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郭凯(经济笔记)：车票提价没伤害穷人

我的牛博邻居郭凯(经济笔记)写道

从控制人流角度，提价绝对不是一个坏注意。但从平等和公正的角度，这就很难讲了――为什么收入本就不高，一年到头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最后在春节回家团聚的事情上也要做二等公民？也要被挤出？也要为更有支付能力的人群让路？

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收入低的命运。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所有倡议春运期间大幅提高票价的人(包括过去的我)都不应该忘记，市场分配的结果，虽然也许是最“有效”的，但却完全未必是有人情的。忘记车票提价的分配后果，是一个重大的疏漏。

郭凯的理解，错在以为提价对穷人造成了伤害。提价并没有对穷人造成伤害。

是竞争，是旅客之间的竞争，旅客之间在春运期间的竞争，本身就已经增加了穷人的负担，而这竞争也是穷人被增加的唯一负担。

火车票的实际价格，已经被，而且只被，旅客之间的竞争推高了。经济学者的讨论，是名义车票是否跟上实际价格所造成的不同结果而已。

的确，在火车票的名义价格不跟上实际价格的情况下，穷人凭借其体力参与竞争。但这并非对穷人有利，因为富人也可以出钱请体力很好的人与穷人竞争。在排队的人流中，你分不清谁是穷人，谁是被富人雇用的黄牛。

的确，在火车票的名义价格不跟上实际价格的情况下，时间成本低的人，可以长时间拨电话来订票，但这并非对时间成本低的人有利，因为富人也可以出钱让黄牛购买“电话追拨器”来抢线。

这是说，即便是火车票不提价，穷人也不能避免来自富人的竞争。火车票提价，并不增加穷人的优势。当我们意识到，穷人未必就是更强壮的人的时候，穷人未必是更有手段的人的时候，就更能明白这一点。

进一步说，火车票不提价，就是标准的“租值耗散”问题，即为了分配火车票而产生的举国排队，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所以，讨论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名义价格是否应该跟上市场实际价格)，并不是一个“你比较重视效率就赞成提价、我比较重视公平就反对提价”的主观问题，而是一个有更科学基础的客观(实证)问题。

这是不提高火车票的名义价格(再说一遍，实际价格是已经被决定了的，被激增的需求提高了的，不以铁路的人为定价所转移的了)的经济之恶。Deadweight loss。我昨晚看到，国内竟然早有“电话追拨器”，好多厂家生产，其中一家深圳的，号称产量是100万台。售价是368元。这些产品的生产，就是一种浪费。见“火车票低价造成举国浪费”。

最后，是意识形态。奇怪的是，为什么一个二等公民，却不能在回家过年上是个二等公民？为什么那么多商品都是按市价分配的，唯独火车票按市价出售就是“重大的疏漏”？

我当然主张，关怀穷人回家过年的人，应该自己掏钱去资助他们购买提价的火车票。但是，想想，当你真的有那么一笔钱，那些回家过年的穷人，是你首选要资助的人吗？

世界上，有更多具有更迫切需要的弱者。口说只是假慈悲。不妨用“慈善基金会”几个字狗狗一下，艾滋，乳癌，唐氏，孤寡老人，失学儿童，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春节返乡过年基金会”的。

回家过年，算老几？

薛兆丰

火车票低价造成了举国浪费

火车票低价造成了举国浪费
薛兆丰
2010年2月8日《经济观察报》

十年前我开始不断撰文解释，要治理春运综合症，即乘客长时间排队、黄牛党猖獗和火车站大混乱等关联现象，有一个办法，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火车票充分提价。十年来，这个建议只在小范围内得到重视和讨论。今天，我的观点没有改变。春运现象是学习价格理论和研究公共政策的优良范本，值得每一位对经济、舆论、政策等领域感兴趣的朋友深思。

春运综合症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经济机制。说来简单，不难理解，只是很容易忘记。任何商品，因为人们的需求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

要强调的是，任何商品均如此。人们常有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他们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他们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显然，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是可以变得颇为昂贵的商品。媒体渲染说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要在特定的时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这就好像说泡澡不需要理由，但要在北京到芝加哥的航班上泡个澡，就需要很多理由一样。事实上，春运综合症已经不间断地发生了十年以上，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正是因为春运期间短暂的需求高峰，无法支撑铁路硬件大幅升级的巨额成本。那么多人要同时回家，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这就变成了奢侈的需求。

