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新书是美国伟大的学校系统的存亡：考试和学校选择权如何破坏教育。摘要如下：

我越是对选择权和学校绩效责任制的日程感到不安，就越意识到自己过于“保守”，不能接受一个最终结果是完全凭猜测的、不确定的日程。努力推翻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试图用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东西来替代它，这让我开始感到太激进了。总结一下，我不会接受任何可能——有意或是无意地——破坏公立教育的改革。

拉维奇，当然，曾经是以上这些理论主张的头号支持者；读一读这篇文章吧，关于她的认识进化过程。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严肃作品，其中有一些很好的论据来支持她的观点——在我看来是这样——教育券和学校绩效责任制两个想法都被支持者们高估了。(如果没有将世界颠倒，一些学区其实非常好；相反世界上很多公立学校都非常棒。)但它们完全是坏主意么？拉维奇并没有就对他们有利的定量证据提出异议。对教育券的研究很多，这里是一些调查。政府特许学校似乎也是一个好主意。

当今美国的公立教育是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由此应免受重大的结构调整呢？我不这么认为。对现行制度的最好的辩护理由之一只是—— 因为它宽松——它不浪费真正聪明的、需要时间去做其他事情的孩子太多时间。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很难为整个系统提供坚定的支持。

(审校：J然)

艾里克·克兰普顿给我发邮件说：

为什么这种情况如此之少？昨晚我去了新西兰唯一一家埃塞俄比亚餐馆用餐。这家餐馆位于一家每星期一休息的缅甸餐馆中，于是它每星期仅仅开放一天——星期一。

http://offsettingbehaviour.blogspot.com/2010/02/one-day-week-restaurant.html

我的理解是这种安排也许会对这家原有的餐馆造成威胁。理论上说，你会认为他们是不存在竞争的不同饮食风味，但是这情况只是我所见过的第一例。这是否只是我没有认真去注意呢？新西兰邮报报道的关于这个餐馆如何开始的故事非常不错。经营缅甸餐馆的那个女人是一名来自缅甸的移民，后来她参加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举办的志愿活动，帮助那些新移民适应新环境。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想开一家埃塞俄比亚餐馆却缺乏资本的人，而恰好她的餐馆每星期一休息。

每星期的其余六天，那个埃塞俄比亚餐厅老板的工作是开出租车。

(审校：J然)

副标题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组织形象和药品监管》，作者是丹尼尔·卡彭特(Daniel Carpenter)。以下是本书的主页，但我没在亚马逊上找到书单。这是邦诺书店的书单，请注意价格折扣。

从哪儿开始呢？只是写写关于这本书的事就让我精疲力尽，这是已著的有关管理机构最全面、最详细的研究——至今为止——据我所知。它补充和颠覆了现存的所有有关这一主题的作品，而且它将证明一个未来的调查模型。它可不短！

出发点是声誉资本的概念，以及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出于一系列政治原因而去寻求保护和拓展其声誉的论断。其中的一个暗示是，食品药物管理局有时过于松散，有时又过于严格，但是这两种偏向都是可能的。然后该框架被用于提出许多问题，包括以下内容：

1. 为什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官僚药品监督管理。
2. 为什么1962年的修正案获得通过。
3. 为什么食品药物管理局的监管如此经常地被视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4. 为什么一个部门主管的任期会影响该部门的决策被如何对待。
5. 为什么有那么多对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司法顺从。
6. 为什么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如此之大。
7. 公众关注如何影响食品管理局的程序速度。

作者有力地证明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重要的监管机构之一，以及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的延伸之一。每一个对监管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只是要做好准备被震撼到。我也注意到，这不是一本盲目偏袒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的书，虽然整体来说，我读到作者希望看到一个更强的食品药物监管局。(例如，在379页，我读到卡彭特对“药物滞后" 的观点过于不屑一顾。)

