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个邋遢家伙，从不换洗衣服、从不收拾房间、从不修剪自家草坪，如果他始终维持这一状态。现在你去跟他说：瞧你这副邋遢样，活得可真够惨的。他或许会回答你：我就喜欢怎么啦？我就爱穿脏衣服、就爱住垃圾堆，就爱被杂草包围。

此时，你无法判定他的回答是否体现了他真实的价值观，也即，你无法知道，与现状相比，整洁的衣服、房间和草坪，对于他是不是福利改进，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爱整洁是你的价值判断，不能强加给他，他或许爱整洁但更爱闲暇，或许他有自认为更重要的事要做，或者他原本就爱邋遢，你无从得知。

那么，有没有办法区分“爱邋遢vs爱整洁但懒得弄”这两种情况呢？有的，向他派遣义工，洗衣工、清洁工、修草工各一名，费用你付，看他接不接受，如果他接受了清洁工修草工而拒绝了洗衣工，那就说明他果真喜欢脏衣服，而爱垃圾堆和杂草的说辞则是假的。

好，现在我们对他的价值观已有所了解，可以说作出了某种“度量”，但这种度量不仅麻烦而且获得的信息量太少，比如他接受了全部三名义工，这时，你仍然无法知道，在整洁衣服、整洁房间和整洁草坪中，他最喜欢哪一种整洁，其次是哪种；那么，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有的，撤回义工，给他钱，每日一张限额100元、有效期一天的支票，并规定支票的支付对象限于洗衣工、清洁工和修草工，看他花不花，怎么花；假设这三种家政服务的市场价都是每日80元，如果他听任支票作废，说明他的确爱邋遢，如果他用它雇洗衣工，你就可以说：他爱整洁衣服胜过爱整洁房间和草坪，依此类推。

现在你将每日支票限额提高100，再看他怎么花，如此循环直至他停止花钱雇人，此时，你就得到了一个排序，你知道了这三种整洁中哪个是他最爱，哪个其次，哪个最末，哪些根本不爱，于是你得到了一个关于此人价值观的“序数度量”。

显然，现实生活中少有你这种热心钻研者，愿意如此花钱花精力来度量每个人的价值观，那么，经济学家如何获知某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是改进了还是恶化了呢？靠观察交易，实际上，正是从日常的交易中，你观察到了上述第三步中试图观察的东西。每一笔交易的存在本身证明了，对于交易者，换进来的那个东西比换出去的那个东西，能给他更大的满足。所以，对于社会而言，越多的交易便意味着越多的福利。

可见，没有市场、没有交易，你无从知晓每个人的需求，更谈不上如何去满足它，这是计划经济的最致命要害，价格体系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还是后话，通往奴役之路从这里就开始了，要计划经济，必须由计划者为每个人规定需求，抹杀个人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听见HDI就想到机关枪的缘由。

言归正传，GDP就是用来统计交易量的，它不是统计什么“产出”的，不要被它的名字迷惑了，没有交易，不形成市价，便只有产量，没有“产值”，而产量是不可加的，一个苹果加两个梨等于什么？

有人引用曼昆说，自我家政服务是被漏记的GDP，这一说法完全错误，因为没有交易，你压根无从知晓你漏记的到底是什么，比如我每天花一小时修剪自家草坪，我可以说：我把修剪过程本身当作一种乐趣，所以，这一小时带给我两个结果：修剪的快乐，和整洁的草坪；我也可以说：我只喜欢修剪的过程，讨厌整洁的草坪，但享受修剪的程度胜过对整洁草坪的讨厌，所以我还是乐此不疲。

现在，作为统计师的你，打算如何估价这笔漏记？与“我不动手，草坪变整洁”相比，我的福利增加还是减少了？既然其价值注定无法评价，把这称为漏记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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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书法家兼艺术评论家黄以明诉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侵犯其著作权一案，获北京东城区法院立案，这是近年来接二连三的剽窃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如今，剽窃、冒用他人作品参赛、捏造实验数据、伪造学历履历，这些下作行为已充斥着国内知识界的各个领域，本应令人震惊乍舌的事情，现在只能让人冷笑齿寒了。

知识界之丑陋、道德标准之低下，最淋漓的表现在涉案者及其拥趸们在丑闻爆发时的反应之中；按常理，面对剽窃这等极其严重的指控，涉事者要么尽快针对指控证据做出有力的辩驳，要么认错道歉淡化影响，要么只好夹起尾巴逃之夭夭；他的同事、合作者、赞助者和雇主，也会要求澄清、撇清干系，即便同情者也只能等待真相或说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然而在我们这里，常见的反应却是，指责控方刻意炒作、打击报复、学派对立、发泄私怨、心存嫉妒、敲竹杠，或宣称以自己水平地位之高如何不屑于剽窃无名之辈；显然，这些说辞完全无助于换回清白，只要证据过硬，动机不纯的指控同样有效，而质疑控方动机通常是心虚和技穷的表现。

奇妙的是，涉嫌剽窃者在运用这套反击技法时，是如此得心应手、理直气壮、声音洪亮；我曾经以为只有受过文革训练的人才会谙熟这套技法，现在看来，即便80后也毫不逊色；同时，那些热情助阵的拥趸，也丝毫不担心因此而被怀疑道德标准低下，或许在他们看来，标准低下原本就是不言自明的，高标准才是稀奇事。

范迪安一案中，范确实提出了能自圆其说的辩解：是网站擅自胡乱署名；然而，侵权文字的大批出现与萧长正雕塑展的推广宣传在时间上的吻合、未经发表底稿的全文照登、一位默默无名的山野评论家的旧文字突然遍布数十个网站，这些事实都令“被署名”辩解显得难以置信，看上去更像是雕塑展策划者的擅自篡改，范大馆长本人倒确实可能不知情。

按理说，若范迪安果真“被署名”，最着急的应该是他，与失窃相比，被误认为小偷显然是严重得多的损害，况且以他的名望和地位，这种损害的经济后果是巨大的；因此，我们本应见到他比黄以明更积极的发动调查、搜集证据和提起诉讼，而以他的财力和地位，也更有能力做这些事，但实际上，范虽口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却仅仅“鼓励”黄去起诉网站，自己则袖手旁观，这就显得很奇怪了；莫非，他并不觉得被误为小偷是很严重的事情？

没错，在中国，剽窃之名并不会给你带来严重后果，无论是在司法上，还是同业地位上，或是读者追捧度上；这恰恰是悲剧所在，道德标准的低下，并非体现于剽窃行为的大量存在，而是体现于剽窃者的理直气壮和如鱼得水，体现于他们的拥趸和粉丝的不以为意和所谓的宽容上；是的，正是这潭臭水，养活了一群脏鱼。

从王铭铭、郭敬明、到桑玉柱，那些已被定案的剽窃者，不仅没有身败名裂，继续享受着雇主的厚待、同行的尊崇和读者的追捧，有些甚至过得更好了；八年前王铭铭的手被抓住时，有人说他完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完全错了；就在王已认罪之后，大批同行或呼吁爱护青年学者，或呼吁不要一棍子打死，或指责曹树基别有用心，王所任教的本科班学生，甚至齐声誓言“永远支持他”。

在被北大撤职之后，王先后被至少六所大学聘为兼职、客座和特聘教授，继续或新近担任多个学会的理事、主任和会长，担任了北大校长基金和多个国家基金赞助课题的主持人；有意思的是，其个人主页的著作栏目里，仍赫然列着那本臭名昭著的《想象的异邦》；这些年里，王依然被国内人类学界的许多人奉为学术领袖，大批人类学著作和译作仍请他作序。