有些学者动用了经济学术语，说回家过年的需求是刚性的，意思是不管价格多高，乘客还是要回家过年，所以提价只会让铁路系统多赚钱，而不能降低乘客回家过年的愿望。这是没有学透。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每个点的弹性都不同，只要价格到位，刚性需求就自然会软化。如果说有些旅客回家过年的需求曲线不是右下倾斜而是垂直的，那么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就不会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

不少人迁怒于铁路部门的垄断特性。我赞成铁路部门通过民营化来提高效率。然而，铁路部门是否民营化，与解决春运综合症的对策没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等到铁路民营化了，才去解决春运困难。另一方面，铁路部门民营化后，春运票价是降是升，并不容易推测。目前政府是迫于压力，承担了春运的义务，才压低了火车票价。民营化后，铁路会不会意识到廉价客运根本不如货运赚钱，从而进一步减少客运容量，大幅提高客运服务档次，以致把客运变成豪华旅游呢？至少在美国，情况就是这样。

火车票价不够高，其经济之恶，是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如果这些人这段时间的努力，是用于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来服务他人，然后再把赚到的钱用以竞争火车票，那么这些乘客在争得火车票的同时，其努力也造福了其他人，也转化成了社会的财富。但现在的情况是，火车票以低价销售，人们靠排队来竞争。这必然引发利己不利人的资源耗散，而这种资源耗散只有通过提高票价才能消除。

穷人怎么办？真关心穷人，就应该行善。不妨像盖茨那样，先通过自己的专长赚钱，然后购买提价后的火车票送给穷人。或者，尊重穷人的意愿，把钱送给穷人，让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再不然，就努力说服别人捐款，专门用于资助穷人买火车票回家过年。这些办法都符合自愿原则和人道精神，都能避免一年一度举国排队所造成的付之东流的社会浪费。

春运综合症的根源，在于短期需求激增。是需求激增，抬高了实际票价。这时候，如果铁路系统还是按低价售票，那么已经被需求抬高了的实际票价，与铁路系统确定的纸面定价之间，就出现了显著的差额。这个差额是招引黄牛党的根源。要强调，不是黄牛党抢先买好了车票，就能随心所欲地加码，然后卖给乘客，从而增加乘客负担的。恰恰相反，是乘客之间因为争夺火车票，使得火车票的实际票价大大超过了票面价格，所以才为黄牛党创造了颠扑不破的生存空间。黄牛党的存在，并没有给乘客带来额外的负担；相反，是乘客在春运高峰期本来就乐意支付的较高票价或排队成本，引来了乐意提供有偿服务的人。只是社会误解了这些人的功能，语带讥讽地把他们叫做“黄牛党”罢了。各种各样打击黄牛党的策略，没有正视这个经济因果关系，所以注定是无效的。

在诸多无效的策略中，包括了今年新出台的实名制。我们知道，实名制运用于航空，是基于安全的考虑。既然实名制不增加运力，那么想靠它来解决买票难问题，消灭黄牛党，恢复火车站秩序，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当前试行的实名制，是允许他人代购车票的，但通过代购车票收取报酬，不正是黄牛党所为吗？实名制抑制黄牛党如何可能？讽刺的是，广州铁路决定，人太多时就停止验票。那这跟设计一款天太热就停止制冷的空调有何区别？这些简单的问题，在耗资亿元的实名制措施上马以前，根本没有准备好答案。当然，本来就不可能有答案。

除了经济规律，我们还能看到，当一个市场本来就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放到社会大讨论和官僚机构那里，会产生多么糟糕的结果。推动这个糟糕结果的，有蹩脚的学界，即那些谈论需求刚性的思想者；有不负责任的舆论，即那些声称同情穷人却忍看他们狼狈不堪甚至陷入危险的观众；有敷衍了事的体制，即那些明知无效而硬让实名制上马的官员；还有以偏盖全的媒体，即那些突出报道某些人幸运地买到原价票的记者和编辑。相反，如果铁路是民营的，那它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就不会容许本来属于它的收入，因为票价过低而流入售票职员和黄牛党的腰包。如果火车站是民营的，那它就无法承担在其营业范围内旅客被挤伤、逼疯、踩死所引发的民事责任。我国对商店的低价促销活动有明确规定，目的是防范混乱和事故，遗憾的是它们似乎不适用于国营铁路的春运促销。

最后，让我回答三个问题。一，火车票提价多少才算充分？提到春运恢复正常秩序时算充分。二，怎样提价才合理？年前逐日递增，年后逐日递减，从而鼓励时间成本低的人早走晚归。三，提价的后果是什么？部分出价最低但未必是最穷的人不能成行了，因为超过了运力的负荷，就必然会产生悲剧。除此以外，其他旅客照样可以回家，但他们并不通过排队来争得车票，而是凭劳动所得或他人捐助，购买充分提价的火车票回家。

