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速和春运票价

去年圣诞和新年假期之间的办公室格外清闲。不过我和我的法国同事还是在一起奋力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又一次远行做准备。然后，一个英国同事突然闯了进来，对我说：你们那个武广高铁通车了，你们的高速火车挺气派。然后无事可做的英国同事，又非常严肃的跟我们讨论，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武广段，这一段地形相对复杂的路线作为第一条远程的高铁，他觉得选京沪线似乎更合理一点。后来，我知道，整个京沪高铁，几乎完全是用桥梁的方式贯穿全线，是一条用钢筋混凝土托起来的铁路，一个原因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被高速”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对高速铁路欢心鼓舞的。高速铁路的票价更高，挤压了普通火车的数量，最后增加了不少人的出行成本。而对很多人而言，时间是相对不重要的，舒适度是相对不重要的，钱才是相对重要的。“被高速”的抱怨合情合理，我同意，我的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一天的英法同事们也同意。

必须得说，不是所有的市场都会有“被高速”的问题，应该说大部分市场都不会有。和很多其它市场不同，在远途交通方面，铁路的中低端替代品比较少，供给也受运力限制，这才有了“被高速”的问题。如果有好的替代品，坐不起高铁的人可以选择别的交通工具。如果供给没有限制，那高速铁路也不存在挤出普通火车的情形。

但“被高速”只是一个更广泛问题的缩影――就是有限的资源，在这里是铁路运力，如何在一个收入差距日渐不平等的人群中分配。很多人，包括过去的我，可以很轻易的说，春运问题最后是一个价格问题，把价格提高到足够的水平，春运期间火车票紧张的情形就可以被消除。所谓刚性需求的说法，自然是站不足脚的。你把车票提高到1万块一张，保证火车站门口门可罗雀。

但上面的这个想法，忽略了一个极度重要的维度，通过火车票提价来减少客流挤出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很明显会是低收入的人群，这里恐怕主要是农民工，当然还有那些回家意愿相对较弱的人群。

从控制人流角度，提价绝对不是一个坏注意。但从平等和公正的角度，这就很难讲了――为什么收入本就不高，一年到头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最后在春节回家团聚的事情上也要做二等公民？也要被挤出？也要为更有支付能力的人群让路？

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收入低的命运。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所有倡议春运期间大幅提高票价的人(包括过去的我)都不应该忘记，市场分配的结果，虽然也许是最“有效”的，但却完全未必是有人情的。忘记车票提价的分配后果，是一个重大的疏漏。

产能过剩

昨天，谷主给我看了一份北大的卢锋教授去年十月份写的关于产能过剩的报告，里面有这么一张表格。

表1 有关部门预测市场走势及其检验情况若干事例

这张表格大概只透露了一个信息，以发改委牵头的各部委在预测中国的需求，产能以及最终的产能过剩水平上，有着不算特别光鲜的历史纪录。对了，2009年的粗钢产量和表观消费量的数字也出来了，大概都在5亿6千万吨以上，比发改委预测的高出了一亿多吨。

我稍后再回到这张表。我昨晚在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让我拍脑袋来说一个数，究竟什么样的产能利用率算是产能过剩，什么样的产能利用率算是产能吃紧，这个数对中国而言应该是多少？80%，90%还是70%，60%。

我得声明，我这里完全是拍脑袋，纯粹是好玩，没有半点严谨的成分：如果上天一定要让我说一个数，我觉得这个数会是：70%。换句话说，产能利用率达到70%，就不能算是有产能过剩。再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去年用了5亿吨钢，7亿吨的产能算不上产能过剩。请千万不要误读：我说的这些都是以我拍脑袋拍的是对的为前提的，但拍脑袋的东西，一般都是不做准的。

为什么会拍出70%这个数？我的理由很简单(因此也可能很愚蠢)，那多出来的30%，可以分成三块，也就是三个10%。

第一个10%是落后产能要被淘汰的。10%基本上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资本折旧率(国外的资本折旧率低一点，中国的似乎要高不少)。你可以这么想，一年有10%的产能因为技术，折旧等等的原因将要被淘汰，这大概不能算是一个特别离谱的假设。所以，这就去掉10%了。

