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难以忽视的真相

哥本哈根的会议落幕了，不出意外的，没有太多实质性结果。我在利益“关天”一文里所说，这是一场巨大的利益分配。尽管美国的媒体，非常艺术性的在暗示了中国是谈判中的一个很大障隘，法国总统萨科奇甚至直接说了，但我必须得说，不管美国和欧洲怎么说，遏制全球变暖这件事情最大的障隘是他们，最主要是美国。

美国人，盯着中国，无非是因为下面这副图，这是2005年的数据(本图，和下面所有的图的数据都来自WRI)，中国那时已然是世界第二大排放国，现在已经成为了第一大排放国。从增量上说，中国则远远处于第一。

但美国人和欧洲人，还有他们的媒体，非常方便的忘记了下面两个不太方便的事实。第一，按人均计算，中国仅仅出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国是中国的四倍。日本和欧洲是中国的两倍，凭什么美国人，日本人，欧洲人可以排放中国人的四倍和两倍？他们更金贵吗？

第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下面这副图是1990－2005年各国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美国远远领先于中国，三倍多，欧盟这里没有标出来，数量和美国也大致相当。美国人和欧洲人把地球搞脏了，现在开始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中国人应该来为清理世界负责。中国是应该负自己应该负的部分，但美国人和欧洲人显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多得多的责任。先污染还不认帐，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利益"关天"

原文发于《瞭望东方》

写此文时，世界各国的代表正在哥本哈根商讨全球变暖的对策。如果全球的领导人们真的能够达成实质性的成果，那这大概会是人类历史上用和平方式实现的最大规模的利益分配。是的，应对全球变暖，是一件“关天”的大事，而这背后最大的症结却是利益。

全球变暖，可以看成是老天爷对人类开出的一张罚单，推动近现代经济增长的便宜且容易利用的矿石燃料，被科学证明会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目前的现实是，人类必须得为自己的排放买单。就像原来倒垃圾不要钱，堆得多了，就必须得雇人清理一样。取决于人类想下多大的决心遏制全球变暖－比如说究竟只是减缓变暖的速度还是彻底逆转变暖的趋势，抑制全球变暖所需要的成本根据耶鲁大学的Nordhaus教授估算，现值可能会在几万亿至几十万亿美元之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这件事情就变得相对简单，不管是多大的成本，最终都要由这个国家来承担。但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国情历史大不相同，这张巨额的罚单究竟在各国之间如何分配，就成了关于全球变暖问题谈判最核心的问题。所有国家，做出的任何减排承诺，最后都会有一张价格标签，承诺的越多，价码也越高。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虽然对整个人类而言，遏制全球变暖会带来额外的经济成本。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原来可以花在别的地方的钱，现在必须用来治理排放。但这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几万亿到几十万亿的崭新市场，对具体的国家而言，谁的排放成本最低，谁发明了最高效的替代能源，这也是实质性的机遇，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

首先，中国的减排成本应该是排放大国中相对较低的。和发达国家的高排放已经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不同，中国的高排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工业化的进程，因此中国减排的弹性和空间都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即便没有任何新的技术突破，通过从高排放行业向低排放工业转型，通过采用已有的更先进更干净的技术，中国都可能实现大幅度的减排而不伤害经济增长。可以说，中国在这个几十万亿的新市场上天生的就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全球减排条约中不承担过度的义务，做得好了，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成为一个“减排”的净出口国，换句话说，那些减排成本更高的国家付钱给中国购买减排的成果。

