能转化为数学形式的，但数学本身不能推出任何思想。经济学的发展，靠的是观点与角度的改进。关于萨缪尔森的数学化遗产所隐含的误导作用，Deirdre N. McCloskey 写过一本痛快过瘾的小册子，The Vices of Economists; The Virtues of the Bourgeoisie，有兴趣的朋友见这里。

第二。萨缪尔森本人那么厉害，配得上所有用来褒扬学者的形容词，其开创的科学化(或曰数学化)的经济学那么厉害，可他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地把苏联的经济实力搞错了。以下三张图，是萨缪尔森在其1961、1967和1970年版的《经济学》中对苏联和美国GNP相对增长率的预测(取自Levy & Peart, The Fragility of a Discipline when a Model has Monopoly Status, Rev Austrian Econ, 2006, 19: 125-136)。虽然这份预测表在后续版本的《经济学》中被取消了，但直至1989年版本，萨缪尔森和他的合著者还声称：“与许多怀疑者的信念相反，苏维埃经济证明了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不仅可行而且甚至是兴旺发达的。([T]he Soviet economy is proof that, contrary to what many skeptics had earlier believed, a socialist command economy can function and even thrive.)。

萨缪尔森辞世，一时涌现许多盛赞他的睿智和贡献的博客文章。我认为萨缪尔森对这些赞扬当之无愧。但正因如此，我们也不得不同时追问：经济学究竟怎么了？

附图：

1961年《经济学》的预测：

1967年《经济学》的预测：

1970年《经济学》的预测：

Tags: 人物 苏联 萨缪尔森

看了子旸的铅笔社正名，写得真好，想起一句话，一直不知道怎么翻译。那是1951年《华尔街日报》创刊那天，在评论版上的“一份报纸的理念(A Newspaper’s Philosophy)”的最后一句。原文见http://www.opinionjournal.com/about/newspaper.html。

We have friends but they have not been made by silence or pussyfooting. If we have enemies, we do not placate them.

向《古典自由主义》译者陈青蓝先生请教。同时把信转发铅笔社其他成员。陆续收到的译文是：

陈青蓝：我们的朋友不是靠装聋作哑和八面玲珑换来的；如果我们有敌人的话，我们也不会向他们绥靖求和。

李子旸：友贵为诤，若敌，唯拒之。

江小鱼：不意因乡愿而结友，不惧因率直而致敌。

文笔一个比一个好。我们还只是在做人，难免有圆滑的时候。但要是办份报纸的评论版，我真希望照这个规则办。

子旸的文章附在下面(或见这里)。

兆丰

铅笔经济研究社正名
李子暘(铅笔经济研究社)
2009年11月4日

一些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网站，看来看去，似乎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内容。还有一些朋友，对我们总是为市场辩护、为自由辩护的言论感到有些不耐烦，认为我们应该多谈谈“真正的”经济问题，比如投资策略、市场分析、企业前景预测什么的。

恐怕这些朋友的要求和希望不会得到满足。在这里，我想把铅笔经济研究社的定位解释一下。

铅笔经济研究社，这个名字，不同的断句有着不同的含义。一般的断句是铅笔/经济研究社。在这种念法下，本社和北京经济研究社、江南经济研究社、美国经济研究社(这些组织可能并不存在，我随便说说而已)之类的组织没什么区别，都是研究一般的经济问题的组织，只不过地域、组成有所不同。为了说明这些不同，在“经济研究社”前面加一个修饰、说明性的名词。

但正确的断句应该是这样的：铅笔经济/研究社。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不是泛泛的、普通的经济学，而是与某种特定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经济学，这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我们称之为铅笔经济，更常用的说法是自由市场经济。

至于为什么把自由市场经济称为铅笔经济，诸位一定早已知晓。就是来自美国人L. E. Read的那篇著名文章I Pencil(网友里德对这个典故一定格外熟悉)。

铅笔经济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广泛的协作，并且，这种协作是自愿的、无中心指挥者的、非常复杂的。具有这种协作体制的社会就是自由市场社会。我们赞同这种社会体制，希望中国也能具有这种社会体制，我们为此而努力。

那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

铅笔社的成员，除了一两位较年轻的以外，基本都出生于1970年代前半期，年龄比改革开放的历史稍长几年，经历了改革开放迄今为止的完整过程。在我的生活经验中，持续的变化是最大的特征。这种变化既包括外在的环境，更包括内在的思想。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我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定位。人是需要某种思维基础的。这种基础为你提供思维的起点和方式，为你提供判断对错的标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种思维基础是几经变换的。当我最终确定下稳固的思维基础时，互联网帮助我结识了铅笔社的其他成员，让我遇到了同道。我们组成了铅笔经济研究社。

事后回想起来，这种思维变换似乎就是抛弃在学校教育中学到的大部分知识。不过，这样说是太简化了。这个过程是充满困惑、犹豫、矛盾的过程，但也是充满乐趣、激情、满足的过程。
铅笔社最初尝试着在社会发言时，是抱着学生的态度的。我们相信那些年长者们说的话。但逐渐的，我们感到，那些高高在上的意见领袖、社会导师们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我们已经放弃的，或被我们的分析证明为错误的观念。难道是我们错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探讨以后，我们终于意识到，大多数流行的观念和说法是错误的。看到错误居然如此广泛地分布，我们这些一直读标准教科书成长的人实在有些惊诧。但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世界就是这样。真理是稀缺品中的稀缺品。尤其当人们谈论经济学问题时，谬论永远是大多数。

我越来越以为，经济学的最大用处，其实就在于反对谬论。

铅笔经济研究社正在努力反对谬论，反对形形色色的攻击自由市场体制的谬论。这些谬论，或者来自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来自故意搅混水者，但更多的，是来自糊涂的头脑和错误的观念。
那么，那些“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呢？比如投资策略、股市分析。我们并不轻视这些知识和工作。但从事这些行当的人，已多如过江之鲫。铅笔社再增加一个，意义并不很大。相反，在基本观念和基础知识上为自由市场辩护的言论却在越来越少。在这方面，铅笔社努力做事，边际效应较大。

而且，虽然不轻视其他人，但我们也坚持认为，在公众中普及、传播自由市场体制的基础观念和基础知识，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尤为重要，也更值得作为我们长期致力的目标。我们并不是在无私地做这件事，实际上，从事这个工作，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自我满足和精神愉悦。

曾经的一些朋友，和我们分道扬镳，但更多的新朋友，正在走近我们。但愿我们不会辜负这些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读者朋友，知道“数据”，并不等于知道“情况”。死亡率高的医院，就一定表明医院的医疗水平低？一个人洗手的次数多，就一定表明他的手比别人干净？一个人打电话的次数多，就一定说明他很忙？常识告诉我们：不一定，可能相反。

只告诉你基尼系数增大，你能籍此推断现实发生了什么情况吗？不行。我的一位朋友，四年前从月薪1万人民币的工作岗位辞职，到“非典”笼罩下的北京苦读新东方；三年前，向美国银行借款10万美元，攻读美国名校MBA；两月前，他回国工作，月薪5万人民币。

我这位朋友，四年前辞职，收入由“正”变“零”，推高了基尼系数；三年前举债，收入再由“零”变“负”，再推高了基尼系数；两月前海归，收入跃过国内收入中位数，进一步推高了基尼系数。

朋友，要是只告诉你“基尼系数被三次推高”，你能猜到背后发生的故事吗？你能判断是好是坏吗？假如你认为“只要基尼系数增大就得劫富济贫”，那么在这过程中究竟应该“劫谁的富”、又应该“济谁的贫”？

不要误会，我无意求证这MBA故事有多普遍，我只是说，光看基尼系数，谁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更谈不上判断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人只看数据，却不去分辨背后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是科学的态度吗？基尼系数本身就经不起推敲，而那条“基尼国际警戒线”——即“国际公认”超过了就会“如此这般”的“线”——则更是胡编乱造。

三十年多前，中国赤贫，搞的是“论权排辈”。以货币收入算，基尼系数低。但在“多一袋米活、少一袋米死”的年代，“特权”的货币价值是多少？“苟活”用多大的正数表示？“饿死”又用多小的负数表示？实质的基尼系数又是多少？我不知道，其仁教授不知道，基尼系数专家们，也不要站出来献丑，说他知道是多少、且远没超过“国际警戒线”。

今天，中国市场化，向“论资排辈”过渡。从货币收入计算，名义基尼系数变大。推高这一系数的动因，不仅有正面的(如我上述的MBA故事)，也有负面的(如政府垄断和官商勾结等)，更有中性的(如人口结构的变动)。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首先去探究造成贫富分化的成因，再有的放矢地去调整那些成因，而不是只拿基尼系数说事，自欺欺人地以为改造社会的指南针已经捧在手上。