第二个10%是为未来的增长准备的产能。中国的经济增长大概10%一年，所以，平均起来对各种东西的需求大概也会增长10%一年，不同行业当然情况很不一样。你总不能等到缺电了再去盖电厂，缺钢了再去建钢厂，这些东西都是有建设周期的。在一个持续增长的经济里，产能高于当期的实际需求会是常态。你就看首都机场那硕大无比的T3航站楼吧，我每次路过那里心里都抱怨，心想这个玩意搞这么大干什么，有时候过了安检得走10分多种才能走到登机口。但我也明白，按照中国航空的发展速度，这个航站楼三五年后就未必显得大了，现在的“产能过剩”是为将来做准备的，需要一点提前量。所以，这又去掉了10%。

第三个10%就是正常的检修和应对短期波动的产能。满负荷运转对什么东西都是不好的，总得有点冗余量。这里打出10%的冗余，就是为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和正常的维护。

去掉这30%之后的产能就是供应当期需求的了，因此我拍脑袋想：如果当期消费相当于产能(已有和在建)的70%，在中国的情形之下，恐怕就不能算是产能过剩。

好了，上面的这些就当笑话看吧。我相信，很多人可以用充足的理由反对我的计算，然后给出一个他们觉得合理的数字，但所有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发改委的官员们不是没做过调查统计，不是没有找过专家论证，不是没有进行过反复酝酿，最后不还是一次又一次差得很远？整件事情的关键是，去微观判断一个行业是不是“产能过剩”，在大多数时候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政府再依靠不靠谱的判断去微观调控哪个行业该发展，哪个行业该限制，那就更加不靠谱了。

中国有很多国情，比如说要素价格没有理顺，地方政府有投资冲动，银行的行为仍未完全市场化，大型国企在一些领域仍然具有支配地位，政府行为无处不在，价格等间接工具或是不愿意用，或是不好用，使得宏观调控最后就不得不变成微观调控。

十年前，我们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宏观调控必须伴随着行政手段，今天，我们还说中国的国情使得政府必须出面直接干预。十年后，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说，政府微观调控是中国的国情所致？然后，让前面发改委那份不算光彩的“产能过剩”预测表继续变长。国情在短期是不能改变的，在长期却是可以的，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点改革的勇气。

追求有质量的增长

这篇文章是10多天前2009年GDP数字公布之后写的，发于本周的《瞭望东方》。碰巧的是，这个星期连续多日，胡锦涛，温家宝和李克强都在中央党校讲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迫切性，让这篇文章有应景之嫌。对不起，我没有内部消息，只是看了2009年的增长数字之后有感而发。我还想多说一点的是，转变增长模式有两种大的思路，一是政府出重手，强制经济转型，二是改变经济中存在的激励和价格扭曲，让经济自主的转型。从效果上看，前面一种方法会相对立竿见影，但从可持续性和后遗症小的角度，后一种则应该是更好的方法。我下面这篇文章的前四段绕来绕去就在说一件事情：中国的经济复苏，政府的政策应对只是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前些年艰难改革打下了好的基础。不要把2009年中国的复苏，当成是政府更多干预经济，国进民退的理由。现在的政府，应该拿出十几年前政府面对危机时的勇气，打破利益集团，进行一些困难的改革。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实现成功转型，中国经济的绝对增速可能会下降，但我们增长的质量会大大提高，是为题。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速：8.7%。和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不算太成功的“保八”相比，这一次中国经济的V形复苏干净而漂亮。

很多人也许会问，和1998年的中国相比，当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更高，这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要远超亚洲金融危机，为什么中国经济反而在这场危机中能表现得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个人的看法是：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十多年前，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还是很多十分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中国的银行体系还离商业化十分遥远，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还远没有具有支配作用。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一个远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有活力，更以市场为主导，也更能够自我调整的经济。中国经济此番的漂亮翻身，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自然功不可没。但出台刺激政策不止中国一个，1998年时的财政刺激计划在当时看来也不算小，刺激计划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点截然不同的效果，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比起当年，比起别的国家要更加健康。