人们经常抱怨广告的恶俗和胡吹，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恶俗所体现的，完全不是广告商的创意和制作水平，而是那些肯掏钱的受众的品味，可口可乐有许多优秀广告，但我们在国内电视上却从来看不到，在这里，脑白金式恶俗和丰胸增高式的胡吹更管用。

类似的，剽窃者的若无其事和理直气壮，虽暴露了其人品之低下和作恶之无底线，但更暴露了这个社会中，人们要求于自己和旁人的道德标准之低下；在可见的漫长未来，这都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承受的现实，洁身自好者，将不得不继续在这个臭水池塘的隔绝角落里，独自品尝着清寂与冷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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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既然一切事情都是被决定了的，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是不是你就啥都别做了？

这种说法貌似还流传颇广，但只须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该说法与决定论恰好相反，决定论是这样说的：

(B)一切事件皆由其前导事件完全决定。

或者：

(C)世界在任一时刻的状态(S)由此前任一时刻的状态(S0)完全决定，即，若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和计算能力，从S0可算出S。

可见，决定论认为前导事件可充分完备的决定后续事件，而(A)则认为当前的行为对未来没有影响，这显然是直接对立的说法，所以说法A不是决定论，称之为宿命论比较贴切。

对决定论的宿命论式曲解的流行，很可能是出于对“改变”一词的两种可能含义的混淆，当我们说“我能改变什么”时，有两种意思：设世界在t0时刻的状态为s0，t1时刻的状态可能是s1，也可能是s2，取决于t0到t1之间是否发生了行为a。

可是人们在说“改变”时，有时候是指s0与s1的不同，而有时候又是指s1与s2的不同，并且这一切换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完成。

决定论者说：从s0可知a必会发生，故t1时刻的状态必为s1；而宿命论者将其理解为：a无法将s1变为s2，故行为无法改变世界。

对于宿命论者的糊涂责问，或许这样答复可以让他恢复清醒：

不是思想和行为改变不了世界，而是你会有何种思想和行为、以及它们将如何改变世界，是早被决定了的，过去经由你的行动去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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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各位麻烦注意下题目上的“饭文”二字。辉格的文章但凡带有这两字的即为他为媒体写的挣饭钱的文章。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理解了嘛。

hulkbill的前半句说得很对，后半句(所以之后)不知所指为何，我一直感觉hulkbill是少数我容易且乐意与之交流的朋友，所以既然他也这么认为，并且看来不少朋友也有同感，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

1)我的饭文是用来换饭钱的，而要想换到钱，需要满足一些条件，为此，我会：

1.1)避开某些话题；

1.2)略过某些句子；

1.3)避免某些词汇和语气；

如果hulkbill所说“需要理解”的是这些，同意，但我不会：

1.4)写下我所不持有的认知、判断和观点；

1.5)选择我不自认为有所看法且值得一说的话题；

1.6)在我选择的话题上不说出自己的核心看法；

因此，我对本博客所有文章中的判断、分析和观点负完全责任，当然，该责任是以这里的文本为基础，它在到达纸介质之前会被删改，因而对后者我概不负责。

借此机会，顺便提几点阅读饭文的注意事项：

2)饭文只基于公开报道的事实和传闻，除了简单检查其常识合理性之外，我不大花时间核实这些信息，如果你不采信这些事实，并不妨碍你把后面的文字当作假想案例来阅读；

3)某些饭文会在结尾处提出“应如何如何”之类的政策建议，在这么做时，我完全不考虑其被采纳的现实可能性，所以，那些打算留下“岂非与虎谋皮”之类评论的朋友，不妨省点力气，注意，这并不违背(1.4)，“应该如何如何”与“如何如何实际上不可能发生”之间并不矛盾；

4)在饭文或我的其它任何文字中，我都不会考虑：

4.1)吸引到更多读者；

4.2)让我的思想传播的更广；

4.3)说服与我看法不同的人；

4.4)影响其他人，或影响尽可能多的人；

4.5)改变所谈论的事态；

所以，那些打算留下“说这些有啥用”之类评论的朋友，也不妨省点力气，

但同时，我会：

4.6)乐意看到这些文字自动筛选出了一些合适的交流对象，而我能从这种交流中获得乐趣；

4.7)当出现这样的交流时，我会无所保留的参与进来，并乐意回答与话题有关的质疑。

5)尽管我本人身居中国境内，但我并没有专以中国境内居民为假想读者而写作的义务，也没有在当前中国文化背景和流行语境下写作的义务，相反，我更多的以我所想像的那个美国为背景来写作，特别是在谈论法律和制度问题时，所以，当我提到政府、国会、法官、法庭、立法机构等词汇而不加前缀时，请不要想当然的加上“中国”前缀，即便我所提到的事件发生在这条国境线内，在我眼里，这不过是发生在尚未归化的海外荒地的事件而已，这一条，相信可以一劳永逸的回答许多朋友的质问。

(或许待续)

可以确信，品牌连锁的养老院或老年公寓，甚至覆盖临终护理和上门护理等更多业务的养老集团，将是下一个产业热点，前提是它没有被尾随而来的管制大刀扼杀于摇篮；如果非要我在当前A股的平均市净率和市盈率水平下选择一个产业的话，非此莫属。

理由很简单：79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的父母们已经老了，独生子女的父母们也将开始老了，这些父母的孩子要么不在身边，要么无力赡养四老，前者启动产业，后者提供海量顾客。

近日，越南和印度两国经济政策部门先后发出了通胀警告，据估计，两国在近几个季度都将面临6%以上的通胀率；正如大多数通胀经历一样，消费物价上涨的引爆点都是粮食和食品价格；对此前景，越南已宣布将基准利率从7%提高至8%，并停止了贷款补贴，而印度央行也已发出加息甚至提高准备率的明确信号。

和中国一样，越南和印度都在金融危机之后实施了积极的刺激措施，也都较早的恢复了增长，今年的增长率都达到了令人艳羡的7%以上，现在又同时遭遇通胀红灯；相似的背景和政策，使得他们的遭遇成为给予中国的一个恰当而及时的警告，如果说刺激措施有什么不同的话，越南侧重于货币刺激，印度侧重于财政补贴，而中国则在货币和财政两方面都下了大剂量。

越印两国有许多相似点：都是人口稠密的农业国，改革开放都比中国晚了十来年，基础设施也都比较落后；然而两国发生通胀的机制还是颇有不同，越南的情况很像80年代的中国：缺乏财务约束的银行和投资体系、严重的投资饥渴症、要素市场阙如、贸易赤字、外汇匮乏。

这种条件下很容易发生通胀，银行和国企毫无自我约束能力，必须由中央政府的缰绳紧紧拉着，稍有松懈便陷入狂热；该国2008年的严重通胀便是在此背景下发生，如果投资体制不改革，今后仍会不断反复。

印度虽实施了许多社会主义政策，银行和企业却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即便国企也有着较好的财务约束；社会政策以面向农民和穷人的转移支付为主，其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税收水平和财政赤字，发生的机制较为单纯和透明，因而也容易因财政困境或随政治形势而逆转。

今年5月国大党的选举胜利使其摆脱了对左派小党的依赖，为此类政策转变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果然，在大选过后的6月初，新政府很快宣布了大规模减持国企股份以弥补赤字的计划；如果未来国大党坚持贯彻其深入改革的政策，并适时削减财政补贴，其遏制通胀并维持增长的努力将会取得成效。

反观中国，形势不容乐观，尽管从官方数字上还看不到通胀，然而许多迹象已表明消费物价的上涨可能正悄悄发生，从汽油、食用油、粮食、肉类、蔬菜、自来水等许多方面，都传来了不祥的征兆；考虑到过去一年所投放的巨量货币，这些征兆值得引起警惕。