薛兆丰是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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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李子旸新书《市场的力量》上市

薛兆丰：展示经济史案例，诠释市场运行规律——假如说我的《经济学通识》是瓶维生素，李子旸的《市场的力量》就是一箱水果；我的是块压缩饼干，他的就是个肉菜包子；我的是 “市场经济 1.0”，他的就是 “市场经济2.0″。我们知道，中外经济史是一个真实、丰富、有趣，也充满曲解的领域；而在这本书里，子旸讲了许多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讲得生动，更重要的是它们从此被讲得合乎情理了。《市场的力量》刚刚上架，我全力推荐。请到这里了解、购买和评论。

政府卖地消除楼市泡沫

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成本决定价格。价格是由对最终成品的供求决定的，决定了以后，再倒过来决定生产原料的价格。房价是完全由供求决定的，房价被供求决定后，才倒过来决定土地的拍卖价格和开发商的利润。

政府卖地消除楼市泡沫
薛兆丰
2010年1月26日

坊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房地产市场，由于政府大量卖地赚钱，所以推高了房价，并制造了楼市泡沫。这种观点是错的。恰恰相反，假如政府不卖地，不从卖地中挣钱，房价反而会进一步剧增；政府卖地本身，其实直接推低而不是抬高了房价。

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取得的巨额财政收入，常常被误解为居民住房成本增高的根源。其实不然。道理很简单。你意外捡了颗钻石，假如市场上最高出价是100万，那么它就能卖100万。即使你把钻石赠送给中介商，它最终也还是卖100万。也就是说，即使政府把土地送出去，按身份证号码摇奖，随机送给国民，最终购房者支付的房价也不会因此下跌。这是经济学的供求规律。让我分八点逐层简述。

第一，供地越多，房价越低。不管这供地是通过行政分配、公开拍卖、私相授受、免费赠送来实现，此理不变。所以，认为政府因为卖地多而增加了楼市平均价格，是方向性的错误。恰恰相反，政府不卖地，不供地，不鼓励民用土地用途的自由转变，或不允许其他人供地，才会促进房价高涨。

第二，土地国有，政府垄断，也属常见。英国和港英，土地都是女皇的，一点点卖出，只卖使用权，不卖所有权，收入用于政府开支，算是征税，本身并无不妥。有人说，土地是人民的，要归人民。但政府支出，原则上也用于人民。要理解房价与泡沫，土地的最初所属，是无关的因素。土地存量有限，不管归谁所有，只要需求增加，房价就会上涨。

第三，供地方式，拍卖为宜。公开拍卖是最透明和高效的方式。其他方式滋生更多腐败和寻租损耗。况且，拍卖反映了和取决于市场需求。不是政府想卖多高价格就能卖多高。要地产商预期有承接，才能成交。政府开价过高，或市场预期不佳，就自然会流拍。究竟是谁推高了房价？是购房者本身。

第四，即使土地免费，房价也不改变。有人以为，假如政府把土地免费送出来，房价就会下降。不对。不管是谁，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得到了政府免费送出的土地，他也会转身按照市价卖出，能卖多高就卖多高，而不会免费或低价转让。政府把地免费送出，只是让第一手得到土地的人(不论他们是因为抽奖得到还是凭关系得到)，分得了本来归入国库的卖地收入，而最终住房者不会得益。到此请重读第三点。

第五，政府会优化供地节奏。土地供应跟不上需求，废话，当然跟不上。土地就那么多，尤其是好地段。问题是，政府为了使卖地收入最大化，会适当控制卖地节奏，这也就在土地的短期和长期的用途间取得了平衡。虽然政府可以一次性把土地全部贱卖出去，然后由二级市场通过多次交易来决定这些土地合并、分拆、规划和再规划，但政府一般不愿意这样让利。重要的是，无论政府是否愿意让利，都只会改变政府和第一手地主之间的财富分配，而房地产的最终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不变。

第六，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成本决定价格。价格是由对最终成品的供求决定的，决定了以后，再倒过来决定生产原料的价格。房价是完全由供求决定的，房价被供求决定后，才倒过来决定土地的拍卖价格和开发商的利润。这因果关系，是学习价格规律的难点和重点，要想个不停，才能明白。到此请重读第四点。