这里是卡彭特的前一本书，我没有看过。感谢史蒂夫·特莱斯给与本文的指引。

(审校：ina)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摘录如下：

“如果你给某人写信, 'Best' 这儿, 'Best '那儿的，但你收到的电子邮件,态度却要冷淡那么一些，甚至带有一丝的敌意，他们会落款"Sincerely (此致)"， '这就说明事情进行地并不怎么样了， “Schwalbe如是说。 “'Sincerely (此致/或者说是真诚地)'是一个人在说，'这里有个问题。'”

而且，人们也很好奇，是不是“Cordially(热忱地)”意思就不是“我的敌意仅是稍作掩饰的” ？

同样，在用电子邮件的范围内，说“Love (爱地)”是不是为时过早 ？说“Fondly(喜欢地)”是不是仅仅在商务范畴内？说“Cheers(干杯)”是不是过分仿效那些老英(老派英国人)？酒鬼意味浓重？

泰勒(Tyler)

(审校：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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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这里。我们得知，克鲁格曼和他的妻子喜欢圣·克罗伊岛，他们有叫做桃瑞斯·莱辛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猫，而且还有关于他的妻子如何修改其作品的讨论。摘录：

去年8月，克鲁格曼决定，在他和威尔斯前往苏格兰参加自行车之旅之前，他将花几天时间在第六十七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上发言，该会将在蒙特利尔举行。(自从小男孩起，克鲁格曼就一直是科幻小说迷。)会上有许多头发非常非常长的人，还有很多蓝色头发的人以及许多身披斗篷的人。有一位女士穿得像一只猫，有一个女子头上用电线连着一个绿色的大脑，有一个人带着绿色的面具，有一位年轻女子在纺织羊毛。还有一个绝地武士和一个风暴骑兵。那些没有穿得像猫的参与者们身穿T恤，上面写着：“我不明白——我是一个火箭科学家”，“我看见坏点”，“数学很美味”。克鲁格曼一直对双关语有着书呆子式的痴迷。(他非常自豪于他的教科书中的一句话：“努力为欧洲的香蕉分裂协商解决方案被证明是徒劳的。”)他还喜欢化装。有一次，他和威尔斯举办了一个万圣节派对，主题是经济话题——两位客人作为亚洲虎而来，一些客人作为对冲基金来，一位女士作为资金前来，穿的像一个柱状体。克鲁格曼坐在科幻小说大会的台上，看起来很高兴。似乎这些是——在有些令人担忧的意义上说——他的子民。

还有这些描述：

克鲁格曼不是一个旅行爱好者。柏林墙倒塌以后，很多他的同时代人启程前往东欧——每一位经济学家都希望他们各自的国家能够转变。尤其是杰弗里·萨克，他到处旅行，但是克鲁格曼从未尝试过。“我知道杰夫做的事，而我做不到，”他说。“乘坐运输机，多日以牦牛肉维生——不。但是我确实比任何人都写得快。你必须弄明白你应该在做什么。”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个简介很有些真材实料在其中。

(审校：ina)

提及放弃欧元会引发希腊银行的挤兑风潮，从而使这个国家陷入到更为深重的困境之中。谁会想要将欧元币种的存款被兑换成德拉克马(译注1)币种的存款？

你可以想象这个情形，维持目前欧元币种的存款，同时将新的德拉克马加入到系统，以一个可浮动的汇率来流通。那可能仍然会引起银行挤兑(谁能预期这种平行货币的制度会永远存在呢？)。此外，只有当法律迫使新的德拉克马在某些方面估值过高的时候，它们才会带来铸币税(译注2)；请参见先前关于银行挤兑的讨论。

你也能想象，对所有银行存款进行闪电冻结，从而可以避免即刻发生的银行挤兑，但是之后还是会发生银行挤兑的情况。再加上在此期间所有银行系统停止运作。而且如果闪电冻结存款的方案对人们来说并不难以预见，那么你最终还是会面临一个即刻爆发的银行挤兑。