货币扩张未必直接抬高物价，因为新增货币可能全都涌向了资产而没有进入消费，虽然资产泡沫会抬高某些要素的价格并最终影响消费品成本，但资产升值的趋势也会引来热钱，推高本币汇率，从而降低进口要素和消费品价格；如果后一因素的作用超过前者，甚至会在短期内造成货币扩张的同时物价下降的奇妙效果。

然而这一妙景绝不是乐观的理由，泡沫会破裂，热钱会逃跑，烂尾楼和盲目上马的工程虽带不来多少产能，付出去的要素收入却是无法收回的，届时出现的将是另一种同样令凯恩斯主义者傻眼的妙景：通货膨胀与衰退并行。

由于中国在放松货币的同时实施了强力财政刺激，而其中大部分钱是由地方政府在基建项目上花出去的，这些钱最终将以要素租金的形式成为可供消费的收入，因此货币不仅进入了资产市场，也将在投资周期完成后进入消费市场，届时，除非这些项目果真带来了相应的新增产能，物价便难免会上涨。

要避免通胀，政策当局有三个选择：收紧货币，但这可能令最需要的民营企业更难获得贷款，从而加剧国进民退和政府投资扩张所带来的结构倒退；财政退出，虽然花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但早退比晚退好；开放几个大产业，用新增的投资机会锁住已经放出去的货币，开放所带来的投资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产能，从而在要素收入释放时不至于抬高物价，此乃上策。

尽管城市有着种种好处，但过度密集所造成的高房价、拥挤、污染和压力，也会带来很高的成本，当这些成本超出它带来的收益时，人们便会另觅宽松清静的去处；是的，许多人都梦想着逃离都市的喧嚣，然而这样的梦想和努力，却受制于诸多的制度障碍，而正是这些障碍的结构与程度，决定了一国在城市化之后的人口格局。

在传统社会，你身居某地，通常只是因为你的祖辈早已落户于此，在此意义上，即便没有发达的家族组织，社区也是家族性的；在分工和消费多样化机制的强大作用之下，家族性社区是注定难以抵御城市化冲击的，人们并不会因为来自同一个家族而拥有相似的工作技能、职业偏好、收入水平、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因而小社区无法在过细分工和小众偏好上达致规模经济。

只有那些基于职业倾向和生活态度的相似性而自愿建立的新型社区，才有能力抵御都市的强力抽水泵，这种相似性可以让他们在较低密集度下获得规模经济；基于相似性的特色社区可从工作和生活两个方向建立：底特律和富士康的工人社区属前一种，开发商针对特定收入水平和环境偏好而建立的小区和村镇，摩门教徒和阿米绪人在荒原中组织的社区则属后一种，还有些两者兼备，比如北京和广州近郊的画家村，明星汇聚的贝弗利山庄。

美国人有着自愿组织社区实现自我管理的深厚传统，第一批殖民地便是各派清教徒的自发社区，英王特许状只是盖章认可而已，正如五月花号上41个男人在其船上盟约中所言：由誓约将我们自己组合成了一个民事共同体；在拓荒期滚滚西进的大篷车队中，农民们用类似的盟约来为未来的乡村生活作出制度安排。

在后来的西进运动、城市扩张、郊区开发、乃至边缘教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各种乌托邦试验中，自发社区始终是中坚力量，政府体系通常是在人口密度已很高时才姗姗尾随而来；直至今天，许多州以下的政府机构，在法律上仍然是当地居民基于土地所有权的自愿组合而组建的业主协会或股份公司。

上世纪初，正当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歌猛进之际，那些不满于工业城市状态的美国人，掀起了一场回归乡村的自治社区建设运动；他们在农村买入大片廉价土地，对居住环境和公共设施作出精心规划，为社区治理立下宪法，便开始建设心目中的花园城市或“新镇”；一旦吸引到足够多的前来买地建房定居者，随社区兴旺而来土地增值便可补偿其前期投入。

这场运动时冷时热的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些成功繁荣起来的新镇，都有着准确精到的居住偏好定位和良好的社区治理制度；比如最初以艺术家和爱好者为目标的特拉华州阿登村，迄今已延续百年，1973年还因其居住环境之优美和谐而成为唯一入选美国历史景点的村庄，对照一下我们画家村里的飞扬尘土和恶臭厕所吧。

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县的雷斯顿，是一个拥有数十平方公里土地的私人自治社区，建立于60年代，所有公共服务都由基于所有权的居民协会提供；如今它已发展为五万多居民的富裕繁荣的小城市，其商业区还吸引了多家大公司的入驻。

可见，城市化未必会让乡村没落和消失，重要的是，那些向往乡村和小城生活的人们，是否有机会按各自的生活态度和居住偏好自由组合，建立自己的新社区，或改造日趋颓败的旧乡村；这种组合，既可由开发商的细分定制来实现，也可由居民直接组织。

显然，此等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居民不能自由迁居，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土地用途和交易受到控制，居民无权自我组织，社区自我管理契约得不到法律承认，社区发展受限于行政区划的桎梏，自我管理与既有村镇政府体系相冲突，水电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被垄断和管制，居民在交了社区物业费并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之后，却仍要和其他依赖政府服务的社区一样纳税，那么新型村镇就难以建立。

实际上，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很少有像美国那样能突破所有这些障碍，所以如我们所看到，城市过度膨胀和乡村没落成了伴随城市化的全球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一步步拆除上述种种障碍。

这个问题问得我有点脸红，我所凭借的，确实只是直觉，但直觉又怎么会基数化的呢？实际上，我得承认，我是暗自“估算”了一下的，可所用的算法十分山寨，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但既然问到这儿了，为诚实计，只好摊牌：

对于物价上涨的过程，我的看法是：一般地说，其他条件不变，货币增加，物价上涨，这是没错的，但其间的过程未必是平滑的，正如某种液体到某个温度要沸腾，但具体气泡的生成机理还颇有些复杂，并非凭空而发，处处一样。

充分竞争条件下，即便成本压力巨大，每个商家都不愿率先涨价，都希望别人先动，自己在跟进之前捞点好处，结果会形成一个滞后期，如果通胀很温和，滞后期可能很长，这时，大家都会憋到一个确信所有同行会同时调价的时刻，有这么巧的事吗？有的，比如重要节日，比如季节性商品的新上市季，商品或材料的型号款式升级换代，等等——我把这些时机叫做节骨眼。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这些节骨眼，便为我们这些视统计局如粪土的草民提供了一个观察物价形势的良好机会，以节骨眼为参照系，可以粗略的识别出几种基本通胀形势：

1)若在所有节骨眼前后，价格都持平(这意味着节前的涨价在节后全部跌回)，甚至下降，可断定发生了通缩(因为如果节骨眼不涨，平时就会因相互压价而下降)；

2)在温和通胀中，部分或全部节骨眼被用来涨价，但平时价格持平或有所下降；

3)在高通胀中，节骨眼已不够用，平时也要涨几次价；

4)在恶性通胀中，节骨眼已不存在，价格以固定加速度或固定指数连续平滑上涨。

我的本次判断便是沿上述思路，首先，观察到的涨价发生在春节前很久，我认为无关于任何节骨眼(如果我错了，很可能就错在这里)，因而，我认定当下处于第三种形势，而这种形势的通胀率是两位数，其次，既然等不到春节就涨了，估计春节期间会再涨一次，我把估计数字乘2，得出了上面的数字。