第七，需求旺，有原因。(1) 农民进城，数以亿计，创人类记录。(2) 住房面积和质量提高，购房者的平均年龄提前。(3) 人均寿命延长，退休年期增加，但养儿防老已不可能，而养老保障并不健全，购房便成了人们储蓄保值的常用手段。购房月供三千，一千实为租金，两千实为储蓄。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房价高涨实属正常，而并非个别人的阴谋。非说是阴谋，那大可以清者自清，选择只租不买，自动退出购房大军。到此请重读第三点。

第八，价格规律与市场状态无关。不管中国的市场是否成熟、官商有没有勾结、政府是否廉洁、行业是否垄断、住房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太阳从东升还是西升，价格规律都普遍适用。如果市场不够成熟就能逃离价格规律的约束，那岂不很爽？用市场状态来“抹去”价格规律，是对价格规律的最大误解。

我的看法是，政府采用拍卖的形式批出土地，恰恰缓解而不是激化了市场对住房的需求。为了使土地卖得更高的收入，政府也积极从事了环境配套设施的建设，从而提高了土地的实际价值。但是，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城市化过程，再加上文化传统、养老保障和防范通胀等考虑，市场对购买住房的需求格外高。无论如何，只有不断增加土地供给，放宽土地用途转换的限制，允许其他土地供给源进入市场，才能根本解决住房困难，并减慢实际房价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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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缪尔森看经济学局限

萨缪尔森辞世，一时涌现许多盛赞他的睿智和贡献的博客文章。我认为萨缪尔森对这些赞扬当之无愧。但正因如此，我们也不得不同时追问：经济学究竟怎么了？

从萨缪尔森看经济学局限
薛兆丰
2009年12月14日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昨日与世长辞。愿他老人家安息！

我相信很少人可以像 David Henderson 那样声称自己从来未为萨缪尔森的教科书所倾倒。其原因想必是他入门有更好的老师阿尔钦(Armen A. Alchian)了。我自己曾经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英文版多次，当时感到深深折服，在波普尔(Sir Karl Popper )著作的共同作用下，在经济学上有意识地靠左超过半年时间。改变我的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但那是题外话了。

萨缪尔森固然聪明(他的教科书如水般清澈)，固然渊博(Arnold Kling 所学的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是他亲自传授的)，固然具有独创性(他在二战结束前写的博士论文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数学范式)，也固然影响深远(这范式养活了数以百万计的现代经济学家)。但我认为，他的遗产至少有两点局限。第一，是误导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第二，是忘记了真实世界。

第一。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Bob Lucus)称赞萨缪尔森的影响道：“如果我不能吧经济理论问题转化为数学形式，我就会不知所措(Like so many others in my cohort, I internalized its view that if I couldn’t formulate a problem in economic theory mathematically, I didn’t know what I was doing.)。” 我认为这恰恰是许多人的问题——虽然未必是卢卡斯本人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思想是不能转化为数学形式的，但数学本身不能推出任何思想。经济学的发展，靠的是观点与角度的改进。关于萨缪尔森的数学化遗产所隐含的误导作用，Deirdre N. McCloskey 写过一本痛快过瘾的小册子，The Vices of Economists; The Virtues of the Bourgeoisie，有兴趣的朋友见这里。

第二。萨缪尔森本人那么厉害，配得上所有用来褒扬学者的形容词，其开创的科学化(或曰数学化)的经济学那么厉害，可他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地把苏联的经济实力搞错了。以下三张图，是萨缪尔森在其1961、1967和1970年版的《经济学》中对苏联和美国GNP相对增长率的预测(取自Levy & Peart, The Fragility of a Discipline when a Model has Monopoly Status, Rev Austrian Econ, 2006, 19: 125-136)。虽然这份预测表在后续版本的《经济学》中被取消了，但直至1989年版本，萨缪尔森和他的合著者还声称：“与许多怀疑者的信念相反，苏维埃经济证明了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不仅可行而且甚至是兴旺发达的。([T]he Soviet economy is proof that, contrary to what many skeptics had earlier believed, a socialist command economy can function and even thrive.)。

萨缪尔森辞世，一时涌现许多盛赞他的睿智和贡献的博客文章。我认为萨缪尔森对这些赞扬当之无愧。但正因如此，我们也不得不同时追问：经济学究竟怎么了？

附图：

1961年《经济学》的预测：

1967年《经济学》的预测：

1970年《经济学》的预测：

基尼系数信不过，劫富济贫有问题

上期文章的要点是：(1)基尼系数的计算角度有结构性缺陷；(2)许多隐性收入、福利、或灾难根本无法量化；(3)中国的统计数据不可靠；(4)即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基尼系数算出来，它本身缺乏清楚的现实含义，因为贫富差距拉大未必不好；(5)许多人硬要从不知反映何物的基尼系数中推出“必须立即劫富济贫”的结论，这现象值得警惕。