那么银行挤兑风潮马上到来的机率将会是多少呢——如果仅仅是由“黑子”所影响——从而迫使希腊政府暂停兑现存款以及让存款贬值，有效地将其转变为德拉克马？

回顾历史，有那么多的国家打破了货币挂钩或者离开了货币区。但这些国家看上去似乎都够穷的，够香蕉共和国的(译注3)，或者都被从“货币竞争”中隔离出来，而不只是一种新的希腊德拉克马将会被从欧元计量的银行体系中隔离出来。

我是否已经提到货币替代模型在一般意义上并不意味着稳定，或者运行良好的数量理论的关系呢？

希腊(或者其他欧盟国家)能够离开欧元区，你能在这句话中看到任何内在合乎逻辑的现象吗？强制的，即刻爆发的银行挤兑是我能看到的唯一选择，而那并不是个漂亮的选择。它也意味着“政策的决定”是取决于希腊账户的所有者们，并不取决于希腊政府。最好的是，政府是在这个方程式的财政这边做选择。

在希腊银行内，欧元计量账户的名义利率上升了吗？(它们能够被准许上升吗？)这是反映希腊存款者不满的一个相当好的晴雨表。

译注1：德拉克马，(δραχμή)(符号为 ₯)，希腊先前的货币单位。

译注2：铸币税从广义上讲：铸币税应该是泛指政府从货币发行中获得的收益。这里说的货币发行，不是指现金发行，而是广义的货币创造。

译注3：香蕉共和国，是一个经济体系属于单一经济(通常是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拥有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特别是那些拥有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的贬称。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家。

(审校：ina)

Ross Douthat调查并评估了关于保罗·瑞安(Paul Ryan)的“医疗券”计划的辩论。以斯拉(Ezara)采访瑞安的报道在这。

我对消费券计划非常感兴趣，但这也是我不安的来源。比方说，你得到一张健康保险计划的消费券，而且没有法律规定说这个计划的投保范围必须涵盖帕金森症。很多人购买投保范围不含帕金森症的计划。这些人中有些人会患上帕金森症。我们是否预先承诺去忽视这些人的不幸呢？如果是这样，我们究竟该如何做呢？

我不是在排除这个备用选择(有很多情况下，我们会让人们死亡)，我只是想知道周围的体制结构是怎样的，如果这些人出现在急诊室会发生什么，是否最终不会产生一个新的“第二等级”的低质量的公共部门机构来处理那些不在投保范围内的情况。

这确实是一种可能进行的改革：一个为赌输的人设计的英国式的制度，即为那些购买险种更全面或者条款更平衡的保险的人提供更优质的治疗。(也许很多人会为心脏病和住养老院购买镀金级别的医疗保险，却不为神经系统的疾病投保，在此我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 然而，你会注意到一种紧张局面。“第二等级”的公共机构越好，越多的人会投机购买低级别的或者条款不平衡的保险。这个英国式的制度可能会承担大部分的医疗救护，同时一个私人的保险系统只针对一小部分疾病。

那并不是世界末日，但是也许它应该被如此评价。你可能已经在想，一部分的养老院和精神健康部门在现今的状况下就是这样运行的。

还有一个较长期的问题，即老年人是否偏好以社会保障福利的形式——现金——来获取这些资源——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去公有机构碰运气。也许是，也许不是，但那些是当涉及到这种消费券计划时我会考虑的问题。

另一种情况是，法律可以命令消费券资助的保险计划涵盖很多很多的情况。命令不保持适度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保险计划间是否真的存在竞争？有私营保险公司参与又有什么益处，如果保险公司像公共设施一样被监管，被逼进入一个共同的价格/质量模式？

在我看来，第一组替代选择是相关的比较。

医疗改革的一个建议是，为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险一起规定一个总的(固定)预算， 然后建立一个委员会——由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国会议员控制——来按照被认为合适的方式分配资金。我想知道由此引起的平衡会是什么样子。那是一个政治上来说可以接受的建立法律上事实的消费券计划的方法吗？