接下来就是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新能源不仅能够降低自身减排的成本，那些占领制高点的国家，更可以通过出口技术和产品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的制造业早已具备了用最低的成本将技术变成产品的能力，在生产的方面中国不惧怕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即便从新能源技术上说，中国也并不落后，在电池，太阳能和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甚至还有一些自己的长处。如果把价格和激励机制理顺了，比如说让传统的煤和电的价格更充分的反映真实的成本，包括环境成本和安全成本，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整件事情对美国而言则有着相当不同的含义。美国的减排成本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开大车，住大房，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已经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里面没有一件是节能的，也很难改变，特别是房子。而作为世界上无论用人均，历史累计或者总量衡量都是数一数二的排放国，美国毫无疑问必须在任何实质的国际减排条约中承担最大份额的减排义务，应该不会少于20%，也就是几千亿到几万亿美元的额外成本。因此对美国而言，发展新能源，是一件没有太多选择的事情，否则未来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受到沉重减排成本的拖累。和后发国家不同，美国没有成本优势，也没有国家可以模仿，美国只有通过发明最好的技术，才有可能在新能源领域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以在遏制全球变暖的问题上更高姿态一点，机遇都是一样的，但我们面对的挑战却要比美国小多了。

塑料卡片

我和谷主有不少信用卡，为了保证不忘记付帐单，最后我们决定只用一两张卡，这样方便管理。

每个月帐单寄来，我会快速的猫一眼上个月的开销。每次谷主去纽约，帐单就会变长，其中很多都是打车的，十几块钱有时候甚至只有几块钱。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就在嘀咕：为什么纽约的出租车愿意接受信用卡？这等于是凭空的增加一笔费用(设备和发卡公司的佣金)，对于大部分交易数额都不大的出租车行业而言，这样的一笔费用不是不可忽略的。事实上，这也是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们最初的想法，因此他们相当强烈，但不算成功的，抵制出租车接受信用卡的要求。但事情的发展，却不是我或者出租司机所设想的。没错，他们确实多出了一笔额外的费用，但同时发生的是打车的人增多了，给消费也给得慷慨了。一张塑料卡片，悄然得影响了不少人的行为。

这件事情并不只发生在出租车行业。今年，美国的慈善组织Salvation Army也开始在一些地方接受信用卡的捐赠(每年新年临近，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就会有Salvation Army的募款桶，其标志性的地方是边上站着一个摇铃的人，每当听到铃声，就提醒每个人，新年临近了)，这件事情的结果是，通过信用卡捐款的人要比直接捐纸币的人捐得更多。

这当然是塑料卡片的正面效果。但根据尼尔森报告，2008年底，美国平均每个拥有信用卡的家庭欠信用卡公司高达10679美元。信用卡的中位利率，根据美联储的统计，大约在12－3%左右。这么多的家庭，用这么高的利率，借这么多的钱，恐怕也是部分的拜塑料卡片所赐。

记得曾经见过一本流行的理财书，书名似乎好像是叫“如何成为百万富翁”，里面给的一条建议就是：剪碎所有的信用卡。看到上面的这些事情，这条建议还是很有点道理的。

萨缪尔森，千古

如果在20世纪的经济学家里只选出一位宗师，我以为非萨缪尔森莫属。今天他离世了，94岁。

萨缪尔森，几乎改写了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事实上，今天世上的经济学家，大概已经没有太多人能够记得萨缪尔森之前经济学是什么样子，可以说是萨缪尔森，奠定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有了萨缪尔森，才有了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就更不要说有多少人是捧着他的那本经典的《经济学》走进这个学科的了。

当然，萨缪尔森的高峰是在战后直到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只是他的洞见和理论知道今天还在影响着政策辩论。就说人民币汇率吧，有谁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时候能不引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呢？简单的说，萨缪尔森的理论预言了，一个快速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会发生真实汇率的升值。其引申是，这样的国家如果不发生名义升值，那就必然会发生通货膨胀。人民银行，恐怕在可以未来的将来，都必须和这个理论的预言战斗。这是一个六十年代的理论，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关于长期均衡真实汇率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萨缪尔森，千古。