上期文章出来后，大量回应印证了我的推测：无论是匿名网友，还是署名专家，其实都并不关心基尼系数本身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现实含义；他们要说的只是：不管基尼系数有多少缺陷，既然大家都感到了贫富分化，我们就必须尽快劫富济贫。

匿名网友说什么无所谓，但署名专家，本来应该多少具备数学修养，去理解统计学上的微妙陷阱，去理解量化“生死”和“特权”的困难；也应该多少具备科研耐心，去理清导致贫富分化的多种成因，并在政策建议中加以区别对待。有贼你去抓贼，有冤你去诉冤，不要抱着基尼系数这个不能说明情况的成人玩具，呼吁什么劫富济贫。

我邀请读者思考和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贫富分化，是否一定是坏事？盖茨(B. Gates)确实比我富裕，但假如不让他富裕，我们每个人都会更穷。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会否打击了社会的进步力量？

第二，劫富济贫政策，能否有效抑制社会的丑恶行为？假如政府的行业垄断、不当干预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是造成“贫富不当分化”的原因，那么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理，而只是在收入上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能让腐败的官商就此从良吗？抑或会令他们变本加厉？

第三，政府是劫富济贫的操办者，它的“劫富”所得，有多少能真用于“济贫”？须知“济贫”是深奥的学问，否则盖茨用不着脱产行善，巴菲特(W. Buffett)也用不着委托盖茨来散发捐款。到底要培养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是要让政府把它们挤走，独断操办济贫事务？对任何真正热心公益的人来说，这是不容苟且的课题。

Tags: 基尼 数据 系数

昨天朋友“因左而笨”写道：

最近在某国，很多影视女明星的丑闻被揭发，原来她们都曾被广电总局领导“潜规则”过。她们靠漂亮脸蛋挤掉了别人的演出机会，从而致富，令人生气。于是，有知识分子上书，要求朝廷加强监管，不能助长歪风。报告的名字叫《节制脸蛋》，倡议要监管女演员，其中有这样一段：“不错，通常情况下，确实是权力在腐蚀女演员，但很多时候，也是女演员在主动收买官员。这一事实已经证明，如果不加节制，权力与脸蛋都是可怕的，它们都拥有毁灭人、毁灭社会秩序——最终毁灭它自己的力量。”还有这一段，“节制脸蛋，实际上是节制太漂亮的女演员，脸蛋越漂亮，就越有和权力勾结的倾向。”不过，最最精彩的还是这份报告的实施细节，它建议由广电总局的领导负责这项“节制脸蛋”的艰巨任务。

上礼拜“辉格”写道：

“道德良俗的制约”？——为啥不直接说节制犯罪节制恶行节制恶人啊 ？ 有人强奸你就喊节制鸡巴啊？

十年前，朋友 Max 写道：

深圳十多名市人大代表联名提议彻底清除游戏机
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06-16/98132.html

沉溺在游戏机房，彻夜不归；为打游戏机欠债累累，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一件件发生在周围许多孩子身上令人痛心的事件引起了市人大代表的关注，在这次两会上，11名市人大代表联名递交的一份议案呼吁，要把游戏机彻底清出深圳，挽救鹏城青少年……

短评：假设以上观点正确，我们还要把很多东西彻底清除：

一些孩子沉溺看电视，为看电视连功课也不做，学习成绩不断下降，有些还模仿电视节目内容，走上犯罪道路……所以必须彻底清除电视机；

一些人贪图享受，流连卡拉OK、酒楼、桑拿，为了满足吃喝玩乐的欲望欠债累累，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必须彻底清除卡拉OK、酒楼、桑拿；

一些人经不起物质的诱惑，为购买豪华住宅、高级小车，陷入犯罪深渊不能自拔……所以必须彻底清除豪华住宅、高级小车；

……

多么荒谬！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令人向往，所有有趣的玩意都可能令人沉溺，一些人为了追求这些东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走了不正确的路，问题在于人本身，怎能加罪于无辜的物质身上？

有空再慢慢说……

我的诺奖愿望表

上星期编辑建议我谈诺奖。我当时回答：经济学奖明天就要揭晓，我的愿望表上有三个人，一是塔洛克(G. Tullock)，二是阿尔钦(A. Alchian)，三是张五常。结果大家知道，得奖的是另外两位学者。

根据诺奖评委的公告，这两位均在美国工作的学者(F. Kydland 和 E. Prescott)，是在“时间不一致问题”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上作了开创性贡献而获奖的。也就是说，今年这个奖，颁给了对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作有力批判的学者。

宏观经济学起源于1930年代的凯恩斯。凯恩斯研究一些全社会的汇总量之间的关系，这些汇总量包括“国民生产总值”、“总需求”、“政府开支”、“市场利率”、“储蓄量”、“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认为，这些汇总量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可以由政府调控某些汇总量，从而改善另外某些汇总量。

最著名的就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两个汇总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此长彼销。有了这层关系，要降低“失业率”就简单了，提高“通货膨胀率”就行了。

而今年两位获奖人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有多重“滞后”，包括从经济察觉问题到提出解决方案之间的滞后，从提出方案到得到审批的滞后，从得到批准到执行之间的滞后，还有从执行到开始见效之间的滞后。而就在产生这多重滞后期间，其他的因素并未停止作用。

以通胀为例。政府若打算用通胀来刺激就业，就必然经历上述四重滞后，也就是慢了四拍，而市场并不会停下来等。人们一旦察觉政府的举措，就会作出理性预期，调整中长期合约，于是使尚未实施的通胀政策失效。结果，政府只好采取更猛烈的通胀措施。这样恶性循环，就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滞胀”埋下了祸根。

我的评论是：当然欣赏两位获奖人的见解，但由于凯恩斯理论错，错得浅，所以对凯恩斯的批评虽然对，但也对得浅。经典的凯恩斯结论，诸如乘数理论、通胀与失业关系、菜单成本、流动性陷阱，这些理论本身没有说服力，至少从来没有说服过我。它们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政府要干预经济而被选中的缘故。

学术上，有人从事“破”，有人从事“立”，都是贡献。但“破”的价值，往往不如“立”。你就算把别人“立”的理论批驳得体无完肤，它也未必会被抛弃。因为人总要点理论赖以为生。除非你“立”——“立”一个更好的替代品，那他们才会把旧的丢掉。

我愿望表上的三位经济学家，成就都是集中在“立”上的。塔洛克与布坎南(J. Buchanan)共同开创了“公共选择”学派，他未能与布坎南在1986年同时获奖，令人遗憾。“非市场现象”触目皆是，小至家庭、企业和俱乐部，大至机关、政府和国家，都是靠“合议”而不是靠“买卖”来解决问题的。塔洛克踏入这个领域，不懈探索了半个世纪，是创始人。

阿尔钦与张五常是两师徒，他们的共同贡献是产权分析。是阿尔钦把产权现象带到了抽象的层面，抛开了有形的事物，从“排他使用”的角度来研究产权；是张五常首先提出了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区分，若不按他说的去看，就无法说清楚什么是产权保护。还有，阿尔钦的“经济进化理论”，张五常的“分成合约理论”，也都是以“立”而闻名的。

对国内近来传闻“最有机会得奖”的其他经济学者，我不以为然。理由很简单：学术评估需要时间。最近才写成的论文，获奖机会接近零。我找了八位在国内特别有名的诺奖得主，算了一下从其得奖著作发表到最终得奖之间的时间。

萨缪尔森1947年写《经济分析基础》，到1970年获奖，等了23年；哈耶克1929年写《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到1974年获奖，等了45年；弗里德曼1957年写《消费函数理论》，到1976年获奖，等了19年。此外，斯蒂格勒等了21年；布坎南24年；索罗31年；科斯31年；贝克24年。把最短的弗里德曼和最长的哈耶克去掉，“成就考察期”平均是25年。

这样说吧：你就是诺奖评委会主席，你读完一篇刚刚发表的论文，拍案叫绝，敬佩之心如滔滔江水，那么你还得再等上25年，才能把奖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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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诺奖明显忽视了张五常的原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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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诺奖忽视了张五常的原创贡献

欣慰 Elinor Ostrom 与 Oliver Williamson 共同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Williamson 那一半，如果能跟 Armen Alchian 和 Harold Demsetz 分享就好了。关于 Williamson 那部分，容我有时间再谈，有很值得讨论的内容。但关于 Ostrom 那部分，我一定要先讲。Ostrom 夫妇是我母校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的座上客，均曾担任公共选择学会会长。他们的一个博士生，是我为了拿奖学金而服务的第一老板，好些老师都写过专门讨论他们贡献的文章和书籍。他们是夫妻挡，出双入对，一样有名。我也见过他们。坐下来，听说我来自中国，就问我是否认识毛寿龙(他们的发音的准确到“毛秀龙”的程度)，我说我久闻其名，他们就很高兴。她得奖后，相信毛寿龙老师和王建业老师会好好写些庆贺的文章。