上述理论未经任何实证检验，山寨得令人发指，估算数字也粗糙随意的令人发指，但我暂时已满足于此状态。

小时候经常听我外婆说起，她在运用此类表达方式上颇有些造诣，可惜那时候没有博客和twitter，否则定然follows无数。

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辉格
2009年12月21日

在经历了年初以来的又一轮房价大涨之后，政策当局再次宣示了遏制房价的态度，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推动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战略旨在扭转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人口分布结构，以缓解一线城市所面临的日益沉重的住宅需求压力。

这一政策转变，把一个多年前曾几番争议的老话题又提上了桌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究竟应该面向高度密集的超级都市区？还是稀疏松散的中小城市网络？争论未曾有结果，政府则似乎一直倾向于城镇化，而与此同时，超级都市却早已不由分说的涌现了出来。

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问错了问题，正确的问题是：按我们的制度背景、资源禀赋和市场特征，未来的人口分布结构将会如何演变？从已经表现出的趋势看，方向无疑是超级都市，如果这一趋势背后有着强大而固有的内在动力，凭几项政策和规划是无法扭转的。

关于蚁族的报道和正在热播的《蜗居》，都生动的展示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为了留在大城市，愿意承受何等的艰辛与压力，这一强烈倾向的背后，必定有着某种共同的动机。

对于大城市的优势，经济学家已有了很多论述，斯密指出，细致的分工依赖于密集人口，只会做一种糕点的面包师，无论手艺何等高明，在小镇上是找不到工作的，而在大城市却很可能享受五星级酒店的高薪；越是高级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越需要在高度密集市场上就近兜售、以实现其价值，设备和技术等非人力生产资本也一样。

生产如此，消费也是如此，越是特殊的偏好，越是难以在人口稀疏的乡镇得到满足，若一种商品的目标消费群窄于0.1%，便不可能在只有几千人的小镇设立零售店或代理商；有形商品的问题还能借物流业的发达而得到改善，服务业则更难办，在小镇上你找不到好的电影院、风味特殊的餐馆，大明星也不会来这里走穴。

更要命的是，许多消费必须由趣味相投者共同进行，或需要看得懂的观众在场才有意义；在小镇上，你那件手缝西装会被叫做皱巴巴的针脚不齐的外套，作为球迷，你找不到人一起观球畅饮欢呼，作为发烧友，没人听你吹嘘那根能收上千个节目的天线，即便在数十万人的中型城市，你也难以在每个周末凑齐一桌人打桥牌。

密集人口在实现人力资本价值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上的优势，构成了人们向大城市聚集的基本动力，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在现代社会，都市已成为人们价值追求和地位提升道路上的一座灯塔，那些力争上进、不甘寂寞与落伍的有志青年，很少能在大城市以外找到施展这一追求的舞台。

人的消费不是随机组合的，偏好和价值观也不是独立散布的，消费行为和驱动它的偏好乃至价值观，被组合在所谓生活方式的稳定结构之中，这些生活方式乃是人群经由模仿和协同而达致的“聚点”；当一个年轻人为自己的未来生活作筹划时，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角色自我定位：首先选择一个竞技场，然后考虑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一旦他朝选定的方向迈出脚步，生活目标便被锁定在一系列逐级爬升的模式之中。

问题是，越是高阶的生活方式，越是小众化，这意味着只能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才可能存在，只有大量人口中才能找出足够多的同类小众，使得此种生活方式下的消费达到规模经济；对于那些志存高远的青年，即便在眼下可以忍受一个很低的起点，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梯子必须有足够多的梯级，可以通达他们所憧憬的高度；显然，这样的梯子在乡村是找不到的。

正是这个梯子，驱使大批青年甘愿蚁聚或蜗居于都市，他们本可在小城市谋得不错的差事，并享受低得多的生活成本，更好的交通，更好的空气，更少的生活压力；他们并没有错，即便最终他们在那个梯子上爬得并不高，但年轻人总是会有梦想。

这么说吧，作者重新发现了乘法表。费雪的《利息理论》对作者论述的问题都有了更深入全面的分析，而且，时间提前了好几十年。作者不如转而去写一篇《利息理论》的读书笔记。

我当即表示不服：

费雪……指出了不耐水平的不同引出的储蓄含义，在他的理论里，不耐水平是外生的，而我的非连续性假定将几种不耐水平向前推到了一个更深的机制，变成内生的了。风格B可以最好的演示我和费雪的差别：B看上去很耐得住性子，其实B对于下一次迁越比A更不耐，呵呵。

另一位铅笔老师冀志罡的批评听着比较暖洋洋：

用韬光养晦、享乐、冒进来解释行为，已经不是经济学了，属于行为学范畴，几种风格实际是不同的策略选择。

志罡老师说的有道理，但不是唯一可以成立的道理，要看从什么角度：不耐也可叫做时间偏好，而对于经济学家，偏好是外生的，无须考究，从这个角度，我是越出了经济学。

不过我还是想出了办法继续赖在经济学里：我的阐释也可视为一种“物品识别”的尝试，而物品识别是经济学家常干的事情，一条需求曲线所对应的物品究竟为何，常常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需要仔细辨认，张五常在阐述其需求定律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其需求定律的有效性，乃是基于对物品的恰当识别，如果识错了，曲线未必向下，具体可参见《经济解释》第五章“需求定律”第六节“何谓量？”，和第六章“小试牛刀”第五节“多质的需求验证”，分别演示了钻石和苹果的物品识别问题，苹果那个尤其精彩。

消费离散性假说，实际上将消费行为识别成了一个两阶段选择：首先选择生活方式——它本身是一种消费品，然后在此生活方式所框定的范围内选择具体的物品和消费量；进而，该假说指出了，对生活方式的不耐与对具体消费品的不耐是两种不耐，且会以特定方式相互影响——比如在策略B之下，前一个不耐会导致后一个很耐。

--------------------------- 答辩结束，主题开始-------------------------------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惊喜的发现，消费离散性假说远比我原本想象的更有意思，而且这些意思绝对能够唤起经济学家的热情——它居然可以推出许多关于需求弹性的推论。

通常，我们会用必需品和奢侈品等类别来区分不同弹性的消费品，然而，用弹性所区分出的必需与奢侈，有时跟我们的直觉感受很难协调，比如“面子”，按理说算不上不可或缺之物，但许多人都可以为了面子不要命，弹性小的令人乍舌；现在有了离散性假说的若干推论，此类现象便很好理解(注：这些现象在常识直觉中或许原本就并不难理解，我说的更好理解特指“更好的在经济学框架下理解”)：

1)推论一：同一物品，对于处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同一个人，具有不同的弹性。

2)推论二：处于一种生活方式底部的消费品——意味着失去它们就会堕入另一种更低阶的生活方式，即便它在其它处于生活方式中的人们看来是奢侈品——，弹性很小，反之，远离底部的消费品弹性很大。

3)推论三：同一物品的上行弹性不等于其下行弹性，也就是说，物品随收入上升(或价格下降)的弹性变动曲线，与物品随收入降低(或价格上升)的弹性变动曲线，未必重合，用俗话说就是：某些物品，他拥有之前不甚在乎，拥有之后却守之如命。

新年伊始，一度在各大国展开护航行动后有所收敛的索马里海盗再度出击，元旦当天连劫两船，49名船员遭绑架，其中包括5名中国籍船员；过去两年中，在国际力量的打击下，索马里海盗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坚韧性、灵活性和战术调整能力，虽几度收缩，但每次受挫之后都能找出新的位置和方式，出奇制胜，08、09两年都实现袭击次数翻番。

