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减免，一个大的碳脚印

作者：Edward L. Glaeser
原文：With tax break, a big carbon footprint

担心全球变暖的环境学家们必须注意到国会关于扩大对置业者税收减免额度的争论。联邦税制对住房的政策长期来说，会促使美国人排放更多的碳。奥巴马总统可以对其国家，可以对地球，做件事，就是拒绝签署扩大8000美元额度的税收减免，又或者是在抵销额缩减的情况下，坚持住房按揭利息的降低。

住宅能耗调查(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Survey)的工作显示，自用住宅的人均能耗水平比租来的房子要多39%。独幢房屋的能源消耗要比在公寓楼里的5个单元多49%。这些差异证明房屋大小和能源消耗是有密切联系的。有4间卧室的房屋平均要比2间卧室的房屋多消耗72%的电力。

然而，税收信号却是在鼓励美国人居住在大的，高能耗的，而不是那些节俭的房屋里。国会有意进一步怂恿业主挑战联邦预算的失衡。国会似乎准备延长置业税收抵免，从今年年底延长至2010年年中。这个延长计划中特别奇怪的点是这个减免不仅是给现有的业主，还是给希望改进住房的业主。

减免的真正问题在于联邦政府一如既往地鼓吹人们搬到遥远的豪宅去，使人们离城市里密集的公寓住宅生活越来越远。上世纪50年代，州际公路系统的建成使很多美国人离开老城区。布朗大学的Nathaniel Baum-Snow发现每新建一条通往城市的高速公路，城市人口就会减少大约18%。因为城市里租赁单元和郊区自有房屋的不合理分布，住房按揭利息的减免更进一步促成了郊区化。

这种支持郊区支持大住宅的政策推动使美国人在家内和用车两方面继续消耗大量能源。一般来说，如果城市人口居住密度加倍，家用汽油的消耗可以下降110加仑每年。每当户主从离城市2英里的地方搬到离城市10英里的地方，汽油消耗每年会增加100加仑以上。聪明的环境保护论应该抵抗鼓励郊区蔓延的税收减免政策。

一些人正确地强调美国家庭能源消费的重大变化对全球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如果在未来30年内新建美国现有房屋的50%，而且采用更加聪明的政策减少50%的由家用和车辆所产生的碳排放的话，那么美国家庭的碳排放总量将下降25%，美国的碳排放总量将下降10%，这意味着全球的碳排放量将下降2%。

但这种计算忽略了一个使我们住房问题进入正轨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和印度的碳排放水平和美国一样，全球碳排放将增加150%。然而美国现在尝试劝说中国减少碳排放，象一名知名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这个建议相当与一个开SUV车的国家劝一个骑自行车的国家不要骑机动自行车。想要达到任何全球效应，美国必须停止制定鼓励“SUV生活状态”的新政策。

如果总统先生决定扩大住房税收减免额度的话，至少能减少对环境和赤字两方面的冲击。他相当于是拥抱了布什总统的税收改革专门小组在2005年提出的建议，降低住房按揭利息降低额度的上限，从中取得的收入会抵销由于扩大税收减免额度而产生的财政不平衡，同时减少了购建郊区豪宅的好处。

Edward L. Glaeser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波士顿Rappaport学院的董事。

(审校：Jo)

有效市场理论和危机

作者：JEREMY J. SIEGEL
原文：Efficient Market Theory and the Crisis

无论是评级机构的失误，还是金融企业的过高财务杠杆失衡，都不能证明有效市场假说是错的。

畅销书作家，财经记者Roger Lowenstein在今年夏天的《华盛顿邮报》上直言不讳道，“目前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在于，它否定了那个著名的学术妙药——‘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Theory)。”与此类似的，那个极受敬重的股票专家、财务分析师 Jeremy Grantham 也在今年一月份的季度报告中写道：“目前造成包括一系列危害巨大的资产泡沫、松懈的市场控制、有害的市场刺激以及邪恶而复杂的金融工具在内的困境的原因，就在这极不准确的有效市场理论那里。”