然而，我认为这次颁奖对张五常不公平。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提供的证据(见证据一)，Ostrom 的贡献之一是对“公地悲剧”的挑战。传统认为，资源要么彻底私有，要么彻底公有，否则就会被争用行为耗尽其价值。但 Ostrom 指出人们会自发地衍生出某些规则，从而降低非私有资源的价值损耗。根据 Ostrom 自己为 2008年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的“公地悲剧”条目(见证据二)，她也确认了自己的贡献。这两项证据都表明，她这一贡献的最早依据是她在1990年发表的一本书。

但是，我们知道，张五常早在1974年的一篇论文“价格管制的理论”里(见证据三)，就明确地阐述了同样的思想。张五常写道：“在存在非排他性的收入，以及它具有耗散的趋势的情况下，与此有牵连的每方当事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把耗散减到最小。”由于张五常在公共财产的治理方面的洞见，他被邀请撰写1987年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中的“公共产权”条目(见证据四)，这个条目也重申了人们会设法减少公用资源耗散的见解。

要指出，1987年版的《新帕尔格雷夫辞典》里张五常所写的四个条目(包括“公共产权”)，在2008版里都被剔除了；而在2008版里 Ostrom 所写的“公地悲剧”条目，则不仅没有提及该辞典1987年旧版里张五常写的“公共产权”条目的内容，也没有提及张五常1974年的论文。

这是说，被2009年诺贝尔颁奖委员会高度评价的洞见，至少在张五常1974和1987年的两件作品中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原型，而 Ostrom 被认定的相关贡献，则最早只能追溯到其1990年的作品。根据上述四项证据，我认为2008年的Ostrom博士和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均明显忽视了张五常早在1974年就作出的原创贡献。

证据一：
Scientific Background on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09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9/ecoadv09.pdf

Elinor Ostrom (1990) has challenged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common property is poorly managed and should be completely privatized or regulated by central authorities. Based on numerous studies of user-managed fish stocks, pastures, woods, lakes, and groundwater basins, Ostrom concluded that the outcomes are often better than predicted by standard theories.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证据二：
Ostrom, Elinor.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Eds. 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nline. Palgrave Macmillan. 11 May 2009 <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ticle?id=pde2008_T000193> doi:10.1057/9780230226203.1729

Policy analysts tend to look for certainty and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eory is either right or wrong. A more productive approach is to ask under what conditions it is correct and when it makes the wrong predictions. In settings where there is a large group, no one communicates, and where no rights to the resource exist, Hardin’s theory is supported by considerable evidence. There are many settings in the world where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has occurred and continues to occur – ocean fisheries and the atmosphere being the most obvious.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al theory, however, multiple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users have overcome social dilemmas to craft institutions to govern their own resourc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6; 2002; McCay and Acheson, 1987; Ostrom, 1990; 2005). The possibility, however, that the users would find ways to organize themselves was not mentioned in basic economic textbooks 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until recently (compare Clark, 1976, with Hackett, 1998). The design principles that characterize robust, long-last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governance of common-pool resources have been identified (Ostrom, 1990) and supported by further testing (Guillet, 1992; Morrow and Hull, 1996; Weinstein, 2000).

证据三：
Cheung, Steven N. S.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4, 17(1), pp. 53-71.

Proposition 2: Given the existence of non-exclusive income and its tendency to dissipate, each and every party involved will seek to minimize the dissipation subject to constraints. This will be done either through seeking alternatives in using or producing the good so that the decline in resource value is the lowest, or through forming alternative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to govern the use or production of the good with the least rise in transaction costs, or through the least costly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rocedures.

证据四：
Cheung, Steven N. S. “Common property rights,” M. M. John Eatwell, Peter Newma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Palgrave Macmillan, 1987,

In the real world, the complete dissipation of rent is rare indeed. … Attempts to reduce rent dissipation go far to explain why common property in its ‘pure’ form is seldom observed. … What is useful and importa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conomic explanation is to view whatever rent dissipation does occur as necessarily a constrained minimum becasue, under the maximization postulate,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has an incentive to reduce that diss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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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银行业轰然倒塌，使我平生第一次患上隐性抑郁症。尽管对经济学感兴趣，但我从来没想过要读《就业、利息、货币通论》。我早知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这本书也享有非凡的声誉。但它是一本宏观经济学方面的书——研究总体经济现象，诸如通货膨胀，商业周期和经济增长。法学，法律经济学——我的学术领域，涉及这些问题的管制不是很多；我听说它非常难懂，我便以为书里有大量的数学；凯恩斯是一位过时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需要使用财政政策(税收，举债，消费)来控制商业周期的波动；尽管米尔顿·弗里德曼欣赏凯恩斯前期的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但他对这本书持批判态度。哈佛大学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1992年曾说过，“经济学科向前又发展了五十年之后，《通论》这本书已经过时了……我们理解经济运行比凯恩斯占有优势”。对此我并不惊讶，也没想过要质疑这种说法。

然而，当代经济学家并没有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视房地产泡沫和随之引起的金融危机，误判经济下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对美联储执行的现行货币政策无力阻止经济突然崩盘感到困惑，并对政府应当采取何种措施阻止经济下滑，引领经济复苏，没有统一意见。目前，多数经济学家原则同意奥巴马政府将经济拖出深渊所采取的积极的凯恩斯式政策。有人说政府做得还不够，对银行家太温和；也有人说政府做得太过了，忽视了这些政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阻止经济下滑、加速复苏应采取何种措施，尽可能地阻止其再度发生，理论上并没有形成共识。由于不相信现在发生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当事情真正发生了，整个经济学领域对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并没有太多思考。

该学科的混乱情形，使我很困惑，我决定最好还是亲自阅读《通论》。读完结论是：虽然《通论》是早前的书，但它是解决当前危机的最好指南。抱有同样想法的人不止我一个，写过三卷本凯恩斯传记巨著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即将推出他的新书《凯恩斯：大师归来》*.在书中他阐释了凯恩斯与他前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与他后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者有何不同。并且指出新凯恩斯主义者抛弃了凯恩斯理论的最重要的部分，原因是偏爱数学的现代经济学家无法将这些内容数学化。斯基德尔斯基对凯恩斯理论的独到之处做出的概括我认为是非常完美的。

当然该书也有缺憾。作者始终在问，如果凯恩斯还活着，他会说什么(对这些问题唯一明智的回答是无人知晓)。更为糟糕的是，书中一直在强调“骨子里”，凯恩斯“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只是罩上了经济学家的面具以获得权威，就像他在伦敦的华尔街要穿西装戴洪堡毡帽以谋生一样”。凯恩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将他从经济学领域除名，足见当今经济学家囿于该领域的一些狭隘观念，引发的偏见已无以复加。

阅读《通论》是一件苦差事，倒不是因为里面的数学。除了书中的乘数公式(所用篇幅极短)，即便有数学，也很简单，而且有助于理解凯恩斯的观点。她是这样一部充满优美的散文语句的作品，时有格言警句闪现(“一个人要比他的同胞动用银行存款越多越好”。)还有诸多的华丽修辞语句(最著名的有“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的一些狂乱想法，无非是道听途说，从几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当然书中也有陌生的术语，让人费解。比如“工资单位”(雇佣普通工人一小时的劳动)，提及少有人知的经济机构，例如“偿债基金”(一种积累钱财以偿付债务的基金)。书中有很多离题，思路不清和杂乱无章的地方。比如，“两个使人最舒服的职业，无需使人为谋生计而犯愁的两个行业，［是］著作者和农业实验者。”最重要的两章，探讨贸易周期(也就是经济周期——繁荣与衰退)，和重商主义、高利贷和节俭的内容，都放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并冠以一个让人混淆的章名“通论引起的几点思考的概述”。

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本书尤其难以读懂，因为这本书的概念和他们所接触的迥异，(这应当是曼昆认为本书“过时”的原因所在)，使它实际上成为一部无人问津的经典之作。(另外一位非常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在曼昆之后，将《通论》贬为“是一部思想活动的作品”)当今经济学的主要假设，经济学研究的是“理性选择”，我在自己的学术领域，法律经济学也是遵循这一假设从事研究。也就是说，认为人类所有的选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交易行为，运用的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通常是局部和非正式的)。此前，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的，利用所有看起来与现实相符的假设，运用手头一切可以使用的分析方法。对人类的决策过程，凯恩斯想更加贴近现实，而不是假设人类在作决策时大概使用的是成本收益分析法，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

《通论》一书充满着有趣的心理观察，“心理”现象的用词随处可见——当凯恩斯提到“在繁荣期，人们认为［风险］非常小，行动很鲁莽”，但在萧条期，企业家的这种“动物精神”消减。他直接使用观察到的现象，而不是尽量使他们符合理性决策的模型。