然而此时此刻，远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相反，这场危机再一次提醒我们，塑造一个健康，有弹性，可持续的经济对于中国何等重要。今天中国经济的底子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艰苦的国企改革，商业银行重组和入世的进程打下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经济主体缺乏活力的问题，大部分中国企业都有着强大的盈利冲动，可以在世界性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或者被淘汰。

但我们也越来越发现，中国式的经济增长，钢筋混凝土很多，人情却很少。经济增长不应该是最终的目标，增加广大老百姓的福利才是。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增长了，就业增长却没有相应跟上；GDP上去了，但很多人的收入增长却滞后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拉大；老百姓口袋里是有点钱了，但不少人花钱却变得缩手缩脚，生活的焦虑度越来越高；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正在变得越来越稀有，生态环境的恶化还在继续。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质量却未必好。从粗放的增长转到有质量的增长，正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

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改变经济严重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现状。投资和出口虽然也是需求，但并不带来真正的福利。只有消费，才是直接和老百姓的福利相关的。或者说，老百姓的生活好不好和我们又形成了多少万吨钢的产能没有直接关系，和我们又出口了多少万件衬衫没有直接关系，吃饱了，穿暖了，住好了，行便了才是真正的生活好。

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改变资本密集的增长方式。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特别是对资本密集的制造业依赖度很高，各种政策也在向资本密集的产业倾斜。这件事情的副作用是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就业和工资增长相对缓慢，最终导致了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没有收入的相应增长，人均GDP增长再快，很多老百姓大概都还将处于“被增长”的状态。

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将生态环境的成本显性地反映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支付必须的成本，从而诱导企业使用更环保，更绿色的技术，在增长和保护生态环境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让老百姓享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基本的社会保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可以帮助那些陷入困难的人群。基本的社会保障并不等同于福利社会，而且可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不用政府额外掏钱，有些甚至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比如说商业保险和年金，而政府要做的则是促成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和覆盖全民。

增长模式的改变，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速的变缓，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改变以GDP为纲的心态，充分就业，收入增长，环境优美与社会和谐，对于老百姓的福利而言，这些都远比单纯的GDP增长重要多了。

替罪羊

几乎整整两个月前，我对朝鲜进行的货币改革进行了下面的评论(文章的标题是：自杀性没收)：

如果黑市的新朝币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大幅贬值几百倍或者上千倍，我会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如果朝鲜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发生恶性的通胀(官价可能不会动，但黑市价格会飙升)，我也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相反，如果这些事情不发生，可能才是比较让人惊讶的。

今天看到新闻：

因货币改革失败 朝鲜高官被免职

中国日报网消息 据美国媒体报道，2月3日有消息称，主导朝鲜货币改革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长朴南基日前被免职，原因是朝鲜去年进行的货币贬值导致市场经济瘫痪，社会不安情绪也在增长。

报道接着说道：韩国《朝鲜日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实施货币改革以后，市场功能处于瘫痪状态，朝鲜境内物价飙升。”这位匿名人士还透露说：“在朝鲜权力内部，就货币改革失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这一过程中，主导货币改革的朴南基被免职。”

经济学经常是不准的，但猜这种事情，几乎很难猜错。英明领袖也没办法改变基本的经济规律，所以只能找替罪羊了。

物业税

我总觉得通过征收物业税的方法来“抑制”房价，是个稍微有点天真的想法。美国大多数地方都有物业税，税率是各地自己定的(通常是在县一级，当然，美国的县和中国的县概念很不一样)，但总的说来不算低，就这样也没能阻止房地产出现泡沫。物业税，收低了，完全不足以抵挡泡沫的攻势，收高了，毫无疑问又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买个房已然不容易了，还要交税，年年交。有人说，可以分一套房和二套房，一套房免税，二套房开征，这也许能有点用吧，但我估计有了这么一个口子，逃税恐怕也不会太难。