但是，有效市场假说真的应当为目前的经济危机负责吗？答案是否定的。有效市场假说是由芝加哥大学的Eugene Fama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指出，股票价格会充分反映该资产的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当信息变动时，股票的价格就一定会随之变动。该假说从未宣称过市场价格会一直正确，相反，它暗示着市场价格很多时候都是错误的。但在特定的时候，要判断价格是太高还是太低都并不那么容易。事实上，作为“最好又最聪明”的华尔街，也曾犯下了这么多错误，完全可以说明想要击败市场是多么的困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效市场假说可以作为借口，被那些使金融公司倒闭的CEO们或者看不到被次贷证券风险会影响金融稳定性的监管机构所利用。这些监管机构错误地认为信用风险会被金融公司所抵消，而同时银行和信贷评级机构也被不完善的风险模型所愚弄，低估了真实房地产业的风险。

自从1982年经济不景气以来，美国和世界经济都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稳健期。比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状况，以及就业率等等，波动都明显低于二战后的发展期。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大稳定”时期，并认为这是由于货币政策水平的提高，更健全的服务部门以及存货管理方法的改进等因素造成的。

经济方面对“大稳定”的反应也是可以预测的，包括风险溢价萎缩，以及个人和企业间杠杆被采用得更多等。房价因所谓的“历史上的低位”而被提高，同时次级贷款市场也不断得到发展。

根据耶鲁大学Robert Shiller教授收集的从1945年到2006年间总计61年的数据看来，1991年时平均房价最大累计下降了2.84%。如果房价一直持续低价波动的话，那么80%的房屋都不会违背国家多元化组合投资贷款中的抵押贷款。置业人士的信用质量成了次要的，因为基础担保物——房子，被认为可以随时解决包括房主拖欠贷款等问题。这些模型的使用使得信用机构对次级贷款的评估为“投资级别”。

但这种评估是错误的。从2000年到2006年间，全国房价上涨了88.7%，远远超过了涨幅为17.5%的消费物价指数以及仅微微涨了1%的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在以前，还从未出现过房价的涨幅会比消费和收入多那么多的情况。

对于一个仅仅由过去的衰退而来判断未来风险的模型，本应提高警惕或至少对此产生怀疑。但是华尔街为了能获得高额的利润而忽视了这些风险信号，与此同时，国会也乐于见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享受到“美国梦”。事实上，包括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政府发起企业，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帮助，企业通过次级贷款实现了繁荣。

无论是评级机构的失误，还是金融企业过高财务杠杆的失衡，都不能证明有效市场假说是错的。不管投资等级划分如何，次级贷款所能带来的利润都是很高的。这个事实显示了市场对证券质量的不信任，另外也应该要给潜在买家提供警告。

除了某些例外(比如高盛)，大多数金融机构都选择了忽视这些警告。CEO们未能有效地使用监督企业整体风险的权力，反而把他们的信任都给了那些只会用狭隘的模型而无法抓住大局的技术人员身上。人们只能猜测，这些投资银行会如同几十年前一样会承担这种风险，当时投资银行都是合伙经营的关系，且主要合伙人的资金都在放公司里。

对经济趋势的误读不仅只局限在私营部门。前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去年12月在国会面前表示，他对金融企业高层把他们的股票持有者暴露在如此大的风险之下感到“震惊”。但在他看到资产负债表后，他也意识到这些高层不仅把自己的股票持有者置于风险之中，并且他们自己的金融杠杆现处的位置也威胁到了整个金融系统的运行。

随着房价的持续攀升以及次级抵押贷款的不断扩散，或许格里斯潘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唯一有足够影响力来拉响警报，缓减迎面而来的危机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对于央行在雷曼公司倒闭后的危机中所采取的行动，他们应该得到所有的荣誉。而看不出此次危机的问题所在，将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永久的污点。

危机并不是迷信有效市场假说造成的。事实上，低廉的风险溢价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风险，或者市场价格就一定是对的。尽管近来存在着经济衰退，但“大稳定”将继续，我们的经济也将一直处于较稳定状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打个比方说，现在的汽车比以前要安全很多，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你就可以以12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来驾驶。以较低的速度驶过路面上的一个小凸点，或许感觉微不足道，但若以高速驶过，就算有最好的设计也很容易翻车。同理，如果我们的金融机构开得太快，而中央银行也不去阻止他们，再加上住房导致的通货紧缩，那么我们的银行和经济就很容易被摧毁。