(审校：ina)

蒂诺(Tino)这样写道：

老年医疗保险制度是在1965年被引进美国的。在瑞典，老年公共医疗普及于1950年就开始了，但是瑞典公共医疗的全面普及得追溯到1955年(一个公共医疗保险在1891年创立，并且公共市政公共医疗出现时间更为久远)。

在1950年，即在美国开始老年医疗保险制度之前，也是在瑞典实现全民医疗保险之前，两国出生时人口预期寿命的差别是+2.6，65岁人口预期寿命的差别是+0.3。在2001年到2005年之间，两国出生时人口预期寿命相差+2.7，65岁人口预期寿命相差+0.3。完全一样！

以及：

最后请注意：在1900年左右，即在福利状况普及以前，在瑞典，人们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54岁，而在美国是47.3岁，这个差异是目前两国预期寿命差异的两倍。

如果你滚动浏览蒂诺(Tino)的博客，你会找到各种对《精神水平》(The Spirit Level)这本书的批评。关于健康保险，我会强调说，汉森式的结论(译注1)也能够被用于讨论买家垄断市场力量的极端情况，因此不要认为政策对此的影响会如此简单。

译注1：汉森式的，Hansonian，这里的汉森指本文作者的同事罗宾·汉森(Robin Hanson)，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

(审校：ina)

在昨天的帖子的评论中，有关大学男生数量越来越少对于约会方式的影响中，很多人问道，为什么性别比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变化(男：女)——从50:50，降到比如40:60的时候——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变化。在《生活中的逻辑》一书中，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给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绝妙解释。

蒂姆说，假设有一个婚姻的超级市场。在这个超级市场中，任何男人与女人如果配对成功的话，会得到100美元以两人分享。假设有20个男人以及20个女人出现在这个超市上，很明显，男人与女人将会完全配对，平分这100美元的收益，也就是各得50美元。现在假设性别比例变成19个男人比20个女人。令人惊奇的是，比例上如此小的变化对于结果居然产生了巨大影响。

想象一下，19对男人以及女人已经配对，而且评分了各自50美元的收益，但是使得剩下一个女人既没有配偶又没有收益。那么作为一个理性人，这位没配对的女性不太可能接受这种现状，而会奋起改变，比如对一对已有配对中的男士提出，100元收益两人六四分成。这位足够理性的男士会接受这个报价，而这样还是会使得一位女士剩下，而她则会进一步提出70:30的报价，以此类推下去。

如果你接着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配对会逐渐变得清楚，最终的平衡中，没有一位已婚(配对)女性能比未婚女性更富有(否则，未婚女性便能奋力谈成一个更好的交易)，而这样是因为未婚女性没得到任何东西，而已婚女性也没多得到任何东西。因而当性别比例是20:20的时候，男女收益分配是50:50，而当性别比例是19:20时，男女收益分配很可能是99:1，对男士很有利。

婚姻超市最重要的简化是，婚姻(配对)的次优选择价值0美元——因而存在从性别均衡时的50美元，下降到0美元的长轨迹。如果外部选择价值更高，那么性别比变化的影响会小些。尽管如此，婚姻超市的逻辑解释了为什么性别比相对较小的变化能够带来两性方面以及其他影响婚姻均衡等诸多习俗的较大改变。

(审校：J然)

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难题，在他访问超市以后(我可以证实类似的观察，甚至在一天中更早的时候)：

超市里已经没有牛奶和面包了，但仍有大量的奶酪和巧克力。这很容易解释——人们知道他们几天之内可以再次购物，所以他们只需要储备必需品。但是我环顾四周越多，我越是困惑。

这是我注意到的：对于任何产品来说，最流行的品牌总是第一个卖光。没有Eggo牌华夫饼干了，但有很多Wegmans牌的华夫饼干。所有全国名牌的热狗和香肠都不见了，但是还有很多不知名品牌的香肠仍然在货架上。如果把类别扩大，该模式依然存在。农产品中，所有的香蕉都不见了，但仍然有很多苹果。

