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 
卡图的 David Boaz 著，铅笔经济研究社的陈青蓝翻译。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教授评论道：在这个年代里，政客们口口声声说，大政府时代结束了，却以此为借口来追求一个更大更糟糕的政府。这时有人能够写一本书，回顾我们传统的每个方面，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行描述，并且可读性强，信息丰富，的确是一件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大卫·鲍兹的这本入门读物将历史、哲学、经济学和法学结合在一起，杂以各种逸闻掌故，恢复了美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关键传统，并把它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件值得赞誉的事情(到这里购买)。
我是如何成为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危机中的再思考
理查德·波斯纳 2009年9月23日
原文：http://www.tnr.com/
翻译：冯冠军 (烟台大学经管学院，邮箱:ucpfpl(at)hotmail.com)
去年九月，银行业轰然倒塌，使我平生第一次患上隐性抑郁症。尽管对经济学感兴趣，但我从来没想过要读《就业、利息、货币通论》。我早知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这本书也享有非凡的声誉。但它是一本宏观经济学方面的书——研究总体经济现象，诸如通货膨胀，商业周期和经济增长。法学，法律经济学——我的学术领域，涉及这些问题的管制不是很多；我听说它非常难懂，我便以为书里有大量的数学；凯恩斯是一位过时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需要使用财政政策(税收，举债，消费)来控制商业周期的波动；尽管米尔顿·弗里德曼欣赏凯恩斯前期的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但他对这本书持批判态度。哈佛大学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1992年曾说过，“经济学科向前又发展了五十年之后，《通论》这本书已经过时了……我们理解经济运行比凯恩斯占有优势”。对此我并不惊讶，也没想过要质疑这种说法。
然而，当代经济学家并没有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视房地产泡沫和随之引起的金融危机，误判经济下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对美联储执行的现行货币政策无力阻止经济突然崩盘感到困惑，并对政府应当采取何种措施阻止经济下滑，引领经济复苏，没有统一意见。目前，多数经济学家原则同意奥巴马政府将经济拖出深渊所采取的积极的凯恩斯式政策。有人说政府做得还不够，对银行家太温和；也有人说政府做得太过了，忽视了这些政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阻止经济下滑、加速复苏应采取何种措施，尽可能地阻止其再度发生，理论上并没有形成共识。由于不相信现在发生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当事情真正发生了，整个经济学领域对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并没有太多思考。
该学科的混乱情形，使我很困惑，我决定最好还是亲自阅读《通论》。读完结论是：虽然《通论》是早前的书，但它是解决当前危机的最好指南。抱有同样想法的人不止我一个，写过三卷本凯恩斯传记巨著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即将推出他的新书《凯恩斯：大师归来》*.在书中他阐释了凯恩斯与他前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与他后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者有何不同。并且指出新凯恩斯主义者抛弃了凯恩斯理论的最重要的部分，原因是偏爱数学的现代经济学家无法将这些内容数学化。斯基德尔斯基对凯恩斯理论的独到之处做出的概括我认为是非常完美的。
当然该书也有缺憾。作者始终在问，如果凯恩斯还活着，他会说什么(对这些问题唯一明智的回答是无人知晓)。更为糟糕的是，书中一直在强调“骨子里”，凯恩斯“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只是罩上了经济学家的面具以获得权威，就像他在伦敦的华尔街要穿西装戴洪堡毡帽以谋生一样”。凯恩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将他从经济学领域除名，足见当今经济学家囿于该领域的一些狭隘观念，引发的偏见已无以复加。
阅读《通论》是一件苦差事，倒不是因为里面的数学。除了书中的乘数公式(所用篇幅极短)，即便有数学，也很简单，而且有助于理解凯恩斯的观点。她是这样一部充满优美的散文语句的作品，时有格言警句闪现(“一个人要比他的同胞动用银行存款越多越好”。)还有诸多的华丽修辞语句(最著名的有“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的一些狂乱想法，无非是道听途说，从几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当然书中也有陌生的术语，让人费解。比如“工资单位”(雇佣普通工人一小时的劳动)，提及少有人知的经济机构，例如“偿债基金”(一种积累钱财以偿付债务的基金)。书中有很多离题，思路不清和杂乱无章的地方。比如，“两个使人最舒服的职业，无需使人为谋生计而犯愁的两个行业，［是］著作者和农业实验者。”最重要的两章，探讨贸易周期(也就是经济周期——繁荣与衰退)，和重商主义、高利贷和节俭的内容，都放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并冠以一个让人混淆的章名“通论引起的几点思考的概述”。