Mr.Siegel，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系教授，《Stocks for the Long Run》(现正由McGraw-Hill出版其第四版)的作者。

(审校：Jo)

中国的美元问题

作者：Ken Rogoff
原文：China’s Dollar Problem

中国要到何时才能意识到不能永远增加美元的外汇储备？目前，中国的美元储备是2万亿。中国是否想要在未来5到10年之内把美元的储备增加到4万亿？随着美国面临着金融救助带来的长期负面效应，以及不断增加的养老金的负担，中国是否想要重复20世纪70年代欧洲人的老路么？

在20世纪的50至60年代之间，为了盯住美国的汇率，欧洲人购买了数量巨大的美国国债，就像今天中国政府所做的那样。不幸的是，在随后的70年代，随着美国越战的巨额支出以及当时疯涨的油价，通货膨胀激增，于是，欧洲人所持有的美元的购买力迅速缩水。

或许中国人不用为此担忧。毕竟，在匹斯堡的20国峰会上的世界领袖们刚刚承诺，不会再让此类的事件发生。如果要真的防止它发生，首先要解决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性：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巨额贸易顺差。

目前，值得庆幸的是，各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通过国外资本的注入来维持本国的高消费是本次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国外大量价格低廉的资金不断地流入使得美国金融监管变得更加脆弱，金融监管的结构需要进一步地加强。

不幸的是，在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之前，世界的领袖们(特别是美国)索取多于付出。在金融危机的前夜，美国对外赤字已经飞增到中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和沙特加起来的外汇储备的70%多。就是这样，美国政府还在袒护本国的金融机构。欧洲正在忙于提高生产率和拉动内需，经济改革的步伐举步维艰，而此时的中国还在鼓励出口。

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停止了借贷的脚步。如今，美国的经常账户上的赤字已经降低到了年收入的3%。相比于一年之前的7%要好的多。美国的新当选者是否会一直这样做下去么？

但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费用高达国内总收入的12%之多(大约1.5万亿美元。)虽然对外国的借贷显著下降，但国内的公司和家庭的储蓄将会激增。于是，美国政府将会把目光转向私人资本，以此满足其75%的政府开支。但这又能持续多久呢？

一旦经济正常，消费和投资会好转，而此时的政府还没有及時改变政策的走向，美国对外国资本的胃口又开始变得贪婪起来。

当然，美国政府宣称将会收紧借贷。但如果要在未来的一到两年之内将经济带出衰退，美国政府要实现匹斯堡的承诺看来还很困难。

是的，美联储可能会收紧金融政策。但在目前的危机还没有化解之前，他们还没顾得上考虑下次危机。在我们最近的新书《这次不同了：800年间的金融误区》中，我和卡门·莱因哈特指出，虽然我们可以在一次经济危机中得到教训，但本次危机的后续负效应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面临即将到来的美元困境，中国应该真正迅速地行动起来。到目前为止，为了开拓国外市场，增加出口，实现规模效应，中国应该提升产业链。但中国政府更应该做的是拉动内需。

诚然，要想拉动内需，中国还需要加强国内的社会保障系统，进一步深化国内的资本市场。目前中国的消费只占国内总收入的35%(相比美国的70%)，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领导人当然知道大量囤积美国债券是一个问题。同样的，他们也不想公开地呼吁IMF出台一种取代美元地位的国际货币。

是的，他们有权利表达担忧。美元危机不光是眼下的问题，而是将在今后的5到10年之内面临的巨大风险。中国可不想到拥有4万亿美元的时候发生这样的问题。中国是该在匹斯堡会后主动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金融创新最简短的最佳实例

作者：Steve Randy Waldman
原文：The shortest, best case for financial innovation

我们现在已有的糟透了。

吊车与举重机：诺贝尔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作者：Paul Romer
原文：Skyhooks versus Cranes: The Nobel Prize for Elinor Ostrom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正在建造一些举重机，从坚实的地基上构建起重要的理论结构，那些地基则建立在一些基本原则之上。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总是在用吊车，一些无法解释的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它们，整体结构就会坍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她是从地面开始工作的，建造可以支持各种经济行为的举重机。