名义和真实

想起一件真事，关于名义量和真实量的，觉得挺有意思，写在这里。

7月的一天，我到世界银行和正在那里访问的两位大学时的同门一起吃午饭，一位是我的师兄，一位是我的同班同学。

我当时正在想一件事情，所以顺便也就向两位请教。我说：过一段时间，我要去一个国家出差，这个国家前段时间刚刚决定大幅的增加这个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会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支出，这件事情对这个国家的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结果我们讨论的大部分都是关于在国民帐户里，应该对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也就是一个纯粹会计意义上的讨论，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讨论。最后我们得到的共识很简单：增加工资这件事情最直接的会计意义上的影响，就是政府服务的价格平减指数上升，真实经济变量不会有任何变动。(我们暂时忽略了财政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应，外汇储备等等变量的影响，就是讨论纯粹会计意义上的东西)。吃完饭临别之前，师兄使劲叮嘱，你到了人家那里之后，千万仔细看看，说不定他们会弄错，把名义的增长当作是真实的增长。

几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坐在这个国家国家统计局的会议室里。对方比较重视，从统计局长以下，主要领导都在那里坐着。我们每人手里一大叠表格，他们刚刚修订了国民帐户的历史数字，我们顶着时差，快速的扫每一个数字，问各种问题，确认没有大的问题和异样。那时那刻，我几乎忘记了7月的那顿午饭。

后来，我的一个同事的问道：你们去年的经济增长，好像主要是来自服务业，为什么？对方的回答是：我们给公务员涨了工资，因此政府这一块一下就涨了上去。我这时还是没有想起7月的那顿饭，只是常识已经让我的鼻子嗅出不对劲的地方了――如果靠加工资就能带来经济增长，那增长也太容易了。这时我就完全醒了，在同事们问别的问题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几张相关的表格，从名义的到真实的，然后又算了算，然后我(现在想有点后怕的)非常直接的说道：你们去年的经济增长恐怕只有你们统计的一半。当时，整个屋子的人全都把眼睛转向了我。好在对方都是很坦诚的技术官僚，而且那是一个未必显然且无心的错误，更何况他们很想把事情做对。我们讨论了一会，他们就都同意了。后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就被对砍了一半。

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今天又碰到一模一样的事情，换了一个国家而已。名义和真实两分法，听起来简单，做起来的时候就未必了。

自杀式没收

我去过一个小国出差。下了飞机，我拿出随身带的美元，换成当地货币。后来我发现，直接在当地花美元也可以。这个地方美元如此的流行，以至于电话公司的信息台提供如下服务：你拨一个号码，对面就会报给你当时的市价汇率(而不是官方的汇率)。所以，通常买东西的时候，在价格谈好之后，我说我要付美元，小贩就会掏出手机，打个电话问汇率，然后换算成美元收我的钱。后来去这个国家中央银行，你就发现在这样一个小国里维持自己货币的成本。除去所有更高层次的成本，比如说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导致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经常出问题，就说最基本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印钱，所以只能委托国外的公司印，结果是这个国家国际支出中的一大块，竟然是印钞票的费用。

当然，北朝鲜大概是一个例外。北朝鲜，能印出这个世界上质量仅次于美国印钞局印的美元，所以印钞票的成本恐怕绝对不会对这个国家发行新钞票构成任何现实的障碍。所以，北朝鲜最近就进行了“货币改革”，把旧钞票的数字去掉两个零换成新钞票(旧币100元换新币1元)，而且还规定了上限，即便在遭遇抗议被提高了之后，每个人也只能将15万的旧币换成新币，根据《纽约时报》报道，15万在黑市也就合35 美元左右，也就是不到250块人民币吧(有人告诉我，其实可能还不值那么多)。

恐怕只有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能够更准确的知道北朝鲜为什么要这么做，只看表面，这根本是一种自杀式的没收，而最受伤害的，恐怕是中层的老百姓(因为最穷的老百姓已经不可能变得更差了)。