读者朋友，知道“数据”，并不等于知道“情况”。死亡率高的医院，就一定表明医院的医疗水平低？一个人洗手的次数多，就一定表明他的手比别人干净？一个人打电话的次数多，就一定说明他很忙？常识告诉我们：不一定，可能相反。

只告诉你基尼系数增大，你能籍此推断现实发生了什么情况吗？不行。我的一位朋友，四年前从月薪1万人民币的工作岗位辞职，到“非典”笼罩下的北京苦读新东方；三年前，向美国银行借款10万美元，攻读美国名校MBA；两月前，他回国工作，月薪5万人民币。

我这位朋友，四年前辞职，收入由“正”变“零”，推高了基尼系数；三年前举债，收入再由“零”变“负”，再推高了基尼系数；两月前海归，收入跃过国内收入中位数，进一步推高了基尼系数。

朋友，要是只告诉你“基尼系数被三次推高”，你能猜到背后发生的故事吗？你能判断是好是坏吗？假如你认为“只要基尼系数增大就得劫富济贫”，那么在这过程中究竟应该“劫谁的富”、又应该“济谁的贫”？

不要误会，我无意求证这MBA故事有多普遍，我只是说，光看基尼系数，谁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更谈不上判断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人只看数据，却不去分辨背后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是科学的态度吗？基尼系数本身就经不起推敲，而那条“基尼国际警戒线”——即“国际公认”超过了就会“如此这般”的“线”——则更是胡编乱造。

三十年多前，中国赤贫，搞的是“论权排辈”。以货币收入算，基尼系数低。但在“多一袋米活、少一袋米死”的年代，“特权”的货币价值是多少？“苟活”用多大的正数表示？“饿死”又用多小的负数表示？实质的基尼系数又是多少？我不知道，其仁教授不知道，基尼系数专家们，也不要站出来献丑，说他知道是多少、且远没超过“国际警戒线”。

今天，中国市场化，向“论资排辈”过渡。从货币收入计算，名义基尼系数变大。推高这一系数的动因，不仅有正面的(如我上述的MBA故事)，也有负面的(如政府垄断和官商勾结等)，更有中性的(如人口结构的变动)。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首先去探究造成贫富分化的成因，再有的放矢地去调整那些成因，而不是只拿基尼系数说事，自欺欺人地以为改造社会的指南针已经捧在手上。

上期文章出来后，大量回应印证了我的推测：无论是匿名网友，还是署名专家，其实都并不关心基尼系数本身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现实含义；他们要说的只是：不管基尼系数有多少缺陷，既然大家都感到了贫富分化，我们就必须尽快劫富济贫。

匿名网友说什么无所谓，但署名专家，本来应该多少具备数学修养，去理解统计学上的微妙陷阱，去理解量化“生死”和“特权”的困难；也应该多少具备科研耐心，去理清导致贫富分化的多种成因，并在政策建议中加以区别对待。有贼你去抓贼，有冤你去诉冤，不要抱着基尼系数这个不能说明情况的成人玩具，呼吁什么劫富济贫。

我邀请读者思考和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贫富分化，是否一定是坏事？盖茨(B. Gates)确实比我富裕，但假如不让他富裕，我们每个人都会更穷。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会否打击了社会的进步力量？

第二，劫富济贫政策，能否有效抑制社会的丑恶行为？假如政府的行业垄断、不当干预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是造成“贫富不当分化”的原因，那么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理，而只是在收入上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能让腐败的官商就此从良吗？抑或会令他们变本加厉？

第三，政府是劫富济贫的操办者，它的“劫富”所得，有多少能真用于“济贫”？须知“济贫”是深奥的学问，否则盖茨用不着脱产行善，巴菲特(W. Buffett)也用不着委托盖茨来散发捐款。到底要培养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是要让政府把它们挤走，独断操办济贫事务？对任何真正热心公益的人来说，这是不容苟且的课题。

李子旸：铅笔经济研究社正名

想起“一份报纸的理念”：我们的朋友不是靠装聋作哑和八面玲珑换来的；如果我们有敌人的话，我们也不会向他们绥靖求和。

看了子旸的铅笔社正名，写得真好，想起一句话，一直不知道怎么翻译。那是1951年《华尔街日报》创刊那天，在评论版上的“一份报纸的理念(A Newspaper’s Philosophy)”的最后一句。原文见http://www.opinionjournal.com/about/newspaper.html。

We have friends but they have not been made by silence or pussyfooting. If we have enemies, we do not placate them.