当我在研究生院学习经济学的时候，标准的操作流程就是先介绍技术和像吊车一样的规则。如果我们先设想好一套具体的规则和技术，好像它们是从天而降的，然后我们这些经济学家们就会描述出人们会怎么做。有时候我们会去比较由“社会规划者”提出的不同规则，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去说这些规则实际会被接受多少。关键是，我们甚至从来不会感觉到，我们并没有去验证人们究竟有没有实际遵守我们所提出的规则。

一个典型的结论就是分配产权的规则和让人们交易的规则会带来好的结果。这里的吊车是什么？就是人们遵守规则。为什么人们会尊重其他人的财产权？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会认为，警察会抓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但这又是另外一部吊车。这些警察又是谁？为什么他们要遵守规则? 这不是虚无的担心。埃莉诺说明了，有很多重要案例显示，人们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遵守了所有制规则。在对经济发展失败的理解中，主要挑战之一是很多地方的警察不遵守那些他们应该遵循的规则。

在其实验工作后，埃莉诺的实地工作给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要理解为什么我们在有些情况下不需要警察和为什么警察在有些情况下不遵守规则的话，我们必须扩展人类偏好模型，要包括有人可能会喜欢惩罚人这样的偏好。她得出的结论中有一点和艾夫纳·格瑞夫(诺贝尔奖委员会列出的)的结论很像。他们比圈内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表明了那些经济学家应该遵循的框架。如果要制定出人们会自动遵循的规则，而不是使用吊车的话，经济学家们必须扩展我们的偏好模型，并根据这些偏好的天然特性来收集实际和实验的证据。

对吊车成瘾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在研究高深的理论，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假设自己的结论，他们甚至很难理解制定出遵循科学调查的规则将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不能更深入地探讨这些规则，那么对当前人类所面临最紧迫的，如何改进因为错误规则而导致的不必要的浪费、危害和痛苦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为诺贝尔奖委员会喝彩，因为他们认识到了那是经济学中最高深的问题之一。为政治学家喝彩，她表明了自己是个更好的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些分不清假想和理解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译注：丹尼特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Darwin's Dangerous Idea》一书中形象地把哲学所需要的转变比喻为从 “吊车”(skyhooks)到“举重机”(cranes)。(Dennett, p73) 传统的哲学像是吊车，它从一个最高的统摄原则或上帝出发，由上到下地解释人的现象，如说人是神造的、君权是神授的、道德规范来自神圣的自然律，等等。与此相反，达尔文的进化论像举重机，它按照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自下到上地解释人的现象，从最基本的生物存在出发，一步步地上升到对人的社会存在和精神生活的解释。两者都可以做综合性工作(升高)，但吊车需要打通很多隔阂关节，做起来很不通畅，做不到彻上彻下的综合；而从低到高的上升路线，却能够进行无所不包的综合。

(审校：Jo)

刺激性开支不起作用

作者：ROBERT J. BARRO，CHARLES J. REDLICK
原文：Stimulus Spending Doesn't Work

我们新的研究显示，没有出现凯恩斯“乘数效应”的相关证据。有证据表明，减税刺激经济成长。

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使得对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关注重新聚焦。这些计划的重点通常在开支上，计划通常在认为支出乘数大于1的观点基础上进行预测——因此国内生产总值扩张将会超过了政府开支本身。经济刺激计划通常还强调减税，旨在部分地刺激消费需求(通过提高可支配收入)以及部分刺激工作动力，生产和投资(通过降低利率)。

二战时期的国防开支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关于刺激效应的衡量比对的例子。

以现有的经验性证据来看，实际GDP对增加的政府支出和税收变化的反馈很弱。在正在进行的研究中，我们使用了长期的美国宏观经济数据来验证。研究结果大多更倾向于采取降低税率而不是增加政府开支的方法来增加GDP。

而对于国防开支，主要的长期变化反映了大规模战争的筹备和善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以及更小规模的越南战争。二战的数据能更好地说明问题，增加的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在1942年达到26%，在1943年为17%，然后在1946年下降到-26%。