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本书尤其难以读懂，因为这本书的概念和他们所接触的迥异，(这应当是曼昆认为本书“过时”的原因所在)，使它实际上成为一部无人问津的经典之作。(另外一位非常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在曼昆之后，将《通论》贬为“是一部思想活动的作品”)当今经济学的主要假设，经济学研究的是“理性选择”，我在自己的学术领域，法律经济学也是遵循这一假设从事研究。也就是说，认为人类所有的选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交易行为，运用的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通常是局部和非正式的)。此前，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的，利用所有看起来与现实相符的假设，运用手头一切可以使用的分析方法。对人类的决策过程，凯恩斯想更加贴近现实，而不是假设人类在作决策时大概使用的是成本收益分析法，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
《通论》一书充满着有趣的心理观察，“心理”现象的用词随处可见——当凯恩斯提到“在繁荣期，人们认为［风险］非常小，行动很鲁莽”，但在萧条期，企业家的这种“动物精神”消减。他直接使用观察到的现象，而不是尽量使他们符合理性决策的模型。
用折衷的方法分析经济行为始自凯恩斯，因为按照现代观点，凯恩斯并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没有经济学学位，写作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概率论，他写过一篇这方面的论文，但通篇没有提及经济学。)他既是剑桥大学研究员，也是政府顾问和高级公务员，还是一位积极的投资家、辩论家和新闻记者。同时更是一位芭蕾舞爱好者，并住在一家作家林立的公司。
对于理解凯恩斯理论及其它在解决当前经济困局的具体应用，如果牢记一段史实和他在书中提出来的三个基本论点，应是最好的方法。这段史实是：在1919到1939年间，英国一直处于高失业率——从没有低于10%，1935年更是高达15%，那年凯恩斯正忙于完稿此书。解释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是凯恩斯给自己定的主要任务。虽然他有一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但他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在他写书时，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三个基本论点是：一、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目标和唯一结果”，因为所有的生产性活动，无非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现在和将来的需求。“消费”一词并没有出现在书名中，因为凯恩斯唯一对消费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收入有多少是用来消费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消费越多越好。二、囤积货币的重要性(和负面效应)，人们并不只存下留作将来花费所用的钱，还为应对将来的不确定性而储蓄。三、和第二个相关，不确定性——如从风险角度来理解，指的是不像百家乐游戏那样可以算出输赢概率的风险——经济环境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尤指与满足未来消费相关的项目。
一个国家的年产值，也称国民收入，是一年内生产的所有货物(也包括服务，为简化讨论，在此忽略)的市场价值。这些货物要么是消费品，比如食物，要么是投资品，比如机床。人们将购买商品没花完的部分储蓄起来：收入-消费=储蓄。由于收入-消费=投资，所以凯恩斯强调，储蓄恒等于投资。但储蓄恒等于投资让人生疑。你将钱藏于垫子下，你在储蓄，但从何种意义上讲，你也在投资呢？如果你购买普通股(股票的一种)，你是在投资，但你的投资转化为建造一家工厂这类的生产性资本会很少。
至少，我们应当区分开(像凯恩斯暗示的那样)，可能生产性投资和实际生产性投资，或者，分为被动投资和积极投资两类。如果你将钱存入银行，是银行——而不是你——决定是否将钱贷给一位商人以投资他的事业。(或贷给一位个人投资资本品，比如住房)不管怎样，钱是用来投资了。即使你将钱藏于床垫底下，也可认为是投资的一种形式，因为不管怎样，最后这笔钱要花出去(尽管可能是几代后的事情)，也像其他投资方式一样，目的是为了将来的消费。不过，这个例子中，被动投资转化成积极投资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正是这种滞后阻碍了经济增长。与用作储蓄的那部分收入不同，用作消费的收入，成为销售消费品卖家的收入。当我买一瓶酒，消费的就是卖家的收入。卖家将这些收入花掉的部分又成为别人的收入，一直延续下去。所以积极投资产生的收入，也就是我购买葡萄酒的那笔钱，将产生连锁反应，凯恩斯称此为乘数效应。
这里有一个棘手的问题：由投资带来的收入增加量，取决于人们对增加的收入的消费状况，消费(而不是储蓄)的越多，由投资带来的收入增加得就越多。消费增加了商品供应商的收入。如果一个人的消费比例越高，由此带来的衍生消费效应会越大，可达到初始投资的几倍效应。假设每人对增加的$1收入，消费其中的$0.9，那么如果某人的收入增加$1，最终将产生$9的消费量($0.90 +$0.81 [0.9 x0.90] +$0.729 [0.9 ×0.81]+… = $ 9)，所有这些消费都是消费品供应商的收入。如果对增加的$1收入，只消费其中的$0.7，第一个得到$0.7的人，消费消中的$0.49，第二个人消费$0.344美分，依此类推，最终增加的消费只有1.54美元，由最初投资导致的最终产出比第一例子少得多。第一个例子，投资乘数-由投资引起的收入效应-是10。第二个例子只有2.5。其中区别在于，与其说是储蓄倾向不如说是消费倾向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顺便说一下，今天没有人认为投资乘数有这么高)