据专业经营海盗险和绑架险的HISCOX公司统计，过去十年绑架案增长三倍以上，平均赎金从每船100万美元提高到200万，该公司海盗险保费收入增长十倍以上，其中大部分归因于索马里海盗；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海外被绑架者的国籍排名中，中国人赫然居首；惊讶之余，不禁让人怀疑，现行国际秩序究竟能否为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提供可靠的安全环境？

自从1991年巴雷政权垮台之后，索马里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按流行说法，索马里之成为海盗窝，除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无政府状态下的社会混乱、武装团伙横行是主要原因；然而，这种观察是肤浅的，海盗孳生确实与无政府状态有关，但无政府并不意味着索马里社会毫无秩序、法律与规则荡然无存，处于无法无天的丛林状态。

索马里的独特状况，近年来吸引了一批人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高度兴趣，他们的深入研究表明，实际上，尽管缺乏政府体系，索马里基层社会有着良好的习惯法系统和社会秩序，这一法律和秩序维持了索马里经济生活的运行，在许多领域甚至有了不错的发展，总体发展情况要好于巴雷政权22年统治下的状况，也好于许多非洲国家。

拿海盗行当来说，劫船勒赎在索马里已发展为一门结构复杂、秩序井然、且颇具规模的产业，绝非小股乌合流寇杂乱无章的各自为战，从事者不仅分工精细，还吸纳外部投资和散户入股，数十家海盗公司的股份还在集市上交易；获利者不仅将资金投入合法产业，甚至资助当地医疗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他们在东非区域经济中表现活跃，广泛投资于肯尼亚和吉布提实业和地产，据说过去5年已将内罗毕房价推高了3倍。

索马里过去十年的经历，实际上是其向传统部落社会结构回归的过程；如同其它许多非洲国家一样，现代政府是由一小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和军事强人强加在传统部落结构之上的一个缺乏根基的表层装置，其维系极大的依赖外部支持，先是冷战双方的竞争性援助，后是针对资源供给的保护性援助。

冷战结束后，此类政府大都垮台了，那些成功重建现代政府的国家，要么因其富产资源而得到了新的保护性支持，要么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上多少获得了些成功；然而索马里既没有重要资源，部落结构也完整保存，因而这个社会十年来始终顽固的抗拒着现代主权政府的重建。

或许正是因为良好保存的习惯法足以提供日常生活和经济运行所需的秩序，人们对主权政府没有需求，而早先政府的不佳表现更使它在那里不受欢迎；因此，海盗问题所揭示的，并非混乱状态与国际秩序的冲突，而是习惯法下的传统部落秩序与主权政府下的现代秩序之间的冲突。

现行国际法体系的一切规则皆以主权政府之存在为前提，在索马里，部落、氏族和家族等传统社会单位事实上主导着部落地区的结构，却无法成为合格的国际法主体，而被接受为主体的所谓临时政府实际影响极为有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区的情况也大致相仿，因而同样难容于国际秩序。

和日耳曼习惯法一样，在索马里的Xeer习惯法中，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法律保护不是天赋的，而是个人因生活于该习惯法下，因认同、遵守和共同执行其规则而获得的，是他与社会其它成员的契约；因而，那些生活于共同习惯法之外、其行为不为Xeer法所约束、从而与部落社会不存在契约关系的“外人”，或者那些因拒绝遵守规则而被逐出法外的族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在索马里人看来，公海上船只的船员和货主便是法外之人，所以，他们的海盗行为既不会受习惯法所约束，也不会给他们带来负罪感；如果我们回顾近代以前的海上贸易，那时封建法之下欧洲人对待海盗行为的态度，与今日索马里人十分相似，许多诸侯乃至君主都资助和入股海盗冒险家，甚至以此为主业，毫不以此为耻。

两种法律体系的根本冲突，使得部落社会无法与主流国际社会共同建立国际秩序，从而在两种世界的夹缝空隙之间，留下了匪盗和恐怖主义的温床；西方国家的应对策略，迄今仍多半局限于在部落区扶植现代主权政府，配以现代化建设援助和武力打击，而忽视了如何与原有部落结构和法律系统对接。

这一策略是失败的；彼得雷乌斯在2007年接管伊拉克战区之后，成功扭转乱局，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认清了上述秩序冲突，并采用了恰当策略，他征召了大批人类学家去摸清伊拉克的部族结构，据此而制订了此后大获成功的“安巴尔觉醒”行动，该行动绕过主权政府而直接与部落、家族和教派达成交易与合作，激励并资助后者驱逐恐怖组织。

海盗困局的出路，需要类似的努力，若要索马里部落放弃海盗行动，必须为他们提供一种限制海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要求国际各方在尊重当地习惯法的前提下，直接与在部落秩序结构中真正发挥作用的组织单元——部落、氏族、市镇等——达成交易、作出契约性安排，而不是去赞助和强化一个渺无希望的主权政府，后者只能抑制和破坏传统秩序向良性方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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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在许多风险领域，比如彩票、赌马等，穷人具有更高风险偏好。

我觉得，这一现象只有放到我的“消费离散性假说”之下，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在该假说引导下，我们甚至可以精确的预测，一个人究竟穷到何种程度，才会对何种风险拥有较高的偏好。

按离散性假说，决定个人消费行为的动机分为三层：

1)维持现有生活方式；
2)努力提升至更高阶的生活方式；
3)在给定生活方式下，更多更好的消费；

假说认为：其中前两层是根本的、决定性的，第三层是琐碎的、次要的、容易割舍的。

由此不难得出关于风险偏好的若干推论：

1)若某人之预期收入流只够勉强维持其当前生活方式，毫无结余，则其风险偏好极低；
2)若某人之预期收入流足以维持其当前生活方式，且结余额有望在可见未来助其升至更高阶生活方式，则其风险偏好居中；
3)若某人之预期收入流足以维持其当前生活方式，但结余额无望在可见未来助其升至更高阶生活方式，则其在运用该笔结余时的风险偏好很高。

大量低端工薪者恰属第三种情况，他们无论如何省吃俭用，省下的积蓄也不足以让他们住进高档社区、开上宝马、搂上小蜜，而一个头奖却可以立即做到，所以在每周几十块的彩票上，他们的手会很松。

这一解释也对彩票设计指出了原则：彩票价格必须适合低端工薪者的开支结余，头奖金额必须能让他在生活方式上提升至少一级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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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带领近乎全班人马从《财经》出走，已成为新闻界轰动一时的大事，现在，业界两个月来的期待和揣测终于有了答案：她的团队已入主《新世纪周刊》，并迅速推出了首份试刊。

这一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胡舒立的团队在整个充满周折和不确定性的变动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凝聚力和工作状态，从财新传媒开业、中大聘任、“我们网”开通，直至最后新刊揭晓，始终保持热度并处于聚光灯之下，一个团队能做到这样，着实令人惊叹。

这当然归之于胡舒立的个人号召力和组织力，和她作为新闻巨子对群众眼光的调动能力；然而，除了这些个人因素之外，突出的团队凝聚力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或者说，我们的产业环境和企业发展程度，是否处于一种团队优势于企业的状态？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乐百氏的故事，何伯权和他的五人团队出走之后，乐百氏便一蹶不振；在后来的达娃之争中，也可清楚的看到团队与企业的关系，达能奈何不得娃哈哈，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宗庆后对营销团队的有效控制，若逼退宗氏，达能只能拿到一个乐百氏式的空壳。

随着第一代创业完成，产业走向成熟，资本化和金融化快速发展，投资与经营日益分离，职业经理人兴起，这一系列并行交错的进程中，乐百氏式的故事反复上演；团队强势，莫非是这一阶段无可回避的特点？抑或是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使然？这值得投资者们细加思量，因为团队与企业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多半要由他们承担。