战时开支有助于估算支出乘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支出的变化很大，包括积极和消极的价值观。第二，由于军事开支的主要变化是独立于经济发展之外的，这也就简单明了地将政府支出与GDP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抽离了出来。第三，不像许多其他的战时国家，美国只有很小的生命损失，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物质资本破坏。此外，也由于在1940年失业率超过9%，但1944年又回落到1%，这里有些信息可以说明乘数效应依赖经济力量。

对从1939年或更早些时候就开始的年度数据来说(因此也包括二战)，适用于5.6%的平均失业率的国防支出乘数处于0.6-0.7的范围。一个小于1的乘数说明，总体而言，当国防开支增长时，GDP的其他组成部分会下降。根据经验，我们的研究表明，大部分下降是集中在私人投资方面，而个人消费开支没有多少变化。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经济越是疲软无力，预估的乘数效应越是会更大：失业率每超过它5.6%的长期均值两个百分点，乘数就会增加大约0.1。因此，当失业率为约12%时，预估乘数就会达到1.0。

然而当评估典型的财政刺激计划时，非国防的政府支出乘数更重要。要令人信服地从美国经济统计数据里预估这些乘数很成问题，但是，由于非国防的政府采购的变动(自20世纪60年代就被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所支配)跟商业周期密切交织在一起。因此，也就基本解释了非国防开支与GDP的正相关关系。非国防开支增加对应GDP增长，而不会是相反的情况。

对GDP增长的税率影响可以用我们构建的一个“收入-税收”的平均边际变化率的时间序列来分析，数据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障工资税。自1950年以来，联邦个人所得税的平均边际变化率的最大降幅发生在罗纳德·里根时期(从1986年的25.9% 下降到1988年的21.8%，从1981年的29.4%下降到1983年的25.6%)，乔治·布什时期( 从2000年的24.7%下降到2003年的21.1%)，肯尼迪-约翰逊时期(从1963年的24.7%下降到1965年的21.2%)。税率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朝鲜战争期间明显上升。社会保障的平均边际税率(包括雇员,雇主及自雇者支付的)从1971年的2.2%增加到了1991年的10.8%，然后保持了适度的稳定。

对于从1950年开始的数据，我们估计，削减平均边际税率1个百分点会提高每年约0.6%的下一年度的GDP增长率。然而，在一些较长的时期内，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这种效应是难以确定的。

如将我们对美国做的分析研究应用于其他国家的长期宏观经济的时间序列的话，应该会挺有用，不过，它们中有很多国家在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了实际GDP的大规模收缩，这是由资本存量和大量机构的破坏以及生命的巨大损失所造成的。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其他国家拥有必要的基础信息来构建“收入-税收”平均边际变化率——我们对美国数据的税收效应分析中的关键变量。

根本是：现有的经验性证据并不支持“支出乘数通常超过1”这一观点，因此刺激计划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增加的GDP还比不上增加的政府支出。超过1的国防支出乘数可能只适用于非常高的失业率，并且非国防的支出乘数可能会较小。尽管如此，还是有经验性证据支持这样的看法：降低税率会使实际GDP增加。

(审校：Jo)

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预测

来源：汤姆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原文：2009 Nobel prize predictions

ERNST FEHR
瑞士苏黎世，苏黎世大学的Empirical Research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和董事 • 2004年，Cogito基金会的Cogito奖得主，2008年Marcel Benoist奖(瑞士)得主
经济学科学协会排名(ESI Rank)：经济学排名进入最高的1%，近十年中有9篇被重点嘉奖的论文

MATTHEW J. RABIN
美国加州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的Edward G. and Nancy S. Jordan经济学教授 • 2006年John von Neumann奖和Rajk Laszlo学院高级研究奖得主
经济学科学协会排名(ESI Rank)：经济学排名进入最高的1%，近十年中有4篇被重点嘉奖的论文

WILLIAM D. NORDHAUS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 2005年美国经济学协会(AEA)杰出成员奖得主 • 在Coupe排名中出品数列第108位，被引用数列第49位

MARTIN L. WEITZMAN
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 1970-1971年古根海姆成员，并于1986年被选入美国艺术与科学学术协会(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 • 在Coupe排名中出品数列第35位，被引用数列第56位