有报道说，这是朝鲜为了平均贫富，设置一个上限，等于没收了那些有点浮财的人的钱。可事情的后果却可能正好反过来。我如果是一个有钱的朝鲜人，我绝对不会把我的财富用朝鲜纸币的方式存放，因为朝鲜的纸币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纸币(你用这些钱在朝鲜买不到什么东西，因为大多数都是配给的，在国外更买不到东西，这个世界大概没有地方会收朝鲜纸币)，因此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把握断定，有钱的朝鲜人一定是用硬货币或者实物来保存自己的财富。最穷的人可能也不会受这件事情影响，因为他们根本大概就没有财富，已经说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变得更差了。如果这件事情真的会影响什么人，那就是中层的朝鲜老百姓。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在朝鲜算是中层，普通的政府员工？军队的中层干部？得罪这些人，可算不上什么政治上的明智之举。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朝鲜陷入了更深的经济危机，因此需要通过“没收”的方式来刮民脂民膏。我不知道朝鲜老百姓还有多少能刮的，但这种“没收”的方式，和杀鸡取卵没有任何区别。这件事情无疑在告诉老百姓，千万不要持有朝鲜货币，有钱就要换成实物。如果黑市的新朝币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大幅贬值几百倍或者上千倍，我会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如果朝鲜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发生恶性的通胀(官价可能不会动，但黑市价格会飙升)，我也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相反，如果这些事情不发生，可能才是比较让人惊讶的。

可怜了，朝鲜的老百姓。

寻找增长的后劲

一篇修改的旧文，发于《瞭望东方》。

去年九十月间，全球经济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开始进入自由落体式的衰退。连续五六年高歌猛进的中国出口，突然由30%左右的增长变成了-20%的下滑。春节前夕，有关部门语出惊人地宣称：中国有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因为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在那段时间，很多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人士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一个突然没有了市场的世界工厂该何去何从？

但这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只能说再次惊讶了全世界。中国不仅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先实现复苏的国家，并且带动了整个亚太地区，从澳大利亚，印尼到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复苏。澳大利亚，更因为来自中国强劲的对从铁矿石到煤等大宗商品的需求，而成为了发达国家中第一个收紧货币政策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复苏是在出口毫无起色的情况下实现的。有很多人把这归功于中央政府去年末出台的“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但这只是部分的事实，更大的拉动力量其实是天量的信贷增长。

比起今年一到九月累计高达八万多亿的新增贷款(比去年同期多增五万多亿)，累计拨付还不到一半的“四万亿”计划，只能相形见绌了。对熟悉中国当代宏观调控历史的人而言，这件事情也许并不算出乎意料。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周期，遵循的其实大致都是类似的过程，经济下行期间政府会放开信贷闸门，等到信贷增长有失控迹象的时候，政府又会骤然收紧。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事实上，中国过去30年的经验表明，短期大幅度的扩张货币可能存在严重的后遗症：一是造成通货膨胀，二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的扭曲造成过度投资，形成过剩产能和银行坏债，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中国的宏观调控，往往在解决现有问题的时候，又为下一轮经济周期埋下了种子。

2009年的增速超过8%已经是毫无悬念的，主要的国际组织、研究和投资机构目前都预测中国今年的增长率可能会在8.5%左右。但明后两年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现在看起来却有点让人担心。2009年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说在2009年是必要的，在未来则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也不应该再继续下去，否则中国经济真的就要进入“乱”的地步了，一些资产价格的上涨已经让不少人很担心了。2009年相当强劲的财政支持，在2010能够持平就不错了，到2011年则很可能要“退出”，毕竟一万亿一年的财政赤字也不是闹着玩的。

中国或早或晚也许可以转型成为一个内需驱动型的经济，老百姓被抑制的收入增长以及消费增长或早或晚也许可以得到释放，但未来两年还为时太早，因为经济中还存在太多结构性的扭曲，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除。给定货币支持会减弱，财政支持至多持平，消费增长很难出现大幅上升，投资已经运行于历史高位，如果未来两年的出口表现不强劲，实在很难看到经济的增长点会在什么地方。请不要误解，这里说没有增长点，是指实现9%~10%的增速，实现7%的增速，中国还是很轻松的。