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困惑的？最受欢迎的东西当然最先卖光。”但这是一个薄弱的解释。毕竟，如果X比Y受欢迎10倍，那么你可以预期商店会进10倍于Y的量的X。为什么在暴风雪中X更快卖光，如果商店已经将其更大的受欢迎程度考虑在内？

我是这样认为的。当“正常时间”时，商店摆放货架会权衡“大宗商品”和“利基商品”(译注1)。一些利基商品会被给予货架空间，是因为它们首先使得一些小众顾客进入商店。(我去Whole Foods买Spelt麦片，两种或三种主要的奶酪，还有我最喜欢的黑巧克力。但是我在那里，最终付更高的价格买那里的牛奶和青椒，对我来说这两者没有一样比在Shopper Food Warehouse的同类竞争产品更好。)如果商店摆放太少的利基商品，它就会吸引太少买利基商品的顾客在牛奶、肉等产品上消耗金钱。

还要注意，利基商品购买者倾向于储备他们所钟爱的食物，因此如果他们进行突然、意外的商场之旅，他们并不一定需要购买更多。

再说暴风雪。人们或多或少会被迫去购物。原来关于大宗商品对利基商品的计算不再适合于新的紧急情况。暂时地，商店偏好于储备更多大宗商品更少利基商品。利基商品是用来发挥“激励47次而不是23次购物”的功能，但是在新情况下，短期内它们对此几乎毫无用处。我们将看到太多利基商品被留在货架上。

也读一读布莱恩的评论部分。我思考“重新储备率”的答案，但是缓慢的周转和库存意味着更高的利润率(如果该产品可以争取到货架空间)，我相信为了让这发挥作用，它必须以某种方式激发客户异质性，正如我上文所解释的那样。

附：以书店为背景想象相同的问题。有一项紧急法令，要求每个人在下周阅读三本新买的书。边界将被淹没。书店最终将短缺畅销书，而不是他们的利基书籍。

译注1：利基商品——niche goods，冷门、小众、没有时效性，虽然不如畅销商品一上市即造成轰动，但在供求曲线上始终有一定的销售量。按“长尾理论”的提出者安德森的观点，eBay和Google都是长尾理论的成功例子。前者创造出二手商品的价值，后者紧抓小广告商缔造亮眼的广告收入。这是市场法则进入网路时代的变革，消费者不但不会被为数众多的选择搞得眼花撩乱，反而只要有适当的搜寻评价机制，他们乐得在大海中寻宝。

(审校：J然)

不少美国校园里学生的性别比例大约是60:40，而且仍在上升。《纽约时报》有一篇关于约会的可预料后果的出色文章。

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女生占将近60%，而它只是很多感觉像女校的大学其中之一…不用说，这使得男生们处在感情不专一的境地，而且这很可能意味着，即便是那些愿意作出承诺的人，也有着广为人知的罗曼史。蕾切尔·萨瑟尔，一个历史系大四学生说，在她与现任男友开始约会之前，男友曾经“跟我姐妹会里至少五个朋友勾搭过——就我所知。”

只有在常春藤盟校和有工程学院的大学，性别比例才趋于拉平(无疑是因为明显但政治上并不正确的原因)，而这本身会对未来的性观念产生影响。一些大学希望为女性进行平权运动。

(审校：J然)

在《塔尼报》的一篇采访中，帕帕康斯坦丁努采访时也坚持认为，中等和低收入者应少交些税。

采访全文在这里。这个迹象是否表明他们并非如此认真？最近，有调查显示：

…大多数希腊人支持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冻结公务员的工资并裁减奖金的计划。但是，大多数受访者也反对燃油税上涨以及开征新税项。

(审校：J然)