JOHN B. TAYLOR
美国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Mary and Robert Raymond经济学教授，以及美国加州斯坦福，胡佛研究所Bowen H. and Mary Arthur McCoy高级研究员 • 2005年美国财政部Alexander Hamilton奖和2005年斯坦福大学George P. Schultz公共服务奖得主
截至2009年8月在RePEc排名第54位

JORDI GALI
西班牙巴塞罗那，Pompeu Fabra经济学系教授及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董事 • 2008年Premi Societat Catalana d¹Economia奖得主，并于2008年获得NBER的宏观经济学国际研讨会的首个25年中最佳论文的一等奖
ESI排名：经济学排名进入最高的1%，近十年中有7篇被重点嘉奖的论文

MARK L. GERTLER
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纽约大学Henry and Lucy Moses经济学教授 • 2007-2008年古根海姆成员，并于2008年获得NBER的宏观经济学国际研讨会的首个25年中最佳论文的一等奖
ESI排名：经济学排名进入最高的1%，近十年中有4篇被重点嘉奖的论文

为什么医保永远不会平等

作者：曼昆(Gregory Mankiw)
原文：Why Health Care Will Never Be Equal

每天早晨，我会吃一片小的白色药丸，那会使我去想一些深奥的哲学问题：美国医保制度；生命的价值；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不，那不是什么六十年代和扎染T恤一起遗留下来的非法迷幻药。但是如果你在耐心地听我讲下去，你也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

这个药丸就是斯达汀——它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发明的抑制胆固醇的药。我的父亲因患心脑血管疾病过世，不幸的是，因为基因的关系，我也继承他的易患病体质。我当然希望我能逃避他这样的命运，所以像其他数百万人那样，我每天吃这个小药丸。

我想问正在我嘴里的这颗小小药丸，你值吗？

你也许会说：“当然值。”大部分人都想能活得久点。如果现代科技的奇迹可以使死期延缓的话，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的确，当医生建议我这个治疗方案时我也是这么决定的。一是因为我没有考虑价格，还有就是像大部分拥有医保的人一样，我也没有从经济学上关心过这个问题。我所知道的是：保险公司和所有间接牵连的投保人会支付大部分的账单。这种安排由税收制度支持着，它确保我可以在只支付一小部分药品成本的前提下得到这些药丸。

乐观的人也许会认为：我的医生，或者医疗界的佼佼者可以代表社会作出一个理性的成本有效的计算。为了确定我的治疗方案是否可行，他们必须比较并权衡药品成本和延长生病所带来的价值。这样做的话，就是拿一美元和我的生命相比较，按这种算法的话，除了经济学家外，其他人听着都会紧张。

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位医生估计每年用在这救命的斯达汀花费约有15万美元。这个大概数字反映的是不仅美国人和保险公司花了大量的钱在这个药上，同样重要的是，这个药的效用对我们延长生命有着多大的作用。(这个数字是对于男性而言的，女性患心脏疾病的概率较小。)

这一估计至多是个约数，但可以表明预防不总是便宜的，这个数字的大小也使我深思政治哲学的难题。

想象一下某人发明了比我们现在吃的药更好的药丸，在Oscar Wilde描述了Dorian Gray这样一个角色后，让我们先叫他Dorian Gray药丸，你每一天服用Dorian Gray，你就不会死，不会生病，甚至不会老。绝对保证。那怎么得到它呢？每年消费15万元。

任何一个人能负担得起这种新疗法的人可以长生不老。当然，比尔·盖茨可以负担得起。很有可能，还有数以千计的高收入的美国人很乐意每年掏出15万美元来追求永生。

然而不是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这么幸运的，因为这些新药丸的价格远远超过平均收入。即使将所有的经济资源都用于生产Dorian Gray药片，也不可能为每个人提供。

那么，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难题：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如何决定谁可以在这个医学突破中获得好处呢？我们是否应该有着医保人人平等的想法并试图禁止比尔·盖茨使用他的财富来使他的生命长于普通人呢？又或者我们要学会在健康状况会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去生活(和死亡)？这里有没有折中的方法？

这些问题看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情节，但对于这些潜伏在今天医保辩论中的问题，它们也就并不是那么遥远了。尽管所有的争论都围绕着浪费和滥用药物(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是存在着的)，但是增加医疗费用的主要原因还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医学界一直想出新的方法来延长生命和提高生存质量，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这些新技术并不便宜。对于每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我们得搞清楚这个方法是否值这个价和谁应该得到它。