在经济学家看来，企业无非是完成某种生产所需的一堆资源，经由交易或契约关系而组合在一起，而企业家的工作，是为特定生产找出恰当的资源组合，然后从市场上买来或租来这些资源从而实现这一组合；从这一角度，看不出团队离合会带来何种冲击，缺什么花钱买呗。

而在组织行为学看来，企业和团队都是一种目的性组织，一群抱有各自目标的人，经由恰当的激励和控制机制组合在一起，其行为被该机制引向一个共同目标；企业的每个雇员，都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事业追求和收入期望，进入企业，是因为他相信能在这个组织中实现自己的目标；问题是，他的这种信心托付给了谁？

如果他所信任的是具体的个人，那么他只是跟着老大混的团队人，而不是企业人，如果企业的重要雇员都是跟着老大混的，那么实际上存在的组织就只是团队，企业不过是一堆东西；所以，只有当组织目标和相应的激励控制机制都实现非人格化之后，企业才能成为一个可自我持续的有机组织，一个铁打的营盘。

在现代企业兴起之前，除了家族和教会之外，能够实现非人格化的组织非常罕见，绝大多数越出家庭的人都是跟着老大混的；所以，在企业历史尚短的中国，团队强势似乎并不出奇；试想，如果一个企业的目标完全与老大个人目标重合，重大决策都是老大说了算，奖金提薪升职老大做主，组织内地位依你与老大的亲密程度而定，那么，你们当然都是老大的人。

由于市场所依赖的会计核算和民事责任都以企业为界，如果企业不能压倒团队，便难以进入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价值也无法充分实现；然而，非人格化对企业制度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决策机制与个人目标脱钩，激励机制与个人关系脱钩，团队合作与私人友情脱钩，这些都需要大量细致的管理制度来实现。

其次，非人格化也有待人力市场职业素质的提高；所谓职业素质，并不是指个人水平有多高，而是指职业能力的标准化，即，一个陌生人能否在缺乏私人交往史的条件下，容易的判断你是否能胜任某个岗位，这意味着，只要把你放进那个岗位，无论企业背景、业务模式和同事状况如何，你都能顺利开始工作。

目前的国内人力市场远未满足这一条件，我估计，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这一点，宁愿为相似的岗位支付三到五倍的薪酬溢价；若做不到这一点，雇员的职业能力只能由同事和上司通过实际经历来识别，而这些私人知识是无法传播和分享的，结果就是团队锁入：当你获得相当职业成就之后，却发现再也离不开老大了，你的能力专长品性成就只有老大了解并赏识，也只有他知道怎么用你，离开他你就是张白纸。

上面两点都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然而我们还面临一个制度性障碍，或许正是它妨碍了企业的非人格化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缺乏产权保障，没有安全感，随时面临来自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准入管制、清理整顿、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甚至国有化的风险，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必须留一手，随时准备金蝉脱壳，而团队恰是他们留得青山在的避风途径，公司可以被关门，牌照可以被注销，团队却可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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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信息技术现阶段发展的领头羊，谷歌的一举一动都引人关注，早在2007年谷歌发起成立开放手机联盟之前，就有了关于GPhone的传闻，08年G1的推出一度平息了猜测，最近数月传闻再起，现在答案终于揭晓，谷歌果真推出了他自己的手机：NexusOne。

对谷歌这一行动，业界有许多质疑，他到底想干嘛？搭建平台、开发操作系统、推动手机网络应用，这些难道还不够？好不容易拉上了Moto和HTC这些Android重量级支持者，就不怕把他们吓跑？况且后面还有几十家终端制造商排着队推Android手机，他们会怎么想？这样急不可耐的越界抢地盘不是跟当初微软蚕食桌面应用一副德性？

这些质疑确有其道理，不过我还是相信，谷歌推NexusOne的意图，不是要抢终端商的饭碗，他不会把手机销售当作一项重要业务，更不会是一个利润中心；产品发布前后的种种迹象都支持了这一点：他没有采用低价促销手段、没有尝试进入零售渠道、甚至很可能刻意限制销售对象和范围，也没有一个深厚长远的产品系列规划，总之，他没指望卖掉太多NexusOne。

NexusOne的意图，在于为手机配置树立一个新标杆；毫无疑问，和Chrome一样，Android已在谷歌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他现在最迫切的，是让Android用户尽快享用到目前技术条件所带来的最新可能性：地理敏感应用、语音界面、图像识别、多媒体搜索，等等。

可以相信，谷歌出色的创新团队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丰富而强大的武器库，其中不乏潜在的杀手级应用，而众多的Android第三方开发者也都磨刀霍霍跃跃欲试；必须让这些应用尽快找到能跑起来的终端，才能赶在iPhone一统天下之前，迅速提升Android的号召力，不仅是对消费者的号召力，更是对应用开发者的号召力。

然而这一战略推进却遇到了现有合作模式的掣肘，终端制造商在市场细分、产品定位、成本控制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规划，资源储备和技术路线也各有不同，不可能满足谷歌的全部手机配置期望，更糟糕的是，有时制造商为了迎合运营商的要求，甚至会故意压低乃至排除某些配置。

像手机应用这种面向百万甚至千万级海量用户的软件，相比于针对特定客户的定制应用，开发者的考虑重点是十分不同的，他们必须对手机的软硬件配置有一个清晰的假定，每项功能乃至每条语句都要以此假定为前提：地理敏感应用必须假定有随时处于激活状态的GPS，语音界面必须假定有背景麦克风，按图像搜索必须假定有自动对焦摄像头，等等；保守的做法是以行业标准配置为假定，但这样一来许多高端应用便没法做了。

NexusOne的出现表明，谷歌已经等不及了，尽管Moto的Droid配置已经很高，但显然仍不能让谷歌开发者满意；NexusOne将手机配置标准抬高了一大截，许多指标大致相当于两三年前笔记本的配置，并在多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光/磁/重力传感器、语音降噪所需的背景麦克风、支持高速WiFi的802.11n；其中802.11n尤其值得关注，这是该标准首次在手机上得到支持，也是运营商十分忌讳的东西(甚至HTC都没把它列入特性表)，将带给我们很多想象空间。

虽然谷歌不会指望卖出太多NexusOne，但他一定希望它能到达每个Android开发者和深度应用者的手里；一旦有若干重量级新应用找到合适的终端跑起来，大批粉丝就会深度挖掘这些应用的潜力，并把他们的体验和汹涌而来的可能性传播出去，这将反过来逼迫终端开发商为这些应用提供支持，也就是满足谷歌的配置要求；只要做到这一点，谷歌的目的便达到了，到那时，NexusOne这个脚手架也就可以拆除了，就像当初的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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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谷歌宣布将不再对其中国境内服务器实施内容过滤，即便为此须付出关闭境内服务器和乃至整个大陆业务的代价，这意味着，为恪守他为自己所设定的行为准则，谷歌已决定放弃中国市场；多年来谷歌在中国市场的艰难开拓，他与网络监管机构之间日益复杂的拉锯战，以如此方式告终，这对于他的大批忠实用户、他历经磨难的中国团队、他的热忱而出色员工，都将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

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这是一颗文化和价值冲突所结下的苦果，然而，价值冲突无处不在，所有跨国公司必须面对，而其中像谷歌这样悻然退出的却很少；谷歌中国过去几年来的变故，是其应对价值冲突的全球战略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延续，看来，这一战略并不成功；在欧美以外地区，当存在一个本土化竞争对手时，谷歌的表现都不好，而在文化和制度迥异的地区，他与监管机构的关系也很糟糕。