丹·克莱恩(Dan Klein)、凯莉·米尔顿(Carrie Milton)和戴维·赫登格伦(David Hedengren)开始了一个新计划，研究经济学家签署的请愿书。这些情愿书的名单在这里，你有新内容可以添加吗？这是一个长期计划的一部分，了解经济学家的行为，把我们看作理性的追求最大化的代理人，而不仅仅是冷漠的真相探索者。

我疑惑为什么这些机构不厌其烦地去撰写请愿书并交给经济学家签署。是为了影响世界吗？为了标注哪些科学家支持他们？去培养和经济学家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制造借口和他们接触并和他们来往？还是别的呢？

我签署过一两次请愿书，总而言之我不喜欢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我不明白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审校：J然)

他表述了很多观点，这里是其中之一：

对政府的冷嘲热讽，会事与愿违地增加对政府的支持，在这一点上，Eggers 和 O'Leary可能是正确的。但即使如此，自由主义者也不应该攻击公众合理的讥讽。相反，他们应该帮助人们看到他们的冷嘲热讽会导致的逻辑的反政府结论。对政府冷嘲热讽的学者一般都是反政府的；你可以自己去公众选择学会会议(译注1)上看看。为什么不教外行也看到相同的联系呢？

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很担心。首先，这是令人惊讶的社会改良论者言论；我曾经读过一本书，上面说，选民注定是不理性的(尽管程度不同)。如果能教给选民正确而复杂的讥讽和支持自由的混合情绪，那么为什么不能教他们支持好的政策，从而使民主成为政府的一套运行良好的制度呢？E&O的批评正中自由主义者的想法中一个重要的核心情绪。那些可能被称之为“好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同时也要求，在现有的整体公众情绪的水平上，能体现重要的公众利益；这是无法逃避的。

诚然，对民主主义的公众情绪持悲观态度，并不意味着一种先验的使命，即对公众情绪的能力持悲观态度，以支持和维持更多自由主义设定。(比如，你可以认为在某些自由主义设定下公众利益能够得到体现，而相反地，民主主义，由于其内部工作的机制和候选人一味地迎合态度等等原因，则会腐蚀公众意见。)虽然如此，我还没有看到不错且充实的论据来支持Caplan提出的割裂的观点，亦即，公众情绪是可以被制出来支持好的自由主义结果，而非民主主义的结果。

附：Caplan的回应。

译注1：Public Choice Society， 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士·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公共选择学派由经济学家创立。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阿罗 (Kenneth J．Arrow,1921)1951年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内容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重迭。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行政学愿将公共选择学派囊括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塔罗克(Gordon Tullock，1922)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19－)于1965年成立了公共选择学会(Public Choice Society)，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现在的公共选择年会大约有16个国家的300名学者参加。

(审校：ina)

哇哦，贾斯汀·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报道了一篇新的由特伦特·亚历山大(Trent Alexander)，迈克尔·达文(Michael Davern)以及贝西·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撰写的NBER(译注1)论文(公开版本)，该论文是关于他们在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中所找到的错误，特别是关于65岁及以上的公民的数据。

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美国人口普查局故意将微观数据混淆了一点，以保障每一位个人的身份信息不被泄露。比如，如果他们将一位居住在费城的37岁澳大利亚侨民重新编码，将其记录为36岁，那么你就很难在微观数据中找到我，如此就保护了我的隐私。为了确保数据仍然可以给出准确的估计值，很重要的是，他们也要把一个具有类似特点的36岁个体重新编码，将其记录为37岁。以上可以让你大概了解一下他们的“防止泄露步骤”。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如果这些步骤是被正确使用的，数据还是会提供正确的估计结果，而且同时还保护了我的隐私。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但是，因为在统计局如何实施这些流程上存在一个程序上的错误，问题就出现了。正确的反应显然应该是：改正方案，并公示正确的数据。不幸的是，统计局拒绝修正数据。