但，我还是支持物业税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中国的税收收入中最大头的就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项加在一起超过税收收入的50%，这两项都是直接和生产相关的。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各级政府喜欢投资搞项目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一个地方老百姓安居乐业，治安良好，并不直接带来财政收入，一个地方到处都是烟囱反而可能带来大把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物业税，是一种财产税，有一石二鸟的好处。一是改变私人的行为，在长期会使得更多的人偏向于小户型。中国的土地紧张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分配房子，大多数人都住大房子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有物理约束，就那么多地，就能盖那么多楼。适当增加房子的持有成本，可以引导很多人走小而舒适的路线。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是，能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物业税，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地方政府的税基问题－你盖完工厂卖完地，以后靠什么吃喝？而且，物业税，和各地物业的价值直接关联，在别的条件等同的情况之下，什么地方越适合人类居住，人们越愿意住那，地方的物业税收入也就越高。这样地方政府的激励恐怕就不是总是上项目了，而是会更重视搞“和谐社会”――我指的是真的和谐社会。

不过我还得说，税总是税，如果开征物业税，政府应该考虑在别的方面减税，比如说个人收入所得税。征物业税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应该是为了调整税收结构的。

不当暴发户

我有很多同事，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他们都送自己的孩子去学中文，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中文会是英语之后世界上最有用的语言，中文代表未来。十几年前，林毅夫说中国2030年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不相信，怀疑，嘲笑和不屑一顾，觉得林毅夫在痴人说梦。现在中国超过美国已经不再是大多数人的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时候。2030年，在这场危机之后，看起来还算保守了，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超越美国很可能不需要20年。

但，中国的崛起也是充满悖论的。在人类经济史上，大概还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人均收入还如此之低，然后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一跃从吃不饱饭，无足轻重，不知道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为何物一下变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总体经济大国。这样的悖论体现在很多地方，就说一个很小的方面，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数据，经常有人问我怎么看待中国数据的质量。我的回答通常是：按照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讲，中国的数据质量实在太差了，有时候甚至可以算惨不忍睹。但和中国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数据质量算是相当好的了。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写照――在很多方面以第三世界的水平闯入了政治经济第一世界的俱乐部。

这不是一件什么需要自卑的事情，相反也许是一件可以自豪的事情。只是，这里面只有一个问题，当我们的行为开始具有全球影响的时候(不是夸张的说，至少从经济的角度说，中国的举动可以影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在很多时候已经不能再被当作一个借口来为我们做的事情辩护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将被用第一世界的尺子来衡量，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确实会产生第一世界的影响。

也许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被提醒一下，特别是那些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的官员们，我们不能当暴发户。

晚饭

上周刚刚回到美国，就被谷主拉着去参加她一个老师的家庭晚餐，地点是老师的岳父家里。谷主说老师的岳父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在中国住过很长时间，值得一见。

进了家，谷主被老太拉到一边说话。老头在为孙子孙女们(当晚有8个在房子里跑来跑去)准备一些食品，所以我就站在厨房里跟老头聊天。老头西点军校毕业，大半辈子都是军人，讲话的口气有点硬硬的，花了我几分钟适应。老头能说点中文，说是在台湾学的，自称还带点北京口音。在我接触过的学中文的老外中，似乎很多人都以有北京口音为荣。但事实是，大多数人其实四声都分不清，所谓有北京口音也就是会在词的结束带点儿话音。

老头是中美两军交往的开先河者，也是第一个到中国的国防大学执教的美国教授，在中国的军界和外交界似乎有些熟人。晚饭中间，老头不止一次提到张震(国防大学当时的校长)还有杨洁篪，说他认识杨洁篪的时候，现在的外长当年还只是中国驻美国使馆的一个二秘。据谷主的老师说，2001年中美撞机之后，美国还请老头出面做中国工作，这些事情的真伪我就没法知道了。