向《古典自由主义》译者陈青蓝先生请教。同时把信转发铅笔社其他成员。陆续收到的译文是：

陈青蓝：我们的朋友不是靠装聋作哑和八面玲珑换来的；如果我们有敌人的话，我们也不会向他们绥靖求和。

李子旸：友贵为诤，若敌，唯拒之。

江小鱼：不意因乡愿而结友，不惧因率直而致敌。

文笔一个比一个好。我们还只是在做人，难免有圆滑的时候。但要是办份报纸的评论版，我真希望照这个规则办。

子旸的文章附在下面(或见这里)。

兆丰

铅笔经济研究社正名
李子暘(铅笔经济研究社)
2009年11月4日

一些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网站，看来看去，似乎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内容。还有一些朋友，对我们总是为市场辩护、为自由辩护的言论感到有些不耐烦，认为我们应该多谈谈“真正的”经济问题，比如投资策略、市场分析、企业前景预测什么的。

恐怕这些朋友的要求和希望不会得到满足。在这里，我想把铅笔经济研究社的定位解释一下。

铅笔经济研究社，这个名字，不同的断句有着不同的含义。一般的断句是铅笔/经济研究社。在这种念法下，本社和北京经济研究社、江南经济研究社、美国经济研究社(这些组织可能并不存在，我随便说说而已)之类的组织没什么区别，都是研究一般的经济问题的组织，只不过地域、组成有所不同。为了说明这些不同，在“经济研究社”前面加一个修饰、说明性的名词。

但正确的断句应该是这样的：铅笔经济/研究社。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不是泛泛的、普通的经济学，而是与某种特定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经济学，这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我们称之为铅笔经济，更常用的说法是自由市场经济。

至于为什么把自由市场经济称为铅笔经济，诸位一定早已知晓。就是来自美国人L. E. Read的那篇著名文章I Pencil(网友里德对这个典故一定格外熟悉)。

铅笔经济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广泛的协作，并且，这种协作是自愿的、无中心指挥者的、非常复杂的。具有这种协作体制的社会就是自由市场社会。我们赞同这种社会体制，希望中国也能具有这种社会体制，我们为此而努力。

那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

铅笔社的成员，除了一两位较年轻的以外，基本都出生于1970年代前半期，年龄比改革开放的历史稍长几年，经历了改革开放迄今为止的完整过程。在我的生活经验中，持续的变化是最大的特征。这种变化既包括外在的环境，更包括内在的思想。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我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定位。人是需要某种思维基础的。这种基础为你提供思维的起点和方式，为你提供判断对错的标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种思维基础是几经变换的。当我最终确定下稳固的思维基础时，互联网帮助我结识了铅笔社的其他成员，让我遇到了同道。我们组成了铅笔经济研究社。

事后回想起来，这种思维变换似乎就是抛弃在学校教育中学到的大部分知识。不过，这样说是太简化了。这个过程是充满困惑、犹豫、矛盾的过程，但也是充满乐趣、激情、满足的过程。
铅笔社最初尝试着在社会发言时，是抱着学生的态度的。我们相信那些年长者们说的话。但逐渐的，我们感到，那些高高在上的意见领袖、社会导师们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我们已经放弃的，或被我们的分析证明为错误的观念。难道是我们错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探讨以后，我们终于意识到，大多数流行的观念和说法是错误的。看到错误居然如此广泛地分布，我们这些一直读标准教科书成长的人实在有些惊诧。但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世界就是这样。真理是稀缺品中的稀缺品。尤其当人们谈论经济学问题时，谬论永远是大多数。

我越来越以为，经济学的最大用处，其实就在于反对谬论。

铅笔经济研究社正在努力反对谬论，反对形形色色的攻击自由市场体制的谬论。这些谬论，或者来自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来自故意搅混水者，但更多的，是来自糊涂的头脑和错误的观念。
那么，那些“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呢？比如投资策略、股市分析。我们并不轻视这些知识和工作。但从事这些行当的人，已多如过江之鲫。铅笔社再增加一个，意义并不很大。相反，在基本观念和基础知识上为自由市场辩护的言论却在越来越少。在这方面，铅笔社努力做事，边际效应较大。

而且，虽然不轻视其他人，但我们也坚持认为，在公众中普及、传播自由市场体制的基础观念和基础知识，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尤为重要，也更值得作为我们长期致力的目标。我们并不是在无私地做这件事，实际上，从事这个工作，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自我满足和精神愉悦。