谷歌价值战略存在两个根本问题，首先，他错误的把最大程度拓宽言论自由度设定为企业目标，从而在许多文化和制度环境下，将自己置于毫无希望的冲突之中；实际上，在监控难以避免的条件下，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监控规则更加明确和透明。

对于以信息采集和投送为业的搜索引擎来说，规则的暧昧和随意性才是最大的问题，它不仅让那些善于幕后交易和钻营取巧的竞争对手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更因为规则的不可言说，而将由过滤和屏蔽措施所带来的道德包袱乃至法律责任，从监管机构转移到了实际执行者头上。

这一点对于跨国公司尤为不利，由于他们还受总部所在地法律的约束，其不透明操作的空间更小；所以，谷歌应对监管的战略重点应是促使监管规则的透明化，以便获得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也免于为具体的过滤措施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

跨国公司的多重司法管辖实际上可以帮助他贯彻该策略：如果在当地无法做到透明化，他可以积极借助本国的司法、听证和立法过程来推动透明化；由于他的几个重要竞争者也是跨国公司，必要时将被迫出庭作证，或出席国会听证，而监管措施的实际边界将不可避免的在此过程中被勾勒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在坚守价值理念的时候，谷歌错误的单方面拔高自己的价值标准，而不是将重点放在推动整个行业的价值标准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提升；这种独善其身的做法，虽保住了其“不作恶”的美名，在特定条件下却无助于现实世界按他的意愿改善，而同时却在商业上遭受了巨大损失。

可以相信，对于谷歌雅虎这些崇尚信息自由的新兴网络公司，绝大多数监控措施都会给他们带来道德负担，并在本土遭受舆论压力；当年雅虎便因邮件泄露案被搞的狼狈不堪，杨致远还亲自出面道歉；然而正是这一案件暴露了问题的要害所在：雅虎万分委屈的表示，既然公众和立法机构都十分介意监控措施，那为何不立法为此类措施设定一个适用于整个产业的可接受标准？却单单把雅虎挑出来讨伐一番？

对于以最高标准自奉的谷歌，最需要的正是此类立法，然而，他当初却没有响应雅虎的呼吁，从而错失了一次为整个行业设定价值标准的良机；他本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公众和国会：若要进入那些市场，必须采取那些监控措施，如果你们认为这些措施不可接受，那就立法禁止吧，那样我们定会遵守法律从而退出这些市场，当然，我们的竞争对手也会；相反，如果你们经过取证评估后，认为立法禁止的经济后果不可接受，那就无须再指责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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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社科院社会学所发布了一份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中产阶级的薄弱：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中产阶级规模却只有22%，少于通常水平的一半。

当然，所谓“滞后”的判断，暗设了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确切因果关系这一前提；姑且不论该假定能否成立，中产阶级的壮大对于社会稳定和制度进步的作用，已是广为接受的历史经验；所以，是哪些因素妨碍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壮大？它蕴含着何种社会与政治含义？是值得探究的。

所谓中产，是拥有一些资产的人，这份资产须大到他足以依靠、弥足珍惜、悉心守护的程度，而又没有大到他能借此调动一大批人来专门为他服务，或为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而工作的程度；这两条线一划，两头剩下的就是无产者和资本家了。

中产有产，也就有了可以失去的东西，既不像无产者“只能失去锁链”，也不像资产阶级可以失去很多而保衣食无虞，因而他们在行动上会倾向较为保守和稳健的策略；当人口中很大多数都采用如此策略时，整个社会的博弈环境会更有利于善意与合作。

和无产者一样，中产者的核心资产是人力，不同的是，他的人力资产市场价值更高，高的足以让他购置房产、负担子女的优质教育、购买医疗与养老保险，以及自己的不断再教育——这是对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措施，所有这些都给了他安全感和自信心，也改善了其面对雇主的谈判地位；对短期失业的承受能力、自我雇佣和小本经营的可能性，更强化了这一地位。

价格高也意味着难以被大批收买和操纵，也难以被全面买断而形成人身依附，而这些都是建立破坏性组织的基本条件；安全感、自信心、良好的教育、对各种信息和机会的广泛接触，这些都赋予了中产者独立思考、判断和行动的能力，也滋长了他们对参与超出熟人社会以外的公共事务的兴趣和能力；而同时，他们的财力又不足以去收买政客和操纵公共事务，而只能依靠个人的积极参与和自下而上的合作组织；这些条件，正是现代公民社会得以生长的适宜土壤。

中产者通常拥有房产，但又没有富到可以随意选择和更换居所，因而对教育、卫生、环境、治安等既关乎日常生活、又影响房产价值的社区事务，有着特殊强烈的兴趣，而作为业主，他们也有能力参与社区和城市治理；而同时，他们也是各级政府的主要税基，因而也是苛捐杂税的主力抵制者。

在恰当的制度条件下，这种从切身利益和所在社区出发、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发展公民自治和稳定社会的良好途径；相反，若缺乏这样的途径，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放而来的政治兴趣和参与冲动将被直接引向国家层面，其结果将是民粹主义，或是民粹与威权相互轮番推倒的拉美式动荡。

中国中产阶级的薄弱，直接归因于工资水平的提升远远滞后于GDP增长，而这一滞后又可归因于人力资产买方——也就是资方——的竞争不充分；广泛的准入管制和国企的垄断地位提高了资方的议价能力，而同时，民企所面临的恶劣信贷与融资条件、大量的歧视性政策，使得雇佣了2/3劳动力的他们无法提供有吸引力的薪资。

私人资本没有机会创造出足够多的优质工作岗位，拖累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在人口形势已开始逆转的今天，这一滞后尤显突兀和刺眼；更不幸的是，由于城市政府垄断了土地供给，为高价出售人力资产而不得不聚居于大城市的潜在中产者，因高昂土地成本所导致的高房价，实际上被征收了一笔巨额的市民资格税，这是地道的中产税。

私营部门优质岗位的匮乏，生动的体现在近年来公务员考试的热烈踊跃之中，事实上，政府的弱预算约束和越来越强大的支付能力，已使它成为最有吸引力的雇主；然而，尽管有着优厚的收入和保障，财政供养人群并不是上面所界定的中产者，因为他们的优厚条件完全建立在与单一雇主的买断和依附关系之上，他们并未因此而获得更强的人力资产议价优势、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信心、和更强烈的社会参与和公民自治意识，当然，更不是重税的抵制者。

因此，在剔除财政供养人口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远比社科院报告所体现的更加薄弱，距离一个现代公民社会发育所需的水平还很遥远。

近日，韩国最高法院就文化部诉两位网游用户非法出售游戏币的案件做出了判决，撤销了此前的非法交易裁定和罚款处置；这是文化部近来限制虚拟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努力的一次失败，尽管该部官员很快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台阶：诉讼失败只是因为游戏币来源的不正当性证据不足，而该部针对虚拟货币的法令并未被判决推翻。

一些媒体将此判决解读为，虚拟货币从此在韩国取得了与传统货币相当的法律地位，而对于虚拟世界和虚拟经济，这提示了两个前景：喜的是，虚拟货币乃至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明确之后，虚拟经济获得了与实体经济对接的机会，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发展空间；忧的是，既然虚拟财产将被同等对待，它也将难以避免的成为司法管辖、行政管制和征税的对象。

后一前景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虚拟世界迄今所享有的自由太值得珍惜了；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轻易且无须流血的创造出许多个相互竞争的平行世界，而人们又可以如此低成本的在不同世界之间作出比较、挑选和切换，由此带来的制度竞争和创新动力，有望引发进化史上的又一次大爆炸；有记载的历史上，或许只有春秋列国的士子们，曾在较低的程度上享受过这样的机会。