用折衷的方法分析经济行为始自凯恩斯，因为按照现代观点，凯恩斯并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没有经济学学位，写作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概率论，他写过一篇这方面的论文，但通篇没有提及经济学。)他既是剑桥大学研究员，也是政府顾问和高级公务员，还是一位积极的投资家、辩论家和新闻记者。同时更是一位芭蕾舞爱好者，并住在一家作家林立的公司。

对于理解凯恩斯理论及其它在解决当前经济困局的具体应用，如果牢记一段史实和他在书中提出来的三个基本论点，应是最好的方法。这段史实是：在1919到1939年间，英国一直处于高失业率——从没有低于10%，1935年更是高达15%，那年凯恩斯正忙于完稿此书。解释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是凯恩斯给自己定的主要任务。虽然他有一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但他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在他写书时，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三个基本论点是：一、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目标和唯一结果”，因为所有的生产性活动，无非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现在和将来的需求。“消费”一词并没有出现在书名中，因为凯恩斯唯一对消费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收入有多少是用来消费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消费越多越好。二、囤积货币的重要性(和负面效应)，人们并不只存下留作将来花费所用的钱，还为应对将来的不确定性而储蓄。三、和第二个相关，不确定性——如从风险角度来理解，指的是不像百家乐游戏那样可以算出输赢概率的风险——经济环境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尤指与满足未来消费相关的项目。

一个国家的年产值，也称国民收入，是一年内生产的所有货物(也包括服务，为简化讨论，在此忽略)的市场价值。这些货物要么是消费品，比如食物，要么是投资品，比如机床。人们将购买商品没花完的部分储蓄起来：收入-消费=储蓄。由于收入-消费=投资，所以凯恩斯强调，储蓄恒等于投资。但储蓄恒等于投资让人生疑。你将钱藏于垫子下，你在储蓄，但从何种意义上讲，你也在投资呢？如果你购买普通股(股票的一种)，你是在投资，但你的投资转化为建造一家工厂这类的生产性资本会很少。

至少，我们应当区分开(像凯恩斯暗示的那样)，可能生产性投资和实际生产性投资，或者，分为被动投资和积极投资两类。如果你将钱存入银行，是银行——而不是你——决定是否将钱贷给一位商人以投资他的事业。(或贷给一位个人投资资本品，比如住房)不管怎样，钱是用来投资了。即使你将钱藏于床垫底下，也可认为是投资的一种形式，因为不管怎样，最后这笔钱要花出去(尽管可能是几代后的事情)，也像其他投资方式一样，目的是为了将来的消费。不过，这个例子中，被动投资转化成积极投资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正是这种滞后阻碍了经济增长。与用作储蓄的那部分收入不同，用作消费的收入，成为销售消费品卖家的收入。当我买一瓶酒，消费的就是卖家的收入。卖家将这些收入花掉的部分又成为别人的收入，一直延续下去。所以积极投资产生的收入，也就是我购买葡萄酒的那笔钱，将产生连锁反应，凯恩斯称此为乘数效应。

这里有一个棘手的问题：由投资带来的收入增加量，取决于人们对增加的收入的消费状况，消费(而不是储蓄)的越多，由投资带来的收入增加得就越多。消费增加了商品供应商的收入。如果一个人的消费比例越高，由此带来的衍生消费效应会越大，可达到初始投资的几倍效应。假设每人对增加的$1收入，消费其中的$0.9，那么如果某人的收入增加$1，最终将产生$9的消费量($0.90 +$0.81 [0.9 x0.90] +$0.729 [0.9 ×0.81]+… = $ 9)，所有这些消费都是消费品供应商的收入。如果对增加的$1收入，只消费其中的$0.7，第一个得到$0.7的人，消费消中的$0.49，第二个人消费$0.344美分，依此类推，最终增加的消费只有1.54美元，由最初投资导致的最终产出比第一例子少得多。第一个例子，投资乘数-由投资引起的收入效应-是10。第二个例子只有2.5。其中区别在于，与其说是储蓄倾向不如说是消费倾向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顺便说一下，今天没有人认为投资乘数有这么高)

对此，凯恩斯用了另一种方式来表述，是奢侈而不是节俭促进经济增长。这就引出了凯恩斯的第二个论点的关键所在：人们的储蓄和他未来的消费并无特别联系——他们在囤积钱。凯恩斯列举了大量的理由(至少是短期内的理由)，解释人们为何储蓄，从而无法促进积极投资。(他也讨论了企业类似的动机)。比如：人们想“留下遗产”，“满足纯粹为守财奴的欲望”，“为了不时之需而积起一笔准备金”，“为了取得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感觉以及取得能做出事业的力量，虽然对具体行动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或意图”或“只是博取一个节俭的美名”(后一种动机，马克思•韦伯认为与新教伦理有关)。由于凯恩斯关注焦点在失业率上，所以他对储蓄持怀疑态度，因为，正如我们刚看到的，消费的比例越大，对商品的需求就越大，进而产出越大，所以失业率越低。

但恰恰是这里，凯恩斯的储蓄恒等于投资让人倍感不解。投资难道没有利吗？是它拉动收入。如果说投资有利，储蓄恒等于投资(如凯恩斯所述)，那储蓄不也一定有利吗？凯恩斯的回答是，尽管并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清楚，只有投资创造出生产性资本的情况下，投资才会增加产出，进而促进就业。如果是囤积的方式，储蓄和促进经济活动的链条就断了，或至少弱化了。

现在凯恩斯的第三个论点马上要浮上水面，那就是：商业环境满是不确定性，其风险无法计算。我认为第三个论点是凯恩斯理论的根基。储户无法直接决定企业家如何使用他们的存款；商人在利润的驱使下使用这些款项。但当一个投资项目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在它盈利之前，其成功前景受到各种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的影响，比如，成本，消费者偏好，竞争者行为，政府政策，和总体经济形势等。对此，斯基德尔斯基在他的新书中描述的很好，“一个非管理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不管是预期利润还是利率，都不是由生产力和节俭这两种主要因素所决定，而是由不确定性和对未来起伏多变的预期驱动的”。只有凯恩斯所声称的“动物精神”或“行动欲望”才能促使商人们在这诸多不确定性的海洋里采取行动。“如果人类的本性没有了冒险的欲望，而且除了利润之外，对建造工厂，铁路、矿井，或农场本身没有满足感，那么经过冰冷的计算后，将不会有太多的投资。”

但是，不管一个商人的投资兴致有多高，通常会因为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他不愿意进行投资。如果储户由于自己面临的不确定性(未来利率，拖欠风险，和为清偿债务或不时之用所需的应急现金)，对存钱犹豫不决，那么商人就越不情愿投资。因为囤积现金的倾向越高，商人用于投资所需的资本所面临的利率就会越高。由于贷款数额越大，时间越长，利息费用就会越高，所以，高利率对长期项目——不是为满足眼前的消费需求——所产生的抑制作用特别明显。

我提到的“偿债基金”反映了机构囤积现金的状况：积累货币以偿还将来的债务，而不是现在就花掉。这些钱无法投资，导致投资利率居高不下。高利率不但抑制积极投资，还诱使被动投资，从而给消费双重打击。诚然，高利率通过增加持有现金的成本抑制囤积现金，但同样鼓励了各种形式的被动投资(比如购买政府债券)，转化为积极投资只有远期效果了。

凯恩斯的分析——尽管经济学家对其正确性还存在争论——对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失业率持续高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或更精确地讲，解释了代表非自愿性失业的组成人员。失业人员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工资低于现行标准，他们宁愿工作，并不愿领取救济金。有人可能认为工资可以降到一个只要想找工作就可以找到工作的水平。但凯恩斯指出，由于工人占消费者群体的很大比例，工资水平降低会减少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和投资，除非物价按比例下降。物价可能多少会下降一点，因为生产者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了。但物价水平普遍下价——通货紧缩——会危及经济稳定。实际上，削减工人工资为失业人员腾出岗位，是工业竞争社会的一个万能公式。

不过，员工们很难替代。甲工厂，雇佣100名高技能的工人，乙工厂，雇佣120个低技术工人，虽然乙工厂工人工资水平稍低，但甲工厂的平均生产成本可能低于乙工厂。除非对商品的需求很高，一家新公司才能进入市场，因为雇佣那些低技术工人，生产成本比现存企业要高。

所以非自愿性失业的深层次含义，如凯恩斯所示，与其说是经济周期的短期结果，不如说是一种平衡。他对周期性不景气(我们叫衰退 ，严重了叫萧条)的分析有如一盏明灯。当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下降，当前经济形势就是这样，经济环境就变得不稳定，即便对短期未来的预测也很难。这会降低商人们的动物精神，消费者会囤积货币——商人们同样如此。当行动的欲望已远离他们，他们不进行积极投资，取而代之的是储存现金，以防范不确定性。由于不确定性，商人们即使在最好时机，对未来的预期也缺乏“坚定信心的根本基础”。所以经济形势一旦有变，他们就变得束手束脚。从而，需求下降，投资减少，两者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导致裁员，减少收入，进而进一步降低消费和生产，引起更多的裁员。