在这场危机中，政府的应对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但唯一没有真正回答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在一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说在2009年的投资潮中，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现在的一个悖谬是，如果2010年出口重新抬头，那对可持续增长问题的回答可能又会很方便地被推后，因为2010的增长数字会很好看，过剩的产能可以部分地被国外需求“吸收”，所有痛苦的结构调整会暂时看起来不那么着急，中国“投资＋出口”的增长模式看起来又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只是，如果这场危机教会了中国什么，那就是债台高筑的美国消费者还有美国政府，只有借更多的债，才可能继续消化中国的出口。

如果未来两年出口缺乏亮点，那反倒能促使政府反思，真正地面对现实，做出一些早就应该做的艰难决策，比如说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土地政策，还有能源政策，将中国的经济重新拉回到一个可持续的路径上。

出口油价问题

今天才发现，有人指责中石化和中石油卖国，原因是两个公司出口的成品油价远低于国内的成品油售价。

具体的论据是：“11月的商务周刊统计，1-8月中国出口成品油1496万吨，出口额66.5亿美元，平均每吨444.5美元/吨，折合人民币3036元/吨。汽油密度为0.739，1吨汽油大致等于1353升；柴油密度为0.86，1吨柴油大致等于1163升。也就是说，按1吨成品油大约=1258升计，平均的出口价格是：3036/1258=2.4元/升。”

我对中石油和中石化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好玩，所以花了点时间看了看海关数据，用数据说话才是真理。我得说，上面的文字里引用的1496万吨和66.5亿美元都是对的，除此之外，别的计算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首先，中国出口的成品油里分几大类：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渣油，大致的比例是60%多是比较值钱的汽油，柴油和煤油，剩下的略微不到40%是相对不太值钱的燃料油和渣油。为了具有可比性，我觉得还是比较专注的看汽油和柴油比较合理。下面第一张表是今年一月到十月中国出口的汽油和柴油的数量以及金额。

这些都是海关的原始数据。

下面我要把这些数字转化为元/升，这里就需要一些额外的数据了。一是汇率，我用6.82元/美元，这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二是一吨柴油和汽油分别对应多少升，我就用上面引用文字里的数据，也就是：“1吨汽油大致等于1353升，1吨柴油大致等于1163升”。于是我得到了下面的这张表。很明显，出口的汽油和柴油的价格要比上面引用的文字里稍微高一些，而且最近几个月，明显的上涨。

因为这里是裸油价格，如果要在国内销售，还需要有不少稅费，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最后一件事情，是把前面计算的价格，加上税费之后的价格计算出来，这样才和国内的批发价格具有可比性(零售价还包括加油站的利润和其它成本)。消费税比较简单，汽油1元/升，柴油是0.8元/升，增值税是17%，城建税和教育费加在一起似乎是10%。我就按这些比例计算(不是完全确定，有明白的人可以指点一下，增值税有多少可以抵扣也不是特别清楚)，下面这张表就是我计算后得到的油价，然后和相应的国内批发价相比较。

假设我上面做的这些是对的(很有可能有错误的地方)，那基本的结论就是，出口的油价，在经过各种调整之后，还是要比国内的批发价在今年多数时候便宜一些，但远没有骂卖国的那位说得那么危言耸听。而且，中国有很多油是出口到港澳和一些比较诡异的国家，这里面有没有政策性的补贴就不清楚了。

就业悖论

一直以来，现代化和工业化是紧密相联的，在多数时候，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出意外的也是走的工业化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走的工业化道路是相当成功的，如果我在制造业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的计算没有错误，中国的制造业在2008年，从增加值上说讲，已然超越美国，很可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了。当然，大并不代表强，中国的制造业在很多方面还处于相对低段。

制造业，虽然(曾经)是很多国家增长的引擎，但制造业却未必是就业增长的引擎。在工业化之前，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吸收者，在工业化之后，服务业往往是最主要的就业吸收者。