对此，凯恩斯用了另一种方式来表述，是奢侈而不是节俭促进经济增长。这就引出了凯恩斯的第二个论点的关键所在：人们的储蓄和他未来的消费并无特别联系——他们在囤积钱。凯恩斯列举了大量的理由(至少是短期内的理由)，解释人们为何储蓄，从而无法促进积极投资。(他也讨论了企业类似的动机)。比如：人们想“留下遗产”，“满足纯粹为守财奴的欲望”，“为了不时之需而积起一笔准备金”，“为了取得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感觉以及取得能做出事业的力量，虽然对具体行动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或意图”或“只是博取一个节俭的美名”(后一种动机，马克思•韦伯认为与新教伦理有关)。由于凯恩斯关注焦点在失业率上，所以他对储蓄持怀疑态度，因为，正如我们刚看到的，消费的比例越大，对商品的需求就越大，进而产出越大，所以失业率越低。
但恰恰是这里，凯恩斯的储蓄恒等于投资让人倍感不解。投资难道没有利吗？是它拉动收入。如果说投资有利，储蓄恒等于投资(如凯恩斯所述)，那储蓄不也一定有利吗？凯恩斯的回答是，尽管并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清楚，只有投资创造出生产性资本的情况下，投资才会增加产出，进而促进就业。如果是囤积的方式，储蓄和促进经济活动的链条就断了，或至少弱化了。
现在凯恩斯的第三个论点马上要浮上水面，那就是：商业环境满是不确定性，其风险无法计算。我认为第三个论点是凯恩斯理论的根基。储户无法直接决定企业家如何使用他们的存款；商人在利润的驱使下使用这些款项。但当一个投资项目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在它盈利之前，其成功前景受到各种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的影响，比如，成本，消费者偏好，竞争者行为，政府政策，和总体经济形势等。对此，斯基德尔斯基在他的新书中描述的很好，“一个非管理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不管是预期利润还是利率，都不是由生产力和节俭这两种主要因素所决定，而是由不确定性和对未来起伏多变的预期驱动的”。只有凯恩斯所声称的“动物精神”或“行动欲望”才能促使商人们在这诸多不确定性的海洋里采取行动。“如果人类的本性没有了冒险的欲望，而且除了利润之外，对建造工厂，铁路、矿井，或农场本身没有满足感，那么经过冰冷的计算后，将不会有太多的投资。”
但是，不管一个商人的投资兴致有多高，通常会因为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他不愿意进行投资。如果储户由于自己面临的不确定性(未来利率，拖欠风险，和为清偿债务或不时之用所需的应急现金)，对存钱犹豫不决，那么商人就越不情愿投资。因为囤积现金的倾向越高，商人用于投资所需的资本所面临的利率就会越高。由于贷款数额越大，时间越长，利息费用就会越高，所以，高利率对长期项目——不是为满足眼前的消费需求——所产生的抑制作用特别明显。
我提到的“偿债基金”反映了机构囤积现金的状况：积累货币以偿还将来的债务，而不是现在就花掉。这些钱无法投资，导致投资利率居高不下。高利率不但抑制积极投资，还诱使被动投资，从而给消费双重打击。诚然，高利率通过增加持有现金的成本抑制囤积现金，但同样鼓励了各种形式的被动投资(比如购买政府债券)，转化为积极投资只有远期效果了。
凯恩斯的分析——尽管经济学家对其正确性还存在争论——对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失业率持续高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或更精确地讲，解释了代表非自愿性失业的组成人员。失业人员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工资低于现行标准，他们宁愿工作，并不愿领取救济金。有人可能认为工资可以降到一个只要想找工作就可以找到工作的水平。但凯恩斯指出，由于工人占消费者群体的很大比例，工资水平降低会减少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和投资，除非物价按比例下降。物价可能多少会下降一点，因为生产者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了。但物价水平普遍下价——通货紧缩——会危及经济稳定。实际上，削减工人工资为失业人员腾出岗位，是工业竞争社会的一个万能公式。
不过，员工们很难替代。甲工厂，雇佣100名高技能的工人，乙工厂，雇佣120个低技术工人，虽然乙工厂工人工资水平稍低，但甲工厂的平均生产成本可能低于乙工厂。除非对商品的需求很高，一家新公司才能进入市场，因为雇佣那些低技术工人，生产成本比现存企业要高。
所以非自愿性失业的深层次含义，如凯恩斯所示，与其说是经济周期的短期结果，不如说是一种平衡。他对周期性不景气(我们叫衰退 ，严重了叫萧条)的分析有如一盏明灯。当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下降，当前经济形势就是这样，经济环境就变得不稳定，即便对短期未来的预测也很难。这会降低商人们的动物精神，消费者会囤积货币——商人们同样如此。当行动的欲望已远离他们，他们不进行积极投资，取而代之的是储存现金，以防范不确定性。由于不确定性，商人们即使在最好时机，对未来的预期也缺乏“坚定信心的根本基础”。所以经济形势一旦有变，他们就变得束手束脚。从而，需求下降，投资减少，两者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导致裁员，减少收入，进而进一步降低消费和生产，引起更多的裁员。