但政府可以拯救衰退——凯恩斯的另一个核心思想。这个观点遭到他同时代保守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在当代，也如出一辙。降低利率(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或取得现金的其他形式的负债，增加银行允许贷出的货币数量)，降低积极投资的成本，以增加就业。凯恩斯极力主张这种做法。但他同时指出这种做法有可能也会失灵——如我们在这次经济下滑中所看到的。银行对“那些向他们借钱的人”缺乏信心，所以“虽然信贷紧缩是经济崩盘的充分条件。但扩张信贷，只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事实上，如今的美国银行，将政府发放的救济金，大部分囤积起来，而不是放贷。虽说囤积可能使银行在贷款时的自由度相对多了一点，但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效果，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是温和的。

幸好，政府治理这种螺旋式经济下滑，除了降低利率，还有别的办法。通过 增加公共投资，可以弥补由衰退或萧条引起的私人投资和消费的不足。当我们说政府修建高速公路时，我们的意思是指政府从私人承包商那里购买高速公路，政府购买的越多，会刺激出更多的投资，由于乘数效应，进而带来更多的收入，产出和就业。由于对未来缺乏信心，私人投资和消费受到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缺乏，政府必须竭其所能使商人和消费者相信政府有能力和决心复苏经济。一项庞大的公共工程的建设项目是建立信心的最好来源，表明政府旨在［帮助］工商业。“信心的回复”，凯恩斯解释说，“在于对衰退的看法，一方面是银行家和商人对衰退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坚持‘纯货币政策’疗法的经济学家低估衰退带来的影响。”有一次，可能是针对罗斯福总统第一次就职典礼的演讲辞(除了恐惧本身，我们一无所惧。)，凯恩斯评论道，“商业领域具有不可控和不听话的心理”。

但是对于建立民众信心的公共工程建设项目，要想应对经济崩溃行之有效，政府必须要做到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时，不能相应消减私人支出。如果通过征税来筹资，等同于往经济体注入现金的同时，又再抽出去。但如果通过借款(赤字支出)，或通过美联储创造出新的货币，其产生的代价会到经济走上复苏通道时方会显现，此时已可以承受这些代价，而且不会伤及经济的稳定性。当投资者只被动储蓄，而不是积极投资，政府可以借出他们的存款(通过发行政府债券)，进行积极投资。这是凯恩斯主义者应对萧条的核心疗方。

凯恩斯强调消费拉动积极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使得他的理论有一丝享乐的味道。的确，他敌视节俭——另一个名字叫囤积。在当前经济危机中，我们已看到节俭对经济带来的破坏作用，富人以节俭的名义坚决不购买奢侈品的行为，降低了零售业的就业，加重了衰退。这是“节俭悖论”的一个例子。“挥霍有害，指的是对人，而不是对贸易”。凯恩斯引用17世纪的经济学家尼古拉•巴蓬的话说。(节俭悖论的极端后果是，由于人们储蓄，不消费，导致收入大幅下降，实际上储蓄会降低。)

凯恩斯高度颂扬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销毁农产品库存的做法，因为销售前期库存不刺激积极投资，实际上还会减少投资。他甚至颇具同情心地讨论一个奇怪的“盖印货币”建议，尽管最后他否定了。“盖印货币”要求人们到政府部门对自己持有的货币贴盖印花，以保持其价值，这种做法由于非常麻烦，可以起到对囤积货币抽税的作用。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像在煽动挥霍，这和凯恩斯作为剑桥使徒社和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主要成员的放荡不羁的私生活是相符的。但在他的理论当中，没有将消费局限在购买琐碎的私人物品或任何形式的私人物品。我举的例子是高速公路的公共工程，其他也可以是用于国防的军事设备，或者用于教育和艺术的公共采购。尽管他对非生产性工程的价值——在我们眼里看来差不多是——如埃及的金字塔建筑，有过一段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论述，认为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从而增加消费(工人，即便是奴隶，也必须解决衣食住行问题)，他还是更倾向于各国政府从事生产性项目的建造。

正确预测到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凯恩斯还预测说，在未来一个世纪，人们的物质欲望将得到满足，所以人均消费量将停止增长。人们会减少工作，但仅仅是因为他们对收入的需求降低，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收入的欲望减少了。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将变成前所未有的自愿性闲暇的管理。这是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主题——想想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但他低估了商业创造新欲望的能力，以及满足这些欲望生产出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力。

这仅仅是一个小错误，只是凯恩斯相信社会可能达到永久繁荣的一个奇异产物。他有慧语，如果艾伦•格林斯潘和本•伯南克在这个十年的早几年能够遵从，提高利率，在资产价格泡沫变得过大之前，就刺破泡沫，会受益的。然而就在几个重要事件之前，他还说过，“促进繁荣的方法不是高利率，而是低利率！因为这样可以使所谓的繁荣持续。” (这可能是格林斯潘认为的！)只要有非自愿失业，低利率，通过刺激积极性投资，不会提高劳动成本，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这话与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相吻合的。但是，我们刚看到，美国进入21世纪以来，即使劳动力成本稳定，低利率也使得资产价格上涨(住房和信贷泡沫)，它可以引发一场经济大崩溃的。凯恩斯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曾预言过通货膨胀潜在的灾难性影响。《通论》几乎没提及通货膨胀，但他的确说过，他的很多继承者都忘了 ——当一个经济体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时，进一步刺激需求，只会导致通货膨胀。

永久繁荣思想说明了《通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左泒经济学者乌托邦式的特质，这是凯恩斯让保守泒经济学家深恶痛绝的地方，但这恰恰让斯基德尔斯基着迷。在他新书的最后一章，他赞扬凯恩斯为“绿色主义人士”，是一个“节制增长”的哲学家，过着简单“美好生活”，即便在经济破产时期也是如此。回想一下凯恩斯的错误预测，在一个世纪内人民群众的物质欲望将得到满足。到那时，对资本(满足消费用)的需求大幅下降和食利者(从被动投资，例如股票或债券得到收入的人，因此，他们属于囤积者)将被淘汰——这个前景让凯恩斯很高兴，他是盼望“食利者安乐死”的，所幸他没在字面表达出这个意思。他质疑自由贸易——传统经济学家圣地中的圣地——他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消费倾向低，可使其货币贬值，利于出口，刺激投资，因为会鼓励企业投资生产满足外国消费所需的产品，从而雇用更多的工人。该国积累的外汇可以在国外投资——这一政策，后期被中国采用，效果相当不错。他甚至对高利贷法的态度比较缓和，认为他们会降低利率，从而抑制囤积行为。他支持征收高额遗产税，理由是它会降低遗产数额而增加消费。 (反对征收遗产税的标准经济观点是相同的——它鼓励“浪费”式消费！)

《通论》中虽然还有一些有如邪教的思想，掺杂着疑惑，模糊，无所适从，混乱，错误，故弄玄虚，和诸多思路不清之处，但并没有减少此书与我们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关联性。经济学家们可能忘记了《通论》，在继续前进，但经济学并没有超出它，或者说通过举例说明的非正规讨论方式，可以使数学无法用到的角落和缝隙出现光明。凯恩斯的这部杰作，涉及很多内容，但“过时”与它无缘。因此，我将让格里高利•曼昆悔改，在2008年11月，经济崩溃时期，他在《纽约时报》上所写的文章，加上最后一句话：“理解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如果只有一位经济学家可以求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位经济学家就是凯恩斯。尽管凯恩斯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但他为衰退和萧条开的药方仍然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他的见解深深影响着我们解释目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凯恩斯说过，‘那些深信自己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务实之士，却往往成为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2008年，没有哪一个已故经济学家经比凯恩斯本人更加伟大了。”

注释：

波斯纳，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区法官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

*斯基德尔斯基的新书《凯恩斯：大师归来》(John Maynard Keynes：The Return of the Master)作为三卷本《凯恩斯传》(1983，1992，2000)的增补卷，9 月3 日由Allen Lane 出版社推出。

** 1820年，圣约翰学院成立了剑桥大学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学术社团——使徒社。“使徒社”的名称来源于圣经故事，由于耶稣只有12个门徒，所以整个剑桥大学每届只能有12个学生属于这个团体。他们肯定是剑桥最出类拔萃的学生。使徒社的成员毕业后大多活跃在知识界，并组成了“布卢姆斯伯里集团”(The Bloomsbury Group)，代表着当时英国思想界的进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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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的半对半错——如何看待中外经济学家