该问题还会进一步深化。如果错误仅仅是如上图表所示的话，只要重新调整估计值，那么结果不会有太多偏差，比如说，85岁的老年男性——只要将他们的数据减少一点儿就好了。但结果是，相同的编码错误也弄混淆了年龄以及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是年龄和婚姻状况之间的关联数据(以及，作者们怀疑，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关系)。当你像这样把一些相关联系破坏，就没有一个简单的统计学上的方法可以修正。

更糟糕的是，研究者们发现，相关的问题会使得从其他大型数据源中得到的微观数据误差增大。总而言之，他们在以下问题上找到了相似的错误：

• 2000年的十年数据统计
• 美国社区调研，这是一个年度“迷你统计”(错误存在于2003到2006年度，但不在2001-2002年度，以及2007-2008年度)。
• 目前的人口调查，这是我们主要的劳动力数据的来源(错误存在于2004-2009年度)。

这些微观数据已经被作为参考文献用于成千上万的研究以及不计其数的政策性讨论中了。

译注1：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的缩写，全国经济研究局，一个美国私人的、非营利性质的研究组织。

(审校：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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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篇报道，关于海底文化遗产和许多海地的绘画作品，包括有海地艺术的最高成就——海地圣公会教堂壁画的毁坏。还有座落在佩蒂申维尔(Petitionville)的“纳德尔博物馆”大部分也被摧毁；这大概是海地艺术品最好的集中收藏所在了。

好，因此供给曲线向上同时向左移动了。但是这会使得剩下的艺术品升值吗？事情并不像需求供给曲线那样简单，因为这取决于声望是如何推动艺术品价格的。人们购买艺术的部分原因是为了与某些伟大壮丽的事物产生联系。一幅质素一般的伦勃朗作品之所以能够价超所值，是因为那些顶级伦勃朗画作的存在。如果顶级的伦勃朗画作被摧毁，那么那些一般的伦勃朗作品的价值就会下跌，而非上升。

艺术品也需要买者的宣传。如果不是有许多人拥有那位艺术家的作品，那么就不会有多少人为那位艺术家说话。再一次地，我们观察到，更多的数量能够促使价格上涨而非下降。可以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译注1)作品的高价得益于其作品被广泛认可，并且在一个深层次的，流动的市场上出售。

这里是维基百科关于卡雷尔·法布里提乌斯(Carel Fabritius)的条目(译注2)，这里是他的作品金翅雀。如果你对考恩的海地艺术收藏感兴趣的话，到我的主页上来吧。(附注：链接目前坏了，我正在修好它们。)

这篇关于损毁的报导也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关于海地艺术的幻灯片。

那么关于数据呢？娜塔莎和我自地震以来已经购买了四幅海地的画作了。购入的价格与震前我们得到的报价完全一样。到目前为止，其价值尚待定。

译注1：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执导纪录片《帝国大厦》，485分钟，就是镜头一动不动对着帝国大厦拍了8个多小时。在此之前。沃霍尔拍过一部叫《睡眠》的电影，在这部长达6个小时的电影中，摄影机一直纹丝不动地对准一个沉睡中的人。

译注2：卡雷尔·法布里提乌斯(Carel Fabritius)，伦勃朗最优秀的学生。

(审校：ina)

Chug指给我看这个最新的调查，这里是名单：

1. 巴林
2. 加拿大
3. 澳大利亚
4. 泰国
5. 马来西亚
6. 南非
7. 香港
8. 新加坡
9. 西班牙
10. 美国

这指的是对外籍人士的友善，而不是国民间彼此的友好。你会发现，英语国家或英文流利的国家过多，加上泰国(呃哼)。

以下是一则对调查的批评，大多的批评本人都同意(对不起，Omar)。更笼统地说，除非是一个女人在寻求婚姻，否则我会将“对外国人的友善”看作是一种社会战略，往往用于促进内部消费，这种友善不一定不真诚，但也不会反映出真正的性情。这不是由一种真正的友善所驱使的。另外，西班牙怎么可能排到第九位？