但政府可以拯救衰退——凯恩斯的另一个核心思想。这个观点遭到他同时代保守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在当代，也如出一辙。降低利率(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或取得现金的其他形式的负债，增加银行允许贷出的货币数量)，降低积极投资的成本，以增加就业。凯恩斯极力主张这种做法。但他同时指出这种做法有可能也会失灵——如我们在这次经济下滑中所看到的。银行对“那些向他们借钱的人”缺乏信心，所以“虽然信贷紧缩是经济崩盘的充分条件。但扩张信贷，只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事实上，如今的美国银行，将政府发放的救济金，大部分囤积起来，而不是放贷。虽说囤积可能使银行在贷款时的自由度相对多了一点，但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效果，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是温和的。
幸好，政府治理这种螺旋式经济下滑，除了降低利率，还有别的办法。通过 增加公共投资，可以弥补由衰退或萧条引起的私人投资和消费的不足。当我们说政府修建高速公路时，我们的意思是指政府从私人承包商那里购买高速公路，政府购买的越多，会刺激出更多的投资，由于乘数效应，进而带来更多的收入，产出和就业。由于对未来缺乏信心，私人投资和消费受到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缺乏，政府必须竭其所能使商人和消费者相信政府有能力和决心复苏经济。一项庞大的公共工程的建设项目是建立信心的最好来源，表明政府旨在［帮助］工商业。“信心的回复”，凯恩斯解释说，“在于对衰退的看法，一方面是银行家和商人对衰退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坚持‘纯货币政策’疗法的经济学家低估衰退带来的影响。”有一次，可能是针对罗斯福总统第一次就职典礼的演讲辞(除了恐惧本身，我们一无所惧。)，凯恩斯评论道，“商业领域具有不可控和不听话的心理”。
但是对于建立民众信心的公共工程建设项目，要想应对经济崩溃行之有效，政府必须要做到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时，不能相应消减私人支出。如果通过征税来筹资，等同于往经济体注入现金的同时，又再抽出去。但如果通过借款(赤字支出)，或通过美联储创造出新的货币，其产生的代价会到经济走上复苏通道时方会显现，此时已可以承受这些代价，而且不会伤及经济的稳定性。当投资者只被动储蓄，而不是积极投资，政府可以借出他们的存款(通过发行政府债券)，进行积极投资。这是凯恩斯主义者应对萧条的核心疗方。
凯恩斯强调消费拉动积极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使得他的理论有一丝享乐的味道。的确，他敌视节俭——另一个名字叫囤积。在当前经济危机中，我们已看到节俭对经济带来的破坏作用，富人以节俭的名义坚决不购买奢侈品的行为，降低了零售业的就业，加重了衰退。这是“节俭悖论”的一个例子。“挥霍有害，指的是对人，而不是对贸易”。凯恩斯引用17世纪的经济学家尼古拉•巴蓬的话说。(节俭悖论的极端后果是，由于人们储蓄，不消费，导致收入大幅下降，实际上储蓄会降低。)
凯恩斯高度颂扬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销毁农产品库存的做法，因为销售前期库存不刺激积极投资，实际上还会减少投资。他甚至颇具同情心地讨论一个奇怪的“盖印货币”建议，尽管最后他否定了。“盖印货币”要求人们到政府部门对自己持有的货币贴盖印花，以保持其价值，这种做法由于非常麻烦，可以起到对囤积货币抽税的作用。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像在煽动挥霍，这和凯恩斯作为剑桥使徒社和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主要成员的放荡不羁的私生活是相符的。但在他的理论当中，没有将消费局限在购买琐碎的私人物品或任何形式的私人物品。我举的例子是高速公路的公共工程，其他也可以是用于国防的军事设备，或者用于教育和艺术的公共采购。尽管他对非生产性工程的价值——在我们眼里看来差不多是——如埃及的金字塔建筑，有过一段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论述，认为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从而增加消费(工人，即便是奴隶，也必须解决衣食住行问题)，他还是更倾向于各国政府从事生产性项目的建造。
正确预测到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凯恩斯还预测说，在未来一个世纪，人们的物质欲望将得到满足，所以人均消费量将停止增长。人们会减少工作，但仅仅是因为他们对收入的需求降低，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收入的欲望减少了。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将变成前所未有的自愿性闲暇的管理。这是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主题——想想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但他低估了商业创造新欲望的能力，以及满足这些欲望生产出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力。
这仅仅是一个小错误，只是凯恩斯相信社会可能达到永久繁荣的一个奇异产物。他有慧语，如果艾伦•格林斯潘和本•伯南克在这个十年的早几年能够遵从，提高利率，在资产价格泡沫变得过大之前，就刺破泡沫，会受益的。然而就在几个重要事件之前，他还说过，“促进繁荣的方法不是高利率，而是低利率！因为这样可以使所谓的繁荣持续。” (这可能是格林斯潘认为的！)只要有非自愿失业，低利率，通过刺激积极性投资，不会提高劳动成本，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这话与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相吻合的。但是，我们刚看到，美国进入21世纪以来，即使劳动力成本稳定，低利率也使得资产价格上涨(住房和信贷泡沫)，它可以引发一场经济大崩溃的。凯恩斯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曾预言过通货膨胀潜在的灾难性影响。《通论》几乎没提及通货膨胀，但他的确说过，他的很多继承者都忘了 ——当一个经济体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时，进一步刺激需求，只会导致通货膨胀。