也许是军人家庭纪律严明，整个晚饭桌上，主人一方主要就是老头一个人说话，客人一方就变成了我主说，谷主偶然插些话。晚饭的过程中，老头突然看着我，问道：你怎么看Google要退出中国这件事情？有那么一秒钟，饭桌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然后我说：我完全不知道Google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不过显然不是因为Google自己冠冕堂皇说的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从Google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在那里，Google要是因为这个退出中国，那早该退出了。Google自己也一直说：尽管有互联网审查，Google在中国的存在也使得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因此洁版的Google也比完全没有Google在中国强。

老头说：也许是这一次忍无可忍了呢？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了Google，特别是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帐户。

我于是问道，这也是我一直有的一个问题：你真的觉得那些黑客是政府支持的？(中国黑客犯下过不少“大案”，Google的事情当然媒体上报道的比较多，我还知道一些根本没有被报道，但破坏性更大的中国黑客进入系统的事情)。

老头觉得有可能，然后说了一个故事，以及他的一个猜想。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中国谈一个大买卖，在等总部的一封重要邮件，这个邮件左等右等就是不来。他担心这个邮件可能被中国的安全部门截留了，后来只能自己飞到东京，跟总部谈妥之后，告诉总部再发一封邮件，里面如此如此说。这封邮件，他也永远没有收到。后来在谈判中，对手很明显掌握了假的底线，所以他的朋友在谈判中就占了便宜。所以老头的猜想就是，黑Google的人可能是有政府背景的，但完全未必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而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这件事情和最高层没有任何关系，可能只是一些中层官员们，为了在商业上给Google的对手一些优势，所以干了这些事情。老头悠悠的说：中国的政府机构很多时候看重的其实是商业利益。

这些故事和猜想的真伪是完全无法验证的，只是如果中国的安全部门真的中了美国人的“蒋干盗书”之计，那也太给中国人的老祖宗丢脸了。

就业悖论

我回国出了一个长差，上周刚刚回来，所以一直没有更新。很抱歉没有跟北京的朋友们打招呼，因为行程实在太紧。只是很多朋友都是做经济的，所以在金融街附近出没了那么些天，或偶然，或必然的还是碰到了不少朋友，同学和师长。感谢一些朋友还专门抽出时间就着我的日程来见面一叙，实在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这是一篇炒冷饭的文章，发表于几个星期前的《瞭望东方》，不过我觉得我谈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回国时也向一些人提起，没想到赞同的还是居多。

一直以来，现代化和工业化紧密相连。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出意外地也是走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走的工业化道路可以说相当成功。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制造业，特别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拉动的。从增加值上讲，中国的制造业已然超越美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了。当然，大并不代表强，中国的制造业在很多方面还处于相对低端。

制造业，虽然是很多国家增长的引擎，但却未必是就业增长的引擎。事实上，制造业几乎从来都不是最主要的创造就业的部门。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之前，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吸收者，而在工业化之后，服务业则是最主要的就业吸收者。

这中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要比农业和服务业快得多。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对经济增长越有利，但对就业则未必如此了。打个比方说，纺织机一发明，一个纺织女工就能织过去几百甚至几千人织的布，这无疑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但如果纺织品市场的总规模不能用同样的速度增长，那纺织机发明后的直接结果却是––––这个行业能吸收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少。

相反，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很多领域的进步就慢很多。剃头匠，多少年了，大概还是用一样的技术在剃头。烧饭的大厨，就算有了最先进的电器，烧饭的速度也不可能快到哪里去。如果大家下馆子的次数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这意味着厨子也必须有相应的增长，如此才能够满足需求。这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尽管很多国家是因为工业才发达起来的，但真正就业增长最快的部分，却是在服务业––––烧饭的，洗衣的，做中介的，打官司的，写小说的，拍电影的等等。

与很多国家的经历不太一样的是，中国的工业化是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的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份额的迅速上升，这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可以吸收比一个封闭经济多得多的就业。但这也给很多人造成了一个幻觉，就是觉得制造业，特别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制造业，能在未来支撑中国的就业增长。