曾经的一些朋友，和我们分道扬镳，但更多的新朋友，正在走近我们。但愿我们不会辜负这些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周克成：为什么《经济学通识》耐读

周克成：一天我在上面看到薛兆丰和方兴东关于“微软霸权”的争论，看到薛兆丰为微软这样的国际巨头辩护，我就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我想，微软这样的公司不是从中国赚走了很多钱吗？他们不是凭借技术优势威胁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吗？薛兆丰怎么能为这样的公司辩护呢？到了2001年初，我仍然不能理解，更无法接受薛兆丰的观念。记得那时候《21世纪经济报道》刚刚出版不久，在2月份的某一期上刊登了薛兆丰的《火车票价还不够高》一文。当时我看到这文章标题，就从心底里厌恶薛兆丰。以至于往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在那报纸上看到署名为薛兆丰的文章都刻意避开。他的文章标题刺痛了我，让我心生闷气不能释怀(见这里)。

节制资本应从哪里抓起

某公共知识分子主张“节制资本”，引来两位朋友反唇相讥，反驳为什么不先“节制脸蛋”和“节制鸡巴”。我想起十年前朋友的一篇短文，嘲笑的是深圳人大“把游戏机彻底清出深圳”的动议。三篇匕首供主张“节制资本”的朋友参考。

昨天朋友“因左而笨”写道：

最近在某国，很多影视女明星的丑闻被揭发，原来她们都曾被广电总局领导“潜规则”过。她们靠漂亮脸蛋挤掉了别人的演出机会，从而致富，令人生气。于是，有知识分子上书，要求朝廷加强监管，不能助长歪风。报告的名字叫《节制脸蛋》，倡议要监管女演员，其中有这样一段：“不错，通常情况下，确实是权力在腐蚀女演员，但很多时候，也是女演员在主动收买官员。这一事实已经证明，如果不加节制，权力与脸蛋都是可怕的，它们都拥有毁灭人、毁灭社会秩序——最终毁灭它自己的力量。”还有这一段，“节制脸蛋，实际上是节制太漂亮的女演员，脸蛋越漂亮，就越有和权力勾结的倾向。”不过，最最精彩的还是这份报告的实施细节，它建议由广电总局的领导负责这项“节制脸蛋”的艰巨任务。

上礼拜“辉格”写道：

“道德良俗的制约”？——为啥不直接说节制犯罪节制恶行节制恶人啊 ？ 有人强奸你就喊节制鸡巴啊？

十年前，朋友 Max 写道：

深圳十多名市人大代表联名提议彻底清除游戏机
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06-16/98132.html

沉溺在游戏机房，彻夜不归；为打游戏机欠债累累，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一件件发生在周围许多孩子身上令人痛心的事件引起了市人大代表的关注，在这次两会上，11名市人大代表联名递交的一份议案呼吁，要把游戏机彻底清出深圳，挽救鹏城青少年……

短评：假设以上观点正确，我们还要把很多东西彻底清除：

一些孩子沉溺看电视，为看电视连功课也不做，学习成绩不断下降，有些还模仿电视节目内容，走上犯罪道路……所以必须彻底清除电视机；

一些人贪图享受，流连卡拉OK、酒楼、桑拿，为了满足吃喝玩乐的欲望欠债累累，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必须彻底清除卡拉OK、酒楼、桑拿；

一些人经不起物质的诱惑，为购买豪华住宅、高级小车，陷入犯罪深渊不能自拔……所以必须彻底清除豪华住宅、高级小车；

……

多么荒谬！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令人向往，所有有趣的玩意都可能令人沉溺，一些人为了追求这些东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走了不正确的路，问题在于人本身，怎能加罪于无辜的物质身上？

有空再慢慢说……

今年诺奖明显忽视了张五常的原创贡献

被2009年诺贝尔颁奖委员会高度评价的洞见，至少在张五常1974和1987年的两件作品中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原型，而 Ostrom 被认定的相关贡献，则最早只能追溯到其1990年的作品。我认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明显忽视了张五常在时间上早得多的原创性贡献。