日本人到底是地球上最友好的还是最不友好的人民？“乐于助人”和“友好”不是一回事。在哪个国家，你最有可能交到真正的朋友？娶个本地人？这两个变量不是呈反比的吗？

“友好”是最容易引起我解构式怀疑的字眼之一。

(审校：ina)

我将经济刺激分成三部分：减税和转移支付的增加，对州政府和当地政府的援助，以及传统的支出计划。这里我谈论的只是第三部分。(如果你想知道，我认为第一部分多数情况下是无效的，第二部分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

由奥巴马经济刺激的第三部分雇佣的工人，他们中有多大比例是本来就有工作的？有多大比例是从失业到就业的？假设有些人本来有工作但可能曾经失业，从而有效地被算作从“失业”到“就业”的状态。这样的人又占多大比例？

我不是在谈论可能难以估计的、来自增大的总需求产生的效果，我说的只是纯粹计算方面的问题。“我们聘请他，他之前没有工作。现在他有工作了。”正常被雇佣的人也被算进那个范畴的占多大比例？

我读了很多关于此的研究，但它们对我来说似乎不够“净值”。

有谁知道哪里可以得到这些信息呢？

我不断地听说“轴心”，但它在哪里？通过曼昆和阿诺德·克林，请看基思·亨尼西(Keith Hennessey)的解释：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中得到5个重要的结论：

1. 2011年度的计划预算赤字为GDP的8.3%，这依然处在极高的水平上。
2. 奥巴马总统提出的预算赤字比去年的更高。
3. 在2011年，这个预算提案最相关的一年里，总统提议的财政赤字比去年高出了2.3个百分点(8.3%相对于6.0%)。
4. 利用他自己的数据，总统的计划预算赤字将导致债务占经济比重的增加。
5. 根据总统的预算案，预算赤字占经济的比重将从2018年开始增加。

更详细地说第四点，总统自己的数据显示，赤字在未来五年内平均占GDP的5.1%，在未来十年内平均占4.5%。数据还显示，公众持有的债务占GDP的份额将从今年的63.6%提高到十年后的77.2%。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预计，国会预算办公厅对总统预算的重新审查将会更糟糕。

附：布拉德·德朗(Brad DeLong)并不赞同。

(审校：J然)

丹尼尔·格罗斯正在达沃斯，他写道：

我注意到，地上有块灰色的纸片。它看上去像是某种货币——当然不是美元，但可能是瑞士法郎或是别的货币。我弯下身子打算去捡起来，但此时我停住了。这可是世界经济论坛。这里充斥了数以百计的经济学家以及数以千计的生意人，他们都是深受经济学信条教育的。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最理性、利润最大化的人力资本的集聚。是他们这些市场行为者构造出了有效市场。而且当然，对于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坚定信徒来说，不会相信在地上捡得到钱的理论。

但是我是一个经济非理性的行家。因此我弯腰，捡起了这张纸。纸的一面上是伊丽莎白女王严肃的照片。另一面是查尔斯·达尔文。这是张10英镑的纸钞，价值大约16.25美元。就这么躺在地上，没有被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财富杂志排名500强的CEO以及经济记者拨弄。

格罗斯作出结论，有效市场假说理论也许是错误的。

相同的事情也在我身上发生过一次，只是并不在达沃斯。我在纽约华尔街附近走着，而我看到一张绿色的折叠在一起的纸片，看上去很像是钱。我也停下来，同时想起了那个老笑话，如果有钱的话，那么早就被别人捡了，但是我还是捡了起来，仔细看了看…啊，这只是一张叠好的纸，它被有意弄得看上去像是钱一样地丢在角落里，尽管它只是一张广告。尤金·法玛(译注：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提出者)的荣耀啊，我那天这么想。

也许我们不同的经历可以解释我们不同的经济观点。

向Ezra Klein脱帽致敬。

(审校：J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