这大概也只能是幻觉。中国目前的众多低端产业在全球已经占有支配地位，这些产业的发展空间已经相当有限，不可能持续地吸收就业。而高端的制造业可能会吸收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就业，造汽车需要的劳动力要比做衣服需要的劳动力少多了，造飞机创造的就业要比造汽车创造的更少。更何况，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西方的消费者很可能不再会向过去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因此中国制造产品的需求也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持续高速地增长，2009年中国出口两位数的下滑已经是一个明证了。可以说，中国的制造业自然还会越来越强大，特别是从低端走向高端，但从就业的意义上说，制造业大概越来越不足以吸收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了。

中国的各级政府，一直对制造业，对“项目”十分偏爱，因为制造业可以带来投资和税收。各种政策优惠也都向投资和发展制造业倾斜，这直接导致了相对过大的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则相对过小。这件事情，对增长的数字有利，毕竟制造业往往是增长最快的部门，但对就业的数字而言，则是另一番情景了。这大概也部分地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算是世界之冠，过去这几年基本是两位数的速度，而中国的就业增长在最近这些年却只有区区1%～2%左右，高增长并没有真正转化为高就业。

给服务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有利于帮助缓解中国持续存在的就业压力，也会是拉动内需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富裕起来的中国老百姓不会每年都要买车买电视，越来越多的钱会花在购买服务上，从消费农产品，到消费工业品最终到消费服务，是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

黑洞

声明一下，我是个物理业余，下面一些涉及到物理的东西可能会是不准确的，或者干脆就是错的，如果如此，达人们可以帮着纠正一下。

我前几个月看了一本介绍弦论的普及读物《悠雅的宇宙》(The Elegant Universe)，根据书里介绍，引发弦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黑洞的存在—首先黑洞是个“奇点”，绝大多数弦论之前的物理理论里的方程到了黑洞那个点就崩溃了，无解或者得到一个无穷大或者无穷小的结果。然后，黑洞具有极大的质量和极小的体积(在弦论之前，黑洞广泛的被认为体积是无穷接近于0的)，这使得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在黑洞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因为此，还有别的一些原因(比如说理解大爆炸之初的宇宙，给四大基本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等等)，弦论才得到了发展。

看那本书让我对黑洞产生一些兴趣，所以我还拖着谷主一起看了一些关于黑洞的东西。经典理论的黑洞有个很有意思的性质，通俗的说就是在离黑洞很近的地方，任何东西都会被吸进去，连光都逃脱不了(根据量子理论，这是不一定的，物质还是能以一定的概率逃脱的，虽然这个概率可能小的微乎其微)。什么叫很近？物理上的术语叫事件视界(event horizon)，在视界之内，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脱，包括光以及任何信息。这个视界的大小则取决于黑洞质量的大小，质量越大，则视界的半径越小。换句话说，根据经典理论，事件视界之内的事情是永远不可能被验证的，在理论上就不能被验证，因为没有任何光和信息能够逃离事件视界。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洞是不可知的，物理学家仍然可以通过测量事件视界外的东西来推算事件视界里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黑洞的质量大小。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对外界而言，基本就有点像一个黑洞—巨大但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信息出来，特别是中国经济的状况。几年前，哈佛的Dwight Perkins教授在他的非正式退休讲演中就说，改革开放以前，他和不少研究东亚和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官方数据不可得或者不可相信的情况下，估算中国经济的大小。 Perkins教授曾跟我说起，为了了解情况，他当年甚至读了不少可以收集到的大陆出版的小说。然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一下开始公布这些数据了，Perkins教授开玩笑说：坏消息是我们这些多年的工作一下就没什么用了，好消息是我们发现当年我们猜得那些数据还是比较准确的。

几个月前，一位美国的经济学教授非常客气的问我：你对中国数据的质量怎么看？

我说：我知道你想问得是什么，但让我先回答你问出来的问题。中国数据的质量不是很好，很多数据都对不上，虽然这些年来，数据的质量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接着说：你其实想问得大概是中国的经济复苏是不是真实的吧？中国的经济是不是真的像官方说得那么好？

于是我就举了黑洞的例子。我说我们可以完全不去理会中国官方公布的任何经济数据，仅仅凭着从黑洞外能够收集到的信息来猜测中国经济的状况，我们能得到什么结论？我估计能够得到结论恐怕会是中国的经济比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总量更大，而不是更小。这次的复苏也是真实的。