引言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博士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1]，对中国国内经济学家群体作出批评。其采访内容后来以《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或《丁学良批评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为题，在国内媒体和互联网广泛转载，引起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丁教授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相比之下，“西方的经济学家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得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丁教授的第二点批评是国内经济学家的专业水平太差，“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在一篇后续采访中，丁教授向《南方周末》进一步解释了他对国内经济学者水平作鉴定的硬指标：“他们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论文(无论发表或未发表)寄给国际上排名75－100名的经济系，申请副教授的职位，看一看他们能否在候选人的名单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们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给国际上排名20－60名的学术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 [2]

丁教授言论发表后，尽管有极个别人站出来坚称他自己就是经济学家，也有人辩解说年收入不足十万的经济学教授还大有人在，还有人指出经济学家为经济改革作出过贡献，但并没有谁正面回答丁教授提出的上述两点基本质疑，即经济学家是不是在为金钱和利益团体说话，以及他们的专业水平是否达到国际通行标准。面对质疑，国内大多数经济学者选择了沉默。有人评论道：“这一片沉寂并非正常。在沉寂之中，似乎隐藏着大多数经济学家内心的苦涩。”我赞成这个猜测，但假如不用较大的篇幅，对国外经济学家市场的背景作较详细的介绍，就难以对丁教授提出的问题作出切实的回答。

一、不要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

首先，我赞同丁教授的观察和判断，即有许多经济学者，尤其是不少“著名经济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地为个别或若干利益集团说话；再不然，就是自诩为为民请命者，在为所谓的劳苦大众说话。他们在我眼里是一样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他们自己赢得利益。

我不赞成的，是丁教授字里行间把“为利益集团说话”和“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两者等同起来，给人以“越是为利益集团说话就越容易损害大众利益”的印象。而我深信，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

我相信的是：人们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某项政策的出发点是一回事，它造成的后果是另一回事；打着为民请命旗号的人，实际上可能在推销出于一己考虑的政策建议，而大胆说出一些得罪人的看法的人，倒可能是一腔热血的真诚学者。他们有些是从中渔利了，有些则没有；但他们的政策主张，与他们是否渔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看待社会问题，如果缺乏这点世故，就只能用“幼稚”来形容。

经济学者要向公众取宠，是很容易的事情：可以为消费者代言，抱怨机场的咖啡太贵；可以为中产阶级代言，抱怨房地产商制造了泡沫；可以为打工者代言，大谈最低工资法的好处；可以为家长代言，呼吁实行学杂费全免的教育；也可以为国家利益代言，渲染欧美的知识产权法怎么扼杀了中国的企业。采用这些招数来“取宠”的人，都有意掩盖了其主张的真正代价。我这里不打算逐一剖析这些“取宠”的主张，而只是要说明：甄别经济学家的品质，不能简单地看他们是不是在“为民请命”。“为民请命”这一招也太廉价了。

好的经济学者，不标榜自己的道德情操。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情操，而是他们接受过的经济学训练告诉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只能影响身边为数极少的人，而不能用来解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机制协调”问题。

市场是由无数分立的个体组成的，这些分立的个体各自为政，共同形成了他们每个人事前都预想不到的后果。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单一的目标和单一的力量，对改善整体的经济没有帮助。

有人问，人类都已经能让卫星上天了，为什么还不能消灭贫困？这是因为消灭贫困比送卫星上天更困难！卫星上天是个“单目标”工程，只要不惜代价，还是比较容易办到；解决社会的贫困和其它经济问题，则是一个“多目标”工程，没有良好的协调机制，哪怕有强烈的愿望、高尚的情操和军队式的管理，也不可能办到。

正因为这样，经济学从两百年前斯密(A. Smith)开始，就强调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贫困之所以顽固地存在，不是因为资源不够，不是因为扶贫的愿望不够强烈，不是因为经济学者的道德情操不够高，而是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经济学者的任务，是寻找协调方案，而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这便回应了丁学良教授的第一点批评：要看经济学家建议的政策的实施后果，而不看这些经济学家的个人品德或他们从中得到的收入。有些经济学家品德高尚，给出政策建议后分文不收，但政策实施的结果可能是很糟糕的，我们于是反对他们的主张；相反，有些经济学家可能到处走穴，赚了不少演讲费，他们个人的品质可能并不高尚，为人处事可能也并不光明磊落，但他们的政策主张却可能推动了改革，无形中造福了很多人，我们就仍要赞成他的主张。

二、西方经济学的困难

我也赞同丁教授的观察和判断，即若以经济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其在国际上的受认同程度为标准，国内经济学家的专业水准，离国际专业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隔绝层上：一、语言隔绝，英文无论听说读写都捉襟见肘；二、研究气氛隔绝，不仅缺乏可靠的数据体系，还缺乏学术思想交流的机会，一年下来没几次好的学术讨论机会；而美国的研究院，每个礼拜都有好几场，而且往往好戏连场；三、文献和课题隔绝，国内学生和学者调阅文献非常困难，往往不仅不知道国际学术界过去干过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相比之下，在美国要调阅一篇过去80年内发表过的论文，往往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比到衣橱里拿件隔季的衣服快。

丁教授提出了衡量中国经济学者的国际水平的办法，那些都是硬指标，很难有错。不是吗？一方面，水平达不到的人根本不会去试，既不会去拿自己的稿子投到国外，也不会贸然申请某所国外大学的教职。另一方面，有希望能做到丁教授提出的硬指标的人，他们已经去做了。他们考取了英美的研究生项目，在那里就读、在那里毕业、在那里求职。这样的人一年就至少有好几百人，他们都自然而然地跳出了丁教授作判断的范围。

既然这样，为了使讨论变得更有意义，让人们在决定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以前，了解更多可能的选择，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硬指标的对比上，也不能仅仅追求向这些硬指标的靠拢，而是应该问：国外的经济学家市场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搞什么？我们究竟要向他们靠拢，还是要坚持走符合中国特色的学术道路？

我的观点是，不能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成果和培养出来的从业人员，包括我们常说的“海龟”。首先我要提到的是，经济学家麦科洛斯基(D. McCloskey)对经济学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尤其是对数学模型的运用、回归分析的统计显著性分析、以及经济学在改造社会的作用等方面，作过深刻、系统、不留情面的批评。[3]

麦科洛斯基教授认为，现代经济学走进了三条歧路：一是由宾州大学经济学家克莱恩(L. R. Klein)在1950年代开创的、追求“统计显著性”的道路；二是由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在1970年代开创的、追求构造“精致数学模型”的道路；三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N. Tinbergen)在1950年代开创的、追求进行“社会改造工程”的道路。

我这里注重谈宏观经济模型和回归分析的问题。宏观经济模型基本上是数学游戏。它先假设经济社会中某些宏观变量符合某个方程式，然后通过历史数据，推算出这些方程式中每个宏观变量的系数，从而冀望于通过这个确定了的方程式，对未来经济趋势作出预测。

这个做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设计这些模型的人，不能在理论上证明模型中假设的宏观变量之间确实有如此这般的关系。宏观变量的变化，往往是许多微观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宏观变量的变化直接造成的。忽视了微观作用的基础，泛泛地假定和推断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往往会与真实世界南辕北辙。

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世界的复杂性，并没有哪个固定的数学模型能够全面地刻划所有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也可以理解为，随着时间的变化，能准确反映世界变化的数学模型，其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这样，尽管人们总是能很好地把所有历史数据“拟合”到某个固定的模型数学中去，但哪怕“拟合”得再好(这总能做到)，这个模型对于真实世界的下一步变化的预测能力还是相当笨拙的，其出错的机会甚至大于常人的直觉。

众所周知，萨缪尔森是数理经济学的鼻祖，是他把经济学变得看上去很科学的。在他早年各个版本的《经济学(Economics)》中，他都对苏联的GDP增长趋势作了预测，认为按照那样的速度，苏联很快就会赶上美国。随着西方越来越了解苏联经济的真相，萨缪尔森在新版《经济学》中预测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到80年代初，他才索性在书中取消了这项令人尴尬的预测。

另一个例子是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技术可以做得很高深，但它的基础太脆弱。样本的一点差错，就能搅乱整个图景。而控制变量的设置，对回归分析的结果也有重大影响。经济学家即使在增减和选择控制变量上偷梁换柱，也依然能道貌岸然，说自己是靠数据说话的。这里的要点是，负责建立回归分析模型的人，和测试这个分析模型的说服力的人，是同一个人。这仍然是经济学的行规。这个行规不改变，回归分析就摆脱不了搞数字游戏的嫌疑和隐患。

还有，大部分依靠回归分析写成的经济学论文，用的都是线性回归。为什么是线性？经济学家怎么知道真实世界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线性的？答案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为什么要假设线性来回归？因为线性回归是他们的数学能力应付得来的，所以他们就假设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然后通过回归技术确定线性系数。而近20年，由于计算成本的暴跌，也促成了大量经济学家坐在电脑前“搞研究”的“回归风气”。