理论上，凡存在利益冲突的地方，就有法律救济的余地，然而现实中的法律并非都由国家司法部门提供，更多的是由基于契约和习俗的私人秩序提供；比如你在俱乐部打桥牌，对方作弊，你通常不会去法院起诉，而后者大概也不会受理，虚拟世界中的利益得失多半也是这种情况。

私人秩序的好处在于竞争性，即便在同一群人中，不同秩序可以交错并行不悖，交易者甚至可以为每项契约关系选择接受不同的规则约束；业主协会、俱乐部、足球联赛、证券交易所、网游和电子商务平台，都是私人秩序的典范。

运营商为了吸引用户，必须制订良好的规则和有效的仲裁与执行机制，而虚拟世界的奇妙之处在于，这么做的成本比传统世界低的多，而用户的退出成本也很低，这就使得大规模的制度实验和汰选成为可能；如我们所见，短短十几年，虚拟经济已为我们奉上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美丽新世界。

相反，国家司法系统在辖区内拥有垄断性，尽管其强制力可以保障规则的执行，但垄断性和强制力使其很容易退化为侵夺个人权利和进行财富再分配的工具；因此，市场友善的司法系统，会懂得自我克制，不会将国家之手轻易伸入原本由私人秩序有效维持着的领域，即便在介入时，也以尊重和依靠私人秩序为宗旨。

在实践上，这体现为将契约自由原则置于极高的地位，同时在实体性裁决上奉行消极策略，将司法的作用限制于契约真实条款的识别、业内习俗惯例的识别与认定，并最终赋予这些规则以强制力；相反，若动不动就越俎代庖的裁定何种行为算是踢假球，何种交易算是内幕交易或关联交易，何种质量的产品算是次品或废品，这样的司法对市场是不友善的。

像虚拟经济这样新生而正迅猛发展的领域，纠纷、抱怨、混乱、种种现实与期望的差距，必定是大量存在的；然而，行政和司法者不应将改进的希望独揽于自己的规制能力之下，改进只能由运营商的创新经由市场淘汰和自我组织过程而达致。

对于运营商来说，在追逐经营目标的同时，应努力改善自己所运营的规则系统，并与同行合作构建行业秩序；在条件成熟之前，应避免与实体经济发生不必要的联系，以免在私人秩序尚未成为有效成熟的规范之前，便召来国家之手。

实际上，韩国文化部限制虚拟货币外部交易的良苦用心，或许恰在于保护虚拟经济，否则，不仅民法管辖会延伸过来，税务官会上门，赌博管制和现存的种种行业管制都将破门而入，那时候，所有运营商和用户都将叫苦不迭，却为时已晚。

当然，在利维坦已变得如此强大的今天，永远躲避国家之手是不可能的，虚拟经济的受益者们所能做的，是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之前，让虚拟世界变得更强大、更有秩序、更会自我管理。

我避开了所有高速公路，和几乎所有地级市，穿越了从前线(从化)到前卫(始兴)到中转集散地(南雄珠玑巷)到大后方(赣南)直至大本营(汀州)的大半个客家区，并即将穿越闽西和闽北的武夷山脉东侧。

我在沿路每个县城都做了停留，至少吃了顿午饭，多半住上一两天，并为其中每个都安排两到六小时的逛街时间，顺便吃个早点或宵夜，最吸引我的是汀州，我走遍了他的每条巷子，我的步速很慢，脖子上也没有相机，大概没人会把我当作游客，那些地方也很少会有游客。

抽空写了几篇文章交差，但无法集中注意力来阅读和回复诸位的评论了，请谅解。

日前，国内足球联赛的假球丑闻有了突破性发展，警方专案组的侦讯对象，从裁判、球员教练、俱乐部官员，扩大到了足协高层官员，包括两位足协副主席和前裁判委员会主任，也就是此前一直在喊着抓贼的那些人。

对此，许多长久以来为足坛之肮脏黑暗而痛心、失望和疾呼的人士，都拍手称快甚至举杯相庆，在他们看来，期盼已久的司法介入终于有了实质性动作，而这样的介入对于打击黑幕、清理足坛，是必须的，而每一只黑手或脏手被抓住，当然都是值得庆幸的。

然而依我看，这杯庆功酒不仅喝的太早，而且喝错了；在导致腐化的激励机制改变之前，在保障透明诚信的行业自律机制建立之前，外部司法介入丝毫无助于净化足坛；曾几何时，人们也为大贪官的落网而欢呼过，现在还有人会为此而兴奋吗？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对行政腐败的介入不可谓不深，力度不可谓不大，行政腐败因此而减少了吗？

足球联赛如同其他市场组织一样，是各方在某些规则之下参与构建的合作体系，这一体系无论是人为设计的还是自发形成的，必须为参与者提供遵守规则的激励，和各方都愿意服从的约束和仲裁机制；这样的组织才是可以自我维系的，而非时时处处靠外力强行支撑和推动的。

外力充其量只能对某些偶发的、局部的障碍做些调节、干预和修补；这就像一个人能活着，他的几大生理系统必须有起码的维持自我运转的能力，否则，再高明的医生也没办法把一堆火腿肉捏成个大活人；遗憾的是，国内联赛正是这样一堆火腿肉。

源自西方的俱乐部和联赛体制，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俱乐部是联赛的真正主人，他们有着平等的机会参与规则制订、重大决策和利益分配，而联赛组织运营方充其量只是俱乐部合作组织所雇佣的经理团队而已，其人选、绩效和收支都受组织成员的控制和监督。

在公司里，若想让一位核心员工克制短期行为，最大程度的将个人目标与企业利益相一致，主动遵守组织规则，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他成为股东，拥有对决策有影响力的股份；这不仅是分红激励的问题，更是一个能动性激励问题。

一个人对于他能够影响的组织，和他只能被动接受其规则、条件和结果的组织，其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后者，他只会考虑“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而对前者，他还会考虑“我能把它做成什么？”，要知道，许多人为了把某个东西做成他希望的那个样子，是甘愿倒贴钱的。

相反，若组织成员没有机会影响规则和决策，他便会倾向于短期利益和机会主义；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公司以外的组织，也正是该原理，使得大规模组织难以建立，拥有海量员工的大公司，要么其大部分岗位只需要短期激励和简易控制机制，要么采用多层次松散组织，每个分支拥有独立的规则体系和发展目标。

俱乐部联合会这种基于共同价值偏好的合作组织，对于为成员提供能动性激励，提出了高得多的要求，因而也普遍采用均分股份的方式，并将规模限制得很小，以确保成员的主人感。

然而，国内联赛体制仅仅模仿了形式和符号，作为组织运营者的足协，不是各俱乐部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而是一个外部官方机构，是一把无法被其成员所撼动的铁交椅，并对整个组织的规则、决策和运营拥有不受任何内部制约和审查的权力。

而同时，甚至许多俱乐部也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或受控于当地体委的附庸机构，许多投资者只是为了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而投资足球，并没有长期投身足球事业的理想和意愿；如吉利等真正具有足球热情的企业早就不堪肮脏而退出了。

这一点，从足球黑幕的发展过程也很容易看出，我们只听到足协官员在一次次严肃宣示、厉声责问、高喊抓贼，却从来没听说过那些本应是主人的俱乐部追问足协官员的责任，更看不到这些官员被传唤到各俱乐部所召集的听证会上回答质疑，相反，这些俱乐部只有点头哈腰噤若寒蝉的份。

现在，对他们的质问和审查终于来了，可惜，那只是来自比他们更大的官而已，这完全于事无补，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问责监督会有什么结果，人们都已经见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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