推动医保覆盖全民是建立在一个动人的假设上的：每个人都应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获得最佳的医疗服务。然而这心慈的愿望却让我们陷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先进的医疗正变得越来越昂贵。终有一天，有个人会站出来说有些费用我们是不会支付的。问题是，谁？政府？保险公司？还是消费者自己？答案对任何一个人都会是一样的吗？

经济资源的不平等是很自然的，但那并不是自由社会吸引人的特征。当医保费用正在经济上占据越来越大比例的同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与其斗争：我们允许这种不平等走多远？在公平的名义下，我们应该忍受对自由何种程度的约束？

在我们今天的哲学讨论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仍面临着一个实际的决定：

谁得到神奇药丸？谁支付？

格里高利·曼昆 (Gregory Mankiw) 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曾担任总统George W. Bush的顾问。

(审校：Jo)

李子旸周克成们为什么不受人待见？

作者：莫之许
原载：http://www.bullogger.com/blogs/mozhixu/archives/342349.aspx

标题党，呵呵，向努力维护自由市场原则的铅笔朋友们致敬！

经济学话语为何淡出公共领域

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中的强势始于1992年，这并非偶然。就在这一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执政党正式确立为工作中心。经济学鼓吹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提高效率，“把饼做大”，这符合了官方意识形态中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核心问题的描述，也就是“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产权改革、市场开放，又与官方所着力推动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以及大力引入外资相匹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学话语走进公共领域，充当了新的官方意识形态辩护手的角色，被冠名为“主流经济学”，其义在此。

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仍处在现代化起飞的前期。10余年改革开放之后，普遍的匮乏已经缓解，但大多数中国人仍处于贫穷当中。对匮乏的记忆和对财富的追求，汇成当时最为强劲的民意。在长时期对西方经济学隔膜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人开始把经济学看作是获得财富的指南，甚或是一种练金术，在对现代学术不甚了解的普通民众中，产生了一种我称之为经济学神秘主义的情绪。经济学本来只是一门建立在特定假设基础之上的分析性学科，它或许能帮助人避免一些经济决策中的谬误，但是，进入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财富的获得需要根据特定情势作出一系列的选择，这不可能是经济学所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在举国经济狂热的浪潮中，这种经济学神秘主义不仅在普通群众中蔓延，在缺乏社会科学知识积累的中国知识界，也逐渐流行开来，经济学的概念框架、运思技艺、人性假设，几乎成为人们讨论公共问题的出发点。

经济学占据公共领域的中心位置，还因为其给出了未来的预期，甚至是某种转型蓝图。在经济学家笔下，以市场配置资源，同时也隐含了小政府大社会、法治体系等制度内容。而在转型顺序上，也就隐含了以市场化为发端，通过缩小政府权力，建立法治体系，直到最后建立起对权力有所约束的代议民主制度的路径设计。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中国正式加入WTO，政府职能出现了一些转变，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也基本告一段落，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改革或转型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如吴敬涟先生就长期鼓吹 “改革正在过大关”。这种以市场化为追求，并最终延伸至法治、政改的转型蓝图，也赋予了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中的吸引力。也赋予了经济学在一定时期内在特定议题上取代了本应由政治学、法学来担当的位置。

因此，在笔者的理解，自1990年代中期兴起，直至世纪至交最为鼎盛，在公共领域中经济学话语之所以如此辉煌，乃在于其从上述多维度获得了跨越体制内外、涵盖精英草根的多重支持，但是，近些年来，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中的荣景不再，指责其僭越者有之，指责其帮闲者有之，其实，经济学还是那个经济学，对其评价之变迁，可能还是要从社会环境的变迁去寻找原因。