诚然，回归分析的许多技巧得到了重大的改善，如非线性回归(non-linear regression)、二阶线性回归(two stage least square)、板块数据(panel data)和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的运用等，经济学家和应用数学家也不断提出改善的模型，但上面提到的回归分析的几个核心困难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

总的说来，我认为麦科洛斯基教授对经济学这个行业的批评是中肯的，即西方经济学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这一点即使外人也不难看出来：哪怕经济学家用的方程式再复杂，计算机运转得再快，学术用语弄得再高深，经济学家能对真实世界作出过什么准确的经济预测吗？连需求曲线是不是有时向上还能争吵几十年，经济学家之间究竟能达到多少共识？那么多的经济转型国家，能依据经济学家勾勒的蓝图成功过渡的又有几个？

既然如此，既然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和结果不令人满意，为什么它还得到这么多人的青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资金注入经济学研究的行当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争取发表论文？为什么经济学家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三、社会对经济学家的需求和供应

我认为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社会对经济学的需求很大，社会上很渴望获得经济学家的服务，或听取经济学家的意见。经济学家未必总是对的，但总有对的时候。为了博取那么一点机会，人们寄与了很高的期待，愿意支付很多钱。这使得近半个世纪西方经济学系得到的研究经费大增，经济学家的队伍急速膨胀。

仅以美国为例，她一年就大约培养出上千名经济学博士。只有个别的人填补前200名的研究型大学的教职，其他的流入教学型的学院、政府部门、跨国经济部门、私人咨询企业、新闻机构等等。整个社会为了换取经济学家提供的服务，支付了庞大的费用。

另一方面，经济学本身并不争气，力不从心。好像当年化学还没有完成从炼金术蜕变的过程一样，经济学现在还很难奉献出人们真正期待的知识产品。并不是说没有好的经济学原理，但那些扎实的基本原理，离实际应用还很远。原理学起来容易，但用起来几乎很难成功。

既然社会对这个行业的需求很大，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入行的人数与日俱增，那么这个行业便好歹也要衍生出一套可操作的硬指标，以便用来筛选成败，用来论资排辈。这套硬指标基本上就是丁学良教授谈到的指标，也就是发表论文和计算引用次数的考核体系。

然而，这套考核体系并不是经济学这个行业与生俱来的。二战前经济学家的数目很少，工资也很低。那时候聚集的，都是一些对经济学思维有真正癖好的人。他们的报酬，基本上是满足了癖好，而不是撑满了腰包。今天很多大名鼎鼎的学术期刊，在三十年前往往并不实行“匿名审稿”，而是实行“编辑约稿”的。应邀撰稿的作者，还能拿到一笔稿费。

现在呢？这些学术期刊不仅实施匿名审稿制度，投稿人还得向刊物支付审稿的劳务费。为什么这样？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行当里的从业者人太多了。过去职业经济学家的圈子非常小，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对水平高下的衡量不需要诉诸发表的数目和文章的长短。现在谁都不认识谁，要作筛选，就必须依靠一定的信号机制。这使得人们逐渐看重发表的数量——由于印刷成本下降，行内变得只认期刊文章，而几乎不认单行的书籍了。

我自己喜欢的一些经典经济学论文，很多不是在匿名审稿制度下发表的。我经常想，要是这些文章当时没有发表，而是等到现在才投稿，它们能得到发表吗？我觉得不能。因为时代毕竟变了，审稿人的品味毕竟变了，况且这些文章重思想，轻形式，没有固定的模子，那些按篇计价审稿的匿名编辑，未必会花时间反复重读，领会其中的思想。

经济家塔洛克(G. Tullock)，生平被学报拒绝的文稿不计其数，以致他在当选了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会长后，是这样开篇致辞的：“你们学报拒绝了我投的每一篇稿子，但估计这篇演讲你们不会不登，所以我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后来，塔洛克还把所以被拒的文稿编成了一本书。了解塔洛克学问功力的朋友都会赞同，这样一本书是对匿名审稿制度的一个嘲讽。

但嘲讽归嘲讽，匿名审稿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的规范。没有它，经济学这个行当里滥竽充数的现象可能更加严重。当然，我们也不能轻信，以为能通过这套指标考核的，就一定是有价值的经济学贡献。总的说来，虽然近50年来发表了的经济学论文汗牛充栋，但与物理、化学、电子、医学等实用科学相比，经济学对人类知识的贡献、以及对人类财富积累的贡献，都是相当有限的。

四、国外经济学者也一样求名逐利

丁教授对西方经济学家有这样的描述：“西方的经济学家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得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我认为这样的描述，给读者一个误解，让人感觉西方经济学者都不食人间烟火，而中国的经济学学者则都忙着争名逐利。并不是这样的。争名逐利总是渗透在每个学者的学术盘算之中，中外皆然。物质生活是人人都需要的，名誉也是学者搞研究的主要报酬之一。要知道，我们是在讨论一个有着成千上万从业人员的跨国行业，而不是少数几个极端分子。

问题是，西方的学术体制，基本上能平衡学者们对名利的追求和对学术的贡献，能以最少的钱换取最大的学术成果。这个体制就是上面提到的学术期刊发表体制和终身教职的评审机制。一个要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必须通过这两个筛子，才能取得安稳的物质条件保障，在学术道路上挖得深，走得远。在这个筛选过程中，作贡献的概率较低的人被筛选出局了。

当然，要发表，不是没有窍门的。例如，要投其所好，什么样的期刊，什么样的编辑，什么样的品味，都得事前摸清。有些人找到了窍门，能在同一个题材、同一组数据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写出好几篇大同小异的论文，发表在不同刊物上，从而增加了发表的数量。

文章投给哪家刊物，那家刊物的编辑(虽然最终的审稿人是匿名的)大概是谁，得事先是清楚，并在文章中注重引用他们的作品。这样，审稿人在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引用，至少会眼前一亮，少打瞌睡。有些学报主编，在位时自己的文章总是被人引用，一退位，被引用的数量就锐减了。这些都是常见的花招，反正搞学术的人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单纯，伪劣的思想产品也从不比伪劣的实物商品少。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实施终身教职制度的货币成本是很高的。虽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教授的工资不算高，但取得终身教职后，除非触犯刑法或卷入师生恋，收入来源可谓固若金汤。这样的制度，把对学问真有兴趣的人选了出来。然而，教师大部分发表的文章都是在早年，一旦取得终身教职，都多少会懒惰下来，所以按终身收入来计算，其出版物的稿酬相当高。

拿大家熟悉的科斯(R. H. Coase)来说，他生平就发表过几篇重要论文，这几篇文章支持了科斯漫长一生的收入流，说他一篇文章换取10年的收入绝不过分。这是说，他一篇文章的稿酬达到百万美元的数量级。科斯的成就有目共睹，支付给他的工资算是物超所值。然而，享受与他一样待遇的学者并不少，有些文章发表了就是发表了，被引用的次数接近于零，但整个体制也还是把他们养起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教职的收入不高，但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原因。

我这里要说的是，西方学者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对收入的考虑。西方的学者有时看上去不想着赚钱，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想过了，争取过了，已经取得了稳固保障的缘故。相比之下，我们也完全能理解，为什么缺乏类似收入保障的中国学者必须到处觅食了。这是跟学者背后支撑他的制度和资金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暂时不能提供类似的物质支持，我们就得接受一个事实，即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生活和研究方式都有所不同。

结语

一方面，丁学良教授对国内的经济学家的批评切中要害，不是简单几句话甚至是不屑一顾的态度可以敷衍过去的；另一方面，丁教授的批评过于简单。全盘接受丁教授的批评，与全盘蔑视丁教授的批评，都要犯同样严重的错误。

我主张以“世故的态度”和“专业的标准”来看丁教授对国内经济学家提出的质疑。所谓“世故的态度”，就是要把经济学家的“人品动机”、“收入高低”、“公众形象”、“政策主张”及其“实际后果”这个五个迥然不同的层面，象庖丁解牛那样区分开来分析，而不要停留在幼儿园小朋友的智力水平，以为“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而改进社会就是“让好人说话”和“让坏人闭嘴”那么简单。

所谓“专业的标准”，就是要批判性地看待整个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尤其是既要看到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承认它确实远远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要看到其规范化表面所掩藏的内容匮乏和方法困难，从而就事论事地评估经济学家(不管他们是否“及格”、来自国内还是国外)的各种意见。任何时候，只要试图把“他的意见对不对”的问题，简化为“他是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或“他是不是一个及格的学者”，我们犯错的机会就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1]曲力秋，《香港教授：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载于《中华工商时报》，2005-10-26
[2]丁学良，《什么是合格的经济学家》，载于《南方周末》，2005-12-08
[3] McCloskey, D. N., The Vices of Economists, The Virtues of the Bourgeoisi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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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谈凯恩斯的价值
薛兆丰
2009年9月26日