永久繁荣思想说明了《通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左泒经济学者乌托邦式的特质，这是凯恩斯让保守泒经济学家深恶痛绝的地方，但这恰恰让斯基德尔斯基着迷。在他新书的最后一章，他赞扬凯恩斯为“绿色主义人士”，是一个“节制增长”的哲学家，过着简单“美好生活”，即便在经济破产时期也是如此。回想一下凯恩斯的错误预测，在一个世纪内人民群众的物质欲望将得到满足。到那时，对资本(满足消费用)的需求大幅下降和食利者(从被动投资，例如股票或债券得到收入的人，因此，他们属于囤积者)将被淘汰——这个前景让凯恩斯很高兴，他是盼望“食利者安乐死”的，所幸他没在字面表达出这个意思。他质疑自由贸易——传统经济学家圣地中的圣地——他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消费倾向低，可使其货币贬值，利于出口，刺激投资，因为会鼓励企业投资生产满足外国消费所需的产品，从而雇用更多的工人。该国积累的外汇可以在国外投资——这一政策，后期被中国采用，效果相当不错。他甚至对高利贷法的态度比较缓和，认为他们会降低利率，从而抑制囤积行为。他支持征收高额遗产税，理由是它会降低遗产数额而增加消费。 (反对征收遗产税的标准经济观点是相同的——它鼓励“浪费”式消费！)
《通论》中虽然还有一些有如邪教的思想，掺杂着疑惑，模糊，无所适从，混乱，错误，故弄玄虚，和诸多思路不清之处，但并没有减少此书与我们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关联性。经济学家们可能忘记了《通论》，在继续前进，但经济学并没有超出它，或者说通过举例说明的非正规讨论方式，可以使数学无法用到的角落和缝隙出现光明。凯恩斯的这部杰作，涉及很多内容，但“过时”与它无缘。因此，我将让格里高利•曼昆悔改，在2008年11月，经济崩溃时期，他在《纽约时报》上所写的文章，加上最后一句话：“理解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如果只有一位经济学家可以求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位经济学家就是凯恩斯。尽管凯恩斯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但他为衰退和萧条开的药方仍然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他的见解深深影响着我们解释目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凯恩斯说过，‘那些深信自己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务实之士，却往往成为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2008年，没有哪一个已故经济学家经比凯恩斯本人更加伟大了。”
注释：
波斯纳，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区法官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
*斯基德尔斯基的新书《凯恩斯：大师归来》(John Maynard Keynes：The Return of the Master)作为三卷本《凯恩斯传》(1983，1992，2000)的增补卷，9 月3 日由Allen Lane 出版社推出。
** 1820年，圣约翰学院成立了剑桥大学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学术社团——使徒社。“使徒社”的名称来源于圣经故事，由于耶稣只有12个门徒，所以整个剑桥大学每届只能有12个学生属于这个团体。他们肯定是剑桥最出类拔萃的学生。使徒社的成员毕业后大多活跃在知识界，并组成了“布卢姆斯伯里集团”(The Bloomsbury Group)，代表着当时英国思想界的进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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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应该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
柴静：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见这里)。
波斯纳谈凯恩斯的价值
我期望有人能翻译这篇文章。波斯纳是大学者，可他也是老外，我们对批评老外没什么顾忌，不怕伤和气，批评他吧。
波斯纳谈凯恩斯的价值
薛兆丰
2009年9月26日
题目是双关的，既是(1)“波斯纳谈‘凯恩斯的价值’”，又是(2)“‘波斯纳谈凯恩斯’的价值”。
先谈(1)。波斯纳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如何成为凯恩斯主义者。当然，他高度评价了凯恩斯的价值，认为他的通论是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最佳指南。这里把这篇文章告诉大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细读。
再谈(2)。波斯纳谈凯恩斯的这篇文章，我认为其价值在于让批评凯恩斯的朋友有一个好的蓝本。波斯纳不仅是顶级学者，而且是资深法官，理解和概括能力是绝佳的。由他概括的凯恩斯《通论》，大家可以较放心地使用。因为在关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的争论中，人们总不免会滑向一个分支，即“这究竟是不是凯恩斯的原意？”现在，凯恩斯的原意，经过波斯纳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来了，为求简便的朋友，可以以此为进一步讨论的依据。