今年诺奖忽视了张五常的原创贡献

欣慰 Elinor Ostrom 与 Oliver Williamson 共同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Williamson 那一半，如果能跟 Armen Alchian 和 Harold Demsetz 分享就好了。关于 Williamson 那部分，容我有时间再谈，有很值得讨论的内容。但关于 Ostrom 那部分，我一定要先讲。Ostrom 夫妇是我母校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的座上客，均曾担任公共选择学会会长。他们的一个博士生，是我为了拿奖学金而服务的第一老板，好些老师都写过专门讨论他们贡献的文章和书籍。他们是夫妻挡，出双入对，一样有名。我也见过他们。坐下来，听说我来自中国，就问我是否认识毛寿龙(他们的发音的准确到“毛秀龙”的程度)，我说我久闻其名，他们就很高兴。她得奖后，相信毛寿龙老师和王建业老师会好好写些庆贺的文章。

然而，我认为这次颁奖对张五常不公平。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提供的证据(见证据一)，Ostrom 的贡献之一是对“公地悲剧”的挑战。传统认为，资源要么彻底私有，要么彻底公有，否则就会被争用行为耗尽其价值。但 Ostrom 指出人们会自发地衍生出某些规则，从而降低非私有资源的价值损耗。根据 Ostrom 自己为 2008年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的“公地悲剧”条目(见证据二)，她也确认了自己的贡献。这两项证据都表明，她这一贡献的最早依据是她在1990年发表的一本书。

但是，我们知道，张五常早在1974年的一篇论文“价格管制的理论”里(见证据三)，就明确地阐述了同样的思想。张五常写道：“在存在非排他性的收入，以及它具有耗散的趋势的情况下，与此有牵连的每方当事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把耗散减到最小。”由于张五常在公共财产的治理方面的洞见，他被邀请撰写1987年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中的“公共产权”条目(见证据四)，这个条目也重申了人们会设法减少公用资源耗散的见解。

要指出，1987年版的《新帕尔格雷夫辞典》里张五常所写的四个条目(包括“公共产权”)，在2008版里都被剔除了；而在2008版里 Ostrom 所写的“公地悲剧”条目，则不仅没有提及该辞典1987年旧版里张五常写的“公共产权”条目的内容，也没有提及张五常1974年的论文。

这是说，被2009年诺贝尔颁奖委员会高度评价的洞见，至少在张五常1974和1987年的两件作品中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原型，而 Ostrom 被认定的相关贡献，则最早只能追溯到其1990年的作品。根据上述四项证据，我认为2008年的Ostrom博士和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均明显忽视了张五常早在1974年就作出的原创贡献。

证据一：
Scientific Background on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09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9/ecoadv09.pdf

Elinor Ostrom (1990) has challenged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common property is poorly managed and should be completely privatized or regulated by central authorities. Based on numerous studies of user-managed fish stocks, pastures, woods, lakes, and groundwater basins, Ostrom concluded that the outcomes are often better than predicted by standard theories.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证据二：
Ostrom, Elinor.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Eds. 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nline. Palgrave Macmillan. 11 May 2009 <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ticle?id=pde2008_T000193> doi:10.1057/9780230226203.1729

Policy analysts tend to look for certainty and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eory is either right or wrong. A more productive approach is to ask under what conditions it is correct and when it makes the wrong predictions. In settings where there is a large group, no one communicates, and where no rights to the resource exist, Hardin’s theory is supported by considerable evidence. There are many settings in the world where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has occurred and continues to occur – ocean fisheries and the atmosphere being the most obvious.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al theory, however, multiple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users have overcome social dilemmas to craft institutions to govern their own resourc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6; 2002; McCay and Acheson, 1987; Ostrom, 1990; 2005). The possibility, however, that the users would find ways to organize themselves was not mentioned in basic economic textbooks 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until recently (compare Clark, 1976, with Hackett, 1998). The design principles that characterize robust, long-last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governance of common-pool resources have been identified (Ostrom, 1990) and supported by further testing (Guillet, 1992; Morrow and Hull, 1996; Weinstein, 2000).

证据三：
Cheung, Steven N. S.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4, 17(1), pp. 53-71.

Proposition 2: Given the existence of non-exclusive income and its tendency to dissipate, each and every party involved will seek to minimize the dissipation subject to constraints. This will be done either through seeking alternatives in using or producing the good so that the decline in resource value is the lowest, or through forming alternative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to govern the use or production of the good with the least rise in transaction costs, or through the least costly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rocedures.

证据四：
Cheung, Steven N. S. “Common property rights,” M. M. John Eatwell, Peter Newma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Palgrave Macmillan, 1987,

In the real world, the complete dissipation of rent is rare indeed. … Attempts to reduce rent dissipation go far to explain why common property in its ‘pure’ form is seldom observed. … What is useful and importa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conomic explanation is to view whatever rent dissipation does occur as necessarily a constrained minimum becasue, under the maximization postulate,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has an incentive to reduce that diss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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