题目是双关的，既是(1)“波斯纳谈‘凯恩斯的价值’”，又是(2)“‘波斯纳谈凯恩斯’的价值”。

先谈(1)。波斯纳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如何成为凯恩斯主义者。当然，他高度评价了凯恩斯的价值，认为他的通论是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最佳指南。这里把这篇文章告诉大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细读。

再谈(2)。波斯纳谈凯恩斯的这篇文章，我认为其价值在于让批评凯恩斯的朋友有一个好的蓝本。波斯纳不仅是顶级学者，而且是资深法官，理解和概括能力是绝佳的。由他概括的凯恩斯《通论》，大家可以较放心地使用。因为在关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的争论中，人们总不免会滑向一个分支，即“这究竟是不是凯恩斯的原意？”现在，凯恩斯的原意，经过波斯纳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来了，为求简便的朋友，可以以此为进一步讨论的依据。

当然，要说清楚，“这究竟是不是凯恩斯的原意”的问题，在争论中并不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常常可以不管这究竟是不是那个凯恩斯的原意，我们甚至不妨假定这其实是一条狗的原意，我们只需要讨论这个观点本身是否合理就可以了。至于这个观点究竟是否出自那个凯恩斯，大可以留给历史学家考证。但是，现在波斯纳出面概括凯恩斯，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而且可以比较放心地批评凯恩斯了。大家读了波斯纳的概括，就能自己作个判断，看看过去对凯恩斯的批评没有误会或冤枉凯恩斯。

最后谈谈波斯纳这篇文章的说服力。这篇文章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波斯纳也没打算说服人。波斯纳甚至没有什么观点。他就是概括了《通论》，引用了凯恩斯传记作家对凯恩斯的一些评价，引用了一两个经济学家的高度概括的评价，就没再说什么了。

对于了解对凯恩斯理论的常见批评的人来说，不管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凯恩斯的，都会觉得波斯纳的文章在论证上很弱。也就是说，对凯恩斯的怀疑者来说，他们会情不自禁地问波斯纳法官：“你这就信了？”而对于凯恩斯的支持者来说，他们没有办法在文章中找到任何可以抵御批评的新式武器——我看连武器都找不到。

我期望有人能翻译这篇文章。波斯纳是大学者，可他也是老外，我们对批评老外没什么顾忌，不怕伤和气，批评他吧。美国梅森大学兼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Russ Roberts的批评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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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读经济学，摸索的时间比较长，快感没有那么密集，但经过是相似的。我的启蒙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先读中文的三卷本，后读从香港买来的英文版，再读一次中文版，这样就读了三遍。差不多同期，埋头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读的是英文，从图书馆借出来复印的，两页一面，用做帐本的蓝色硬皮装订。萨缪尔森加波普尔，结果就是个凯恩斯主义者。没错，我是从信奉干预经济学开始的。

后来是海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布坎南、塔洛克和瓦格纳。

想起一张照片，标题应该叫“与布坎南教授早读”。那个清早，漫天风雪，到了教室，才知道学校停课两小时。已经到了的，就与布坎南教授一起早读，消磨这两个小时。静悄悄，暖洋洋，身边的Isaac捅捅我，说这一刻真美！

写文章不应开玩笑(II)
薛兆丰
2009年9月25日

上次说只要油价超过4美元我就支持价格管制，引来读者误会。这次是写了“为自己做主和替别人说话”后，收到读者的质问“莫非你认为西方也搞记名投票？”我忍不住玩心回信问“不记名怎么投票？”结果又引起了误会。

我其实知道西方普选投票是不记名的。但是，虽然不记名，投票人却并不会像掩藏自己性器官那样掩藏自己的政治取向。更何况，支持戈尔搞环保，支持尼克松管制油价，支持奥巴马抵制中国轮胎，这些往往都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没有必要藏掖。所以，投票人的周围的人，尤其是配偶儿女和亲朋挚友，总有人知道他的政治取向。事实上，不少人对竞选很热心，积极参加很多助选的活动，他们的政治取向也是为他身边的人所知的。

一个人的投票对投票结果造成逆转的可能性接近零，但去投票的人还是不少。于是，便产生了大量的文献，来解释这种似乎与人的理性相违背的现象。这部分的文献，通常称为“操作性理论(instrumentalist theory of voting)”。其实质，是把投票看作是一个个人投资的过程，即今天辛苦折腾去票站投票了，指望着明天从投票结果中得到些什么实质性的好处。然而，这部分的文献，解释力不够强，找的理由不足以令人信服。

后来，学者们便开始转向留意投票行为的标榜性功能，这些新的观点，通常被称为“表达性理论(expressive theory of voting)”。这种观点认为，投票人固然也是理性的，但他们并不指望从投票的结果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而是指望从投票的过程得到满足。其实质，是把投票行为看作是一种“着眼于当前的精神上的消费行为”，而不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实物上的投资行为”。

学者 Geoffrey Brennan 和 Loren Lomasky 写的 Democracy and Decision 整本书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两位当然是知道西方投票是不记名的，他们的书谈的就是即使在不记名的情况下人们的标榜心理(向自己和向周围的人标榜)也还是会起作用。我还记得 Brennan 谈到，在厕所里安装了摄像机来统计如厕者事后洗手的行为。结果是，如大家能理解的，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人们洗手的概率比较高。这是说，人们介意自己的公众形象。

固然，投票仅仅是标榜的一个环节，即使没有投票，设法通过言论和表态来显现自己的品德，往往也能达到标榜的作用。而且，即使一个人在日常言论或助选行为上已经表达了立场和享受了标榜的效果，而且投票本身不记名，他也还是有可能去投票，这或许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的感觉，或许是因为他不想欺骗自己和周围的人，或许是因为他看中投票后拿到的一张“我投票了”的标贴。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仅仅认识到标榜的强大作用还是不够的。一经指出，标榜的强大作用确实不难被承认为一个事实。事实上有这个作用。但是，人们标榜什么呢？如果人们标榜的内容是正确的，或者说如果大部分人标榜的内容是与其在市场上的行为相符的，那么即使在投票过程中的确存在标榜的现象，投票结果也是正确的，即与每个人在市场上的行为结果的总和是吻合的。

在这个问题上，Bryan Caplan 的研究表明(见《理性选民的神话》)，大部分人的标榜内容都是与其个人在市场上的行为存在差异的。也就是说，人们在思想上和言论上，往往会赞成一个主张，而在行动上却在追随另外一种制度。大部分人都会赞成保护民族工业，但他们自己却会去买进口货甚至是走私货。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是说，一个制度安排，如果本来能让市场来确定的，能让每个个人的“行动和交易”来分别确定的，就不应该交给政府通过聆听民意的方式按每个个人的“想法和言论”来确定。否则，虽然每个人都在精神上爽了一把，但由此推行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却可能会使大部分人变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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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我的第一本书(也是目前唯一一本)是“献给不同意我的朋友”的。究竟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动不动就要政府出来管一管、那些主张中国要富强之后才加入WTO、那些劝告我改邪归正赞成最低工资法、那些对基尼系数忧心忡忡担心超过什么警戒线等等等等的朋友。这是经济学扫盲——虽然目标读者是报刊读者，但话题大部分都是由经济学者的言论而起的。

我热情未减，但经济学盲实在太多。为什么会这样？经济学复杂吗？绝对不是。电视、汽车、相机和手提电话比经济学复杂一万倍，但即使半文盲的大老粗也知道哪个牌子比哪个型号比哪个型号功能多、性能好。为什么到了经济学就不是这样？

Bryan 的书把经济学盲遍地皆是作为不争的事实，然后(1)解释为什么会这样；(2)建议只有继续加强经济学教育普及才能改善现状；(3)并分享如何有效进行经济学扫盲的经验技巧。一句话，这是一本“写给同意薛兆丰观点的朋友”看的书——而且是一本好书。它是由作者一系列学术论文改编而成，其重点指向“民主体制中投票人是理性的”的假设。

在此以前，经典的公共选择理论也把“愚蠢的经济政策遍地皆是”作为不争的事实，但它同时假定投票人是理性的，而其研究的含义是“投票机制出了问题”。简单地说，传统理论是说“宝石进、垃圾出”——因为机器有问题；而 Bryan 说“垃圾进、垃圾出”——愚蠢的经济政策恰恰就是选民要的东西。这本书是用下面的引言开场的：

A supporter once called out, “Governor Stevenson, all thinking people are for you!” And Adlai Stevenson answered, “That’s not enough. I need a majority.” – Scott Simon, “Music Cues: Adlai Stevenson”

一个支持者喊道：“斯蒂芬森州长，有思想的人全都支持你！”州长回答：“那还不够。我需要大多数人支持。”

Bryan 是训练有素而观点精准的年轻经济学家，不仅从普林斯顿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清楚需求曲线的方向。我推荐这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