当然，要说清楚，“这究竟是不是凯恩斯的原意”的问题，在争论中并不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常常可以不管这究竟是不是那个凯恩斯的原意，我们甚至不妨假定这其实是一条狗的原意，我们只需要讨论这个观点本身是否合理就可以了。至于这个观点究竟是否出自那个凯恩斯，大可以留给历史学家考证。但是，现在波斯纳出面概括凯恩斯，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而且可以比较放心地批评凯恩斯了。大家读了波斯纳的概括，就能自己作个判断，看看过去对凯恩斯的批评没有误会或冤枉凯恩斯。
最后谈谈波斯纳这篇文章的说服力。这篇文章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波斯纳也没打算说服人。波斯纳甚至没有什么观点。他就是概括了《通论》，引用了凯恩斯传记作家对凯恩斯的一些评价，引用了一两个经济学家的高度概括的评价，就没再说什么了。
对于了解对凯恩斯理论的常见批评的人来说，不管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凯恩斯的，都会觉得波斯纳的文章在论证上很弱。也就是说，对凯恩斯的怀疑者来说，他们会情不自禁地问波斯纳法官：“你这就信了？”而对于凯恩斯的支持者来说，他们没有办法在文章中找到任何可以抵御批评的新式武器——我看连武器都找不到。
我期望有人能翻译这篇文章。波斯纳是大学者，可他也是老外，我们对批评老外没什么顾忌，不怕伤和气，批评他吧。美国梅森大学兼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Russ Roberts的批评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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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真美
昨晚临睡前忽然读到子旸的“何处再觅此乐趣”，勾起许多回忆。时间过得真快。
我自己读经济学，摸索的时间比较长，快感没有那么密集，但经过是相似的。我的启蒙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先读中文的三卷本，后读从香港买来的英文版，再读一次中文版，这样就读了三遍。差不多同期，埋头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读的是英文，从图书馆借出来复印的，两页一面，用做帐本的蓝色硬皮装订。萨缪尔森加波普尔，结果就是个凯恩斯主义者。没错，我是从信奉干预经济学开始的。
后来是海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布坎南、塔洛克和瓦格纳。
想起一张照片，标题应该叫“与布坎南教授早读”。那个清早，漫天风雪，到了教室，才知道学校停课两小时。已经到了的，就与布坎南教授一起早读，消磨这两个小时。静悄悄，暖洋洋，身边的Isaac捅捅我，说这一刻真美！
写文章不应开玩笑(II)
其实质，是把投票行为看作是一种“着眼于当前的精神上的消费行为”，而不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实物上的投资行为”。
写文章不应开玩笑(II)
薛兆丰
2009年9月25日
上次说只要油价超过4美元我就支持价格管制，引来读者误会。这次是写了“为自己做主和替别人说话”后，收到读者的质问“莫非你认为西方也搞记名投票？”我忍不住玩心回信问“不记名怎么投票？”结果又引起了误会。
我其实知道西方普选投票是不记名的。但是，虽然不记名，投票人却并不会像掩藏自己性器官那样掩藏自己的政治取向。更何况，支持戈尔搞环保，支持尼克松管制油价，支持奥巴马抵制中国轮胎，这些往往都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没有必要藏掖。所以，投票人的周围的人，尤其是配偶儿女和亲朋挚友，总有人知道他的政治取向。事实上，不少人对竞选很热心，积极参加很多助选的活动，他们的政治取向也是为他身边的人所知的。
一个人的投票对投票结果造成逆转的可能性接近零，但去投票的人还是不少。于是，便产生了大量的文献，来解释这种似乎与人的理性相违背的现象。这部分的文献，通常称为“操作性理论(instrumentalist theory of voting)”。其实质，是把投票看作是一个个人投资的过程，即今天辛苦折腾去票站投票了，指望着明天从投票结果中得到些什么实质性的好处。然而，这部分的文献，解释力不够强，找的理由不足以令人信服。
后来，学者们便开始转向留意投票行为的标榜性功能，这些新的观点，通常被称为“表达性理论(expressive theory of voting)”。这种观点认为，投票人固然也是理性的，但他们并不指望从投票的结果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而是指望从投票的过程得到满足。其实质，是把投票行为看作是一种“着眼于当前的精神上的消费行为”，而不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实物上的投资行为”。
学者 Geoffrey Brennan 和 Loren Lomasky 写的 Democracy and Decision 整本书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两位当然是知道西方投票是不记名的，他们的书谈的就是即使在不记名的情况下人们的标榜心理(向自己和向周围的人标榜)也还是会起作用。我还记得 Brennan 谈到，在厕所里安装了摄像机来统计如厕者事后洗手的行为。结果是，如大家能理解的，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人们洗手的概率比较高。这是说，人们介意自己的公众形象。