这中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往往要比农业和服务业快得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快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但对就业则不那么显然了――纺织机一发明，一个纺织女工就能织过去几百甚至几千人织的布，如果纺织品市场的总规模不能用一样的速度增长，那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的结果反而会是，这个行业能吸收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少。相反，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很多领域的进步就慢很多。剃头匠，多少年了，大概还是用一样的技术在剃头。烧饭的大厨，就算有了最先进的电器，烧饭的速度大概也不可能快到哪里去。如果大家下馆子的次数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这意味着这个经济中的厨子必须也相应的增长才能够满足需求。这也就是你发现，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尽管很多国家是因为工业才发达起来的，但真正就业增长最快的部分却是在服务业――烧饭的，洗衣的，做中价的，打官司的，写小说的，拍电影的等等等等。

中国的工业化，一点特殊的情况是，就是和快速的全球化结合在了一起。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的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份额的迅速上升，这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可以吸收比一个封闭经济多得多的就业。但这也给很多人造成了一个幻觉，就是觉得制造业，特别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制造业，会在未来也支撑中国的就业增长。但这大概只是幻觉，给定中国目前在众多低端产业在全球占有的支配地位，给定高端的制造业可能会吸收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就业(造汽车需要的劳动力比做衣服需要的劳动力要少多了，造飞机的则可能要比造汽车需要的更少)，中国的制造业当然会越来越强大，但从就业的意义上说，却可能越来越不足以吸收中国庞大的劳动力。

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对制造业，对“项目”的偏爱，和因此造成的各种政策和价格的扭曲，恐怕导致了中国的制造业相对过大，而服务业则相对过小。这件事情，对增长的数字是有利的，毕竟前面说了制造业往往是增长最快的部门，但对就业的数字则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大概也可以部分的帮助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算是世界之冠，过去这几年基本是两位数的速度，而中国的就业增长在最近这些年却只有区区1%左右(必须指出的是，1%的增速很可能低估了中国就业增长的实际速度，给定很多原先“被就业”于农业的人，很可能处于就业不足的状况)。

两个极端

前几天，和一个去华尔街工作的同学一起吃饭。我们谈起了中国，对方说他对中国长期看好(他是个美国人)，我说我也对中国长期看好，但是对经济政策而言，我有两个担心，我担心中国走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我担心中国的利益集团变得太过强大，绑架政策。另一个极端是：我担心民粹主义变得太过强大，绑架政策。

利益集团永远都是存在的，这个我并没有太多幻想。但中国过去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打破利益集团，然后释放生产力的。整个国退民进的过程，整个农民进城的过程，整个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不管整个过程有多不完美，但从方向上说，这些过程的结果都是既得利益被打破，从而使得更多人受益。但中国新产生的利益集团，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则远不像十五年或者三十年前那么清晰。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从全面改革中的受益和被利益集团收买获得的受益，后者正变得越来越强，而前者则必然的边际递减的变得更弱。所以，我担心利益集团绑架政策。

上面这件事情的反面就是民粹主义的盛行。以让老百姓分享利益为口号，采取天真的非理性的政策，特别是反市场的政策。老百姓不喜欢涨价，那就管制各种价格。老百姓不喜欢收入分配差距，那就进行霸道的再分配。老百姓不喜欢一些市场的结果，于是政府就重新过度接管这部分市场――从医疗，教育到住房。我不是说这些事情完全不应该有政府的角色，但这些事情如果做过了，那就会反过来伤害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

而且，这两件事情，和中国未来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未必有直接的关系。美国的医改方案，如果我没看错，就是一个同时被民粹主义和利益集团绑架的方案。这个方案最后会让大多数人都有保险，确实给了老百姓面上的利益，但背后庞大的政府支出其实让绝大多数利益集团都能从中得益(一万亿的馅饼，大部分利益集团都有份)，而相应的税收则要慢慢的才会显示出杀伤力，最终承受的其实还是老百姓。

但愿，我只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