对方做愿闻其详状。我就说，发达国家中第一个收紧政策的就是澳大利亚，事实上，澳大利亚在整场危机中根本几乎就毫发无损，甚至还有了点泡沫。你去澳大利亚问问就知道为什么了。整个国家都在忙着出口中国。印尼也是，印尼的煤矿，铜矿都忙疯了，也都是因为中国。台湾，危机开始的时候经济衰退大概是东亚地区最严重的，今年2季度以后，开始收到大量的来自大陆的订单，有时候一些产品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再到韩国，年初的时候，看起来快死了，韩元贬了50%多，后来发现中国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的订单，结果到年末的时候，韩国今年看起来可能还会有轻微的增长。我说，今年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吸进了大量的进口货物，但吐出来的(出口)却完全匹配不上，这只能说明一点，中国国内的需求异常强劲，而一个没有真实复苏的经济，是不会有这么强劲的需求的。

当然，我又说，至于具体数字是多少，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此话说过几个月后，国家统计局在经过了第二次经济普查之后果然上调了2008年的GDP(这一次，上调了4%，第一次经济普查之后，中国2004年的经济总量一下被上调了17%)。如果说我有任何诧异的话，那就是调高的幅度比我预想的要小，换句话说，在上调之后，我还是觉得中国的经济总量被低估了。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叫“被富裕”。是的，经济总量和个人的收入并不直接相关。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最大得益者，并不是挣工资的，虽然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说美国，经济增长伴随的是中位收入的下降)，但中国状况之严重，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能比拟的。

所以说，中国是个很大，但有点畸形的，黑洞。

嗅觉测试

在华盛顿生活有一段时间了，官员们，外交官们，游说集团，记者们都接触过一些，让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不管在主流媒体上看到什么，我说的CNN和《纽约时报》之类的地方，有一条是必须的：必须用鼻子闻一下是不是对劲。

哥本哈根的事情，就是一件用鼻子闻起来不对劲的事情。根据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也是很多右愤或者环保愤爱引用的(这里是个超级简化版)：会议开始开得一塌糊涂，后来希拉里跑到会上，很宽容的承诺到2020，发达国家每年为低收入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支持，解决了会议的关键节点－也就是低收入国家减排的经费问题。然后，会议的最大障碍变成了中国，最大的节点是因为中国反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减排进行任何形式的核查，拒绝一切透明度，坚持中国自主监测。然后奥巴马跑到会上喊：没有透明度，什么国际协定都是空谈，剑锋直指中国。然后，中国的总理就开始躲猫猫，没有出席两场重要的多边磋商，会议接近崩盘。最后，还是奥巴马临危生智，闯入中印南非领导人的会议，达成了一个算是协议的东西。然后奥巴马宣布胜利启程回国。

为什么这件事情用鼻子闻起来就不对？在我说原因之前，让我做一个预言，放在这里供以后检验：不管今后中国在减排的问题上做多少努力，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会是类似哥本哈根这样会议上的坏人，不是透明度的问题，就是别的问题。只要谈崩了，一定会是因为中国不合作。

现在再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不对劲。地球人都知道，美国是全球变暖最大的罪人，不仅排放最多，更阻碍了《京都议定书》最终成为一份有约束力的文件，美国从来都是没有争议最大的坏人。没有美国人阻挠，今天的地球不会是像现在这样的。我和不止一位欧洲的外交官交谈过，大家的共识都很明显：全球变暖最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姿态和领导。但给定美国的政治现实，奥巴马和民主党国会几乎把所有的政治资本都投在了通过医疗改革上了，他们没法再消化任何实质性的大幅减排的国际协定。所以，从一开始，美国人其实基本上是空手来到哥本哈根的(坦率的说，中国人也是空手来的，换句话说，除了自己设定的目标，并没有太多让步的打算。所以总的说，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功课还没做好就仓促召开的会议)。

美国的首席谈判人Stern在哥本哈根说得非常清楚(以下全部引自《纽约时报》)：

“We absolutely recognize our historic role in putting emissions in the atmosphere up there that are there now,” Mr. Stern said sternly, “but the sense of guilt or culpability or reparations, I just categorically reject that.”