固然，投票仅仅是标榜的一个环节，即使没有投票，设法通过言论和表态来显现自己的品德，往往也能达到标榜的作用。而且，即使一个人在日常言论或助选行为上已经表达了立场和享受了标榜的效果，而且投票本身不记名，他也还是有可能去投票，这或许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的感觉，或许是因为他不想欺骗自己和周围的人，或许是因为他看中投票后拿到的一张“我投票了”的标贴。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仅仅认识到标榜的强大作用还是不够的。一经指出，标榜的强大作用确实不难被承认为一个事实。事实上有这个作用。但是，人们标榜什么呢？如果人们标榜的内容是正确的，或者说如果大部分人标榜的内容是与其在市场上的行为相符的，那么即使在投票过程中的确存在标榜的现象，投票结果也是正确的，即与每个人在市场上的行为结果的总和是吻合的。
在这个问题上，Bryan Caplan 的研究表明(见《理性选民的神话》)，大部分人的标榜内容都是与其个人在市场上的行为存在差异的。也就是说，人们在思想上和言论上，往往会赞成一个主张，而在行动上却在追随另外一种制度。大部分人都会赞成保护民族工业，但他们自己却会去买进口货甚至是走私货。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是说，一个制度安排，如果本来能让市场来确定的，能让每个个人的“行动和交易”来分别确定的，就不应该交给政府通过聆听民意的方式按每个个人的“想法和言论”来确定。否则，虽然每个人都在精神上爽了一把，但由此推行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却可能会使大部分人变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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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西方投票是不记名的
一位读者来信告诉我西方的投票是不记名的。我已经回信多谢他。
才知道西方投票是不记名的
薛兆丰
2009年9月24日
一位读者来信：
敢情你不懂什么叫记名投票啊……记名投票不仅要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而且要公开自己投票的内容。西方投票制度要求选民公开自己投给谁了吗？当然，你也可以修改“记名投票”的定义，使之能符合你的逻辑(就像你偷换美国国父对民主的定义一样)。 但不管你怎么定义，你原先文章里的论证都是荒唐的。 选民如果是要标榜自己的“高尚”，前提是他的投票内容必须被他人所了解，但这与现实明显不符。所以你这套理论纯粹是拍脑袋瞎想的。(难道你这么爱拿别人著作唬人的人这回也拿不出reference了呢，因为稍微严肃点儿的学者都不会犯这么可笑的错误)。
我已经回信多谢他指教。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以下图书。我听过两位作者的课。
Democracy and decision: the pure theory of electoral preference, Geoffrey Brennan, Loren E. Lomasky, 199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附录：
空置率是泡沫的标志吗
茅于轼先生最近在博客中谈到地产泡沫：“是否存在泡沫……最主要的判断是空房比例是否太高。泡沫是指表面繁荣导致价格上升，但实际的需求很低，产品积压得很多，……一旦虚假的繁荣被揭穿，价格猛然下跌，就是泡沫破裂。所以，判断是否存在泡沫的有效办法就是调查空房率。”
我不以为然。说中国老百姓对房屋的实际需求很低，或说中国的房屋积压过多，显然都不符合事实。中国大部分人仍然住得很不像样。即使调查证实，目前的房屋空置率确实很高，也只能表明业主预期房屋将会更加紧俏，预期各项调控政策还会进一步抑制房屋供给，也就是说，预期房屋价格的持续上涨还未到位而已。
我在上期文章中提到，中国目前的房地产热，有宏观经济的原因。也就是说，因人民币被低估，外资涌入，造成了人民币的“引入性通胀”；而房地产则首当其冲，成为人们最先追逐的商品。
为什么一旦出现通胀，人们就首先追逐房地产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房地产是大宗买卖，会导致大盈大亏，所以人们有格外强烈的动机去分析市场的走势，使房地产在众多商品中，成为率先体现价格上涨的一种。注意，我并不是说房地产价格上升导致了通货膨胀，而是说通货膨胀最先体现在房地产价格上。
二，是因为在通货膨胀持续阶段，凡是借钱购买大宗物业的人，都能赚取额外的利润，使房地产成为通胀期间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其中的道理简单：通胀就是货币泛滥，即实物相对升值，货币相对贬值。通胀时期，购房者向银行借钱买房，房子持续升值，还款的货币持续贬值，中间的差额就是利润。
当然，银行并不是被动的。通胀之下，利息也会不断上升，银行与买家抢夺利润，使得竞争趋于平衡。但即使如此，也并不影响房地产受到追逐这一事实。不管是银行多赚，还是业主多赚，一出现通胀房地产就炙手可热，仍旧是颠扑不破的规律。
除了宏观货币因素，中国房地产价格飚升，还跟其它几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中包括：农村人口大量而急速地涌入城市、城市的商业化发展不够均衡、交通网络很不发达以及各地政府均有意打压房地产市场交易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各类加工业蒸蒸日上，而其中的核心动力，是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工。数亿迁徙人口需要居住；生活改善后，他们需要住得更好。整个社会，水涨船高。不论哪个阶层的购房者，他们需要购买的住房面积和质量，都明显比二十年前同阶层的水平大大提高了。有这样的需求存在，房地产岂有不飚升的道理？
美国幅员辽阔，公路发达，私车普及，人们有条件住得宽敞、住得分散。我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近郊，从家到办公室，相隔30公里，是20分钟车程；朋友在上海，从家到办公室，也是相隔30公里，出租车加两程地铁，得花2小时。上海市区的住宅，哪有不上升到世界之颠的道理？