“我们绝对承认我们过去排放的历史责任，”Stern先生坚决的说，“但所谓负罪感，愧疚感或者补偿，我只能毫不含混的予以拒绝。”

“We are certainly not going to become part of the Kyoto Protocol, so that’s not on the table,” Mr. Stern said at his news conference on Wednesday. “If you mean basically taking the Kyoto Protocol and putting a new title on it,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either.”

“我们绝对不可能成为京都议定书的一部分，所以这根本不在桌面上，”Stern先生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你只是想把京都议定书重新换个名字，我们是不干的。”

Mr. Stern said one of his biggest frustrations was the inability of his counterparts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constraints he must operate under.

“They look at what Congress has already done and say, ‘Can’t you do 10 percent more?’ The answer is no, not really,” Mr. Stern said. “They have learned more about our Congressional system and things like filibuster rules than they probably ever wanted to know.”

Stern先生说他最大的沮丧之一是他的谈判对手没法理解他所面临的政治局限(注：指国会不可能接受太多的减排要求)。

“他们看到国会说的和做的然后说，‘你们不能再多减10%？’这件事的回答是不，不可能”，Stern先生说。“他们懂得了一些他们也许永远不想知道的我们国会类似filibuster(美国参议院少数派阻挠议案通过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运作细节”

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不是来哥本哈根谈判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谈判的空间。他们在会议上能做的，就是找替罪羊。而中国是个自然的靶子，印度和中国有类似的利益，则非常方便的躲在中国身后。然后奥巴马政府进行了一场极度漂亮的外交秀。先是希拉里宣布1000亿美元一年的援助，请注意，希拉里没有给任何细节这1000亿从哪里来，美国出多少，而且她的语言是只是“帮助动员1000亿美元一年”。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代表，在那个时刻，就应该让美国人白纸黑字的写下承诺，“一年出1000亿美元，然后还要接受透明的国际监督”，你看看美国人愿意不愿意立下字据。许完美好诺言之后，就是开始挤压中国。说实话，我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国际核查这样相对技术性的问题上拒绝合作――中国排放多少，是一件想隐藏也隐藏不到哪里去的事情，在这样一件事情上纠缠，是非常不明智的外交举动。中国应该坚持的，应该是减排的义务和谁来出钱，有京都议定书作为蓝本，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分享相同的利益，中国的谈判位置并不算特别难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核查这件事情就能阻挠谈判的进程。核查毕竟只是一件技术性问题，现在没有核查，国际机构都能估算中国的排放。中国即使想在数据上做手脚，也不可能大幅度的隐瞒自己的排放。如果中国真的做了承诺，却不真实的执行，那中国真的就要孤立了。

但整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美国人在会议结束后其实什么真实的承诺都没有做出，中国也没有，但最后看起来却变成中国是坏人了，而美国人成了会议的拯救者。我就不理解了，一个什么实质性让步都没有做出的国家，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阻碍京都议定书的坏人，怎么突然就变成好人了。

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对全球变暖的担心不低于任何人，一直以来，我都支持提高能源价格，从而减少对能源的依赖，千万不要学美国，比如说这里(不出意外的，还是挨骂，因为当抑制全球变暖和改善环境伤害到个人利益了，有些人就不愿意了)。但我坚决的相信，没有美国人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全球变暖的协议永远只会是空谈。美国人Stern可以毫不掩饰的捍卫美国的利益，中国人当然有理由捍卫中国的利益。右愤们动辄上纲上线到政体问题，对不起，你们崇拜的美国恰恰是最不顾全球变暖后果的国家。中国以后还会持续的是靶子，和中国人做了什么没有任何关系，人家总能找到地方挤兑你。在华盛顿见“国际社会”见得多了，到最后不还是赤裸裸的国家利益。这里面捍卫自己利益最坚决的，最愿意驾罪于人的，恐怕就是美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