事实是，城镇人口急剧膨胀，工资收入普遍提高，都表明房屋购买力仍在积聚；而由学者们倡议、由政府推出的各项打压炒楼行为的政策，包括征收重税、限制交易、减少批地、干预户型、提高首付下限等等，都无一不在强化着同一个信号：房源在萎缩，选择在减少，价格要上涨。就冲这势头，还有哪个业主不去囤积居奇呢？
中国还很缺房子，还很缺设备齐全、环境优雅、交通方便的房子。很缺、很缺！目前房屋空置率高，只能说明业主在待价而沽，只能说明房价还没有达到令人愿意出货的价位。这跟饥荒之前人们囤积的粮食比平时多，或干旱时期人们在家里积攒的用水比平时多是一样的。怎样才能减少房屋空置，缓解住房紧张？先停止调控、放开价格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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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做主和替别人说话
李子旸和周克成们当然知道其中的窍门，向公众投其所好是举手之劳，但他们要树立另一种形象，那就是站在他们以为然的知识一方说话。
为自己做主和替别人说话
薛兆丰
2009年9月22日
对投票的经济学研究，发现了一个事实，提出了一个问题。事实是：每个人的投票行为，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几乎是零，至少比在去票站的路上发生车祸的几率要低得多。但人们还是很喜欢去投票。问题是：为什么？
答案是投票具有个人标榜的效果。人们是冲着这个效果去投票，而不是冲着改变投票结果去投票的。被提出来用投票解决的问题，都是公众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投票，可以标榜自己的对公众问题的立场，让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受你自己的高尚之处，而自己去投票的行为对投票结果造成的影响，以及投票结果引发的社会后果，则由于一己的投票根本无足轻重，所以不在每个人的考虑之中。
举例而言，在市场领域，你到商店买块豆腐，那么你就买到了一块豆腐。你替自己做主，付的均由己出，得的均由己受。这种情况下，你去买块豆腐，说明你真的要一块豆腐，说明你认为那块豆腐比你付出的那两块钱更物有所值。然而，在公共领域，面对自由贸易、保护民族工业、最低工资法、新劳动法、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教育、春运提价等议题，你的赞成或反对，对你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和将要承受的后果，都几乎不造成任何影响。你去赞成或反对，给你带来的最大收益，是你标榜自我的效果。
“为自己做主”和“替别人说话”，两者内在的经济机制迥然不同。这解释了社会上大量的“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有些人自己选择留在美国教书，但在国内却发文章呼吁中国人不能替外国人打工。有些人替自己买黄牛票，但又公开说反对春运火车票涨价。有些人给自己买房套利，但在媒体里又常年累月地大谈房价太高势必折半。香港有些政客积极推行强制母语教学，但自己的子女则送国际学校。
这些“说一套做一套”的人，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更可能是在对公众投其所好，刻意完善自己的公众形象。我不想进一步批评他们。我想问的是，公众为什么就喜欢听那些？这公众里面的每个个人，他们在替自己做主的时候，也都是高度理智和相当合理的，但为什么到了公共话题，公众就喜欢听一些他们自己本身有条件的话就不会那么做的事情？
我不确知答案，或许人性就是这样。但既然是这样，那么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就应该按这样的原则设计：尽可能多地运用市场机制来作决策，即把决策交给自己支付主要成本、自己承担主要后果的个人来作；同时尽可能少地运用公共机制(民意或投票)来作决策，即避免让大量个人既不支付主要成本也不承担主要后果的人群来作涉及面很广的决策。
这回答了莫之许先生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李子旸和周克成们不受欢迎？”以我所知，他们的一系列主张的核心，是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决策，交给那些自己支付成本和自己承受后果的个人，因为那样作决策，才能最大限度地平衡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然而，他们的主张是与特别喜欢通过替别人说话来得到满足的大众心理是格格不入的。李子旸和周克成们当然知道其中的窍门，要向公众投其所好只是举手之劳，但他们要树立另外一种形象，那就是站在他们以为然的知识一方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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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旸：福利国家的命门
李子旸：实际上，政府无可救药的能力不足和官员的自私，恰恰是福利国家的命门所在，也是福利国家注定失败的原因所在。整个福利国家的构想，都建立在政府明智仁慈、官员克己奉献的基础上。但这仅仅是一个幻梦，是一个由于对人性无知而产生的幻梦。福利国家的支持者，在社会中看到种种令人不能满意之处，就不假思索地认为政府可以解决这些不足和弊端。还有比这种思维方式更天真、更可笑的吗？作者回避了福利国家的这个命门，也就让自己的所有论述都成为空中楼阁。如果面对现实，承认政府能力的局限，承认官员不是圣人，承认公务员也是理性不健全，也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者的三个论点就全都不能成立了(见这里)。
薛兆丰，经济学者，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