1990年代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制度改革，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发展，这一度给予人某种幻想，似乎权力这一看得见的手将进一步从经济领域中退却。然而，尽管官方依旧沿袭改革开放路线，事情还是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权力的主导下，以做大做强为标志的“国进民退”，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运用各种手段和资源促进GDP发展，越来越成为主角。在这种情况下，鼓吹消除垄断，加强开放的经济学变得不再为官方所喜，也就在情理之中。我的朋友刘峻曾经戏言：一看到有人鼓吹标准和安全，则此人必为垄断企业张目无疑；若是鼓吹开放，则背后应为外资企业；相反，若是强调竞争，则应为民营企业说话。虽为戏言，但却真切地道出了主流经济学与官方立场之间逐渐拉开的距离。相反，一些与主流经济学家唱反调的人士如郎咸平，开始走红。

经济学本身也在去魅之中。1990年代的经济学神秘主义主要建立在长期的社会科学空白基础之上。随着经济学热潮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士了解到了经济学的真正内涵不过就是一门普通的学问，并无点石成金的本领。与此同时，各类具体应用学科诸如金融、投资、管理乃至大众理财，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各种专家寻求帮助。此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更加专业化地致力于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而放弃在公共领域的泛泛而论。上述发生在经济相关领域内部的分工深化，也使得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的声量开始减弱。

即使在公共领域内，经济学家也受到了挑战。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络的兴起，既催生出了一批经济时评家，更涌现出了无数的网络草根经济作者。尽管他们没有经济学家的显赫头衔，也未必有经济学家那么扎实的分析工具， 但却拥有经济学家所不及的视角、体验。经济学家从理论出发的推演，常常遭到他们所提供的鲜活经验的无情颠覆，近年来，在公共领域的经济评论中，非经济学家日益与经济学家分庭抗礼，著名的牛刀与徐滇庆就深圳房市走势打赌一事，就是例证。

毋庸否认的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政府职能也随着有所转变，法制体系也日益完备。但是，在权力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关系上，所谓的攻艰阶段并未展开，反倒呈现出某种体制复归的现象。自1980年代末就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起步的迹象，舆论开放和社会参与的扩大裹足不前，即使是一度迅速发展的法制体系，也在司法的独立性和宪法司法化等问题上卡了壳，一些与当前社会状况严重脱节的法规如劳动教养等，并没有得到及时的矫正。凡此种种，都严重损害了市场化改革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未来预期和转型路径的说服力，在极端者看来，这种经济学改革话语甚至沦为了一种骗局。

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雪上加霜，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主流经济学话语对福利主义的警惕。进入到21世纪后，出于社会稳定等诸多需要，政府明显加大了社会福利保障的供给力度，在政府的立场，这既有助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获取政治支持，而不言而喻的，各部门各地区乃至各级官员，也都可以从中获得不等的利益；而中下层社会大众也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这样的转移支付。可是，从计划体制曾经的弊端出发，尤其是考虑到计划体制所依仗的权力依旧未受约束，主流经济学家对于福利政策显得特别警惕。这是因为，在权力未受约束的情况下，财税体制存在巨大问题，过于积极的福利政策将损害中国经济的活力，而其中可能蕴藏的巨大腐败，也将损害福利政策可能达成的效果。然而，这种从经济学角度的效率论证，遭到了公众相当严重的抵触，尽管笔者认同其效率论证，但是，笔者也同时认为，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现状，适当的福利政策还是必要的，更为合理的途径是通过对权力的约束，通过民主方式来监管财税政策和福利政策，而不应该用效率的理由彻底否定或过分贬低福利政策的合理性。

经过10多年之后，经济学主流话语既与官方做大做强的经济政策相左，又与官方亲福利的社会政策相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来自体制的支持；而在社会层面，去魅后的经济学主流话语也不再被人膜拜，又因福利政策而广为中下层抵触，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体制外的支持；而即使在尚认同其基本逻辑的人群当中，也有许多人对经由市场化走向民主化的图景感到绝望，而喊出了“后改革”的呼声，并试图用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动政治变革，就这样，曾经被广为信从的经济学话语，逐渐淡出公共话语的中心位置，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不过，这也倒不是经济学话语的末日，事实上，在所有社会科学当中，经济学的普及度和使用度依旧是最高的，因此，我更愿意把经济学话语的位置变迁，看作是由珍馐美味变成了家常便饭，看似不再尊荣高贵，实则更为日常和必需。

贝尔实验室去了哪儿？——基础研究如何才能修复受损的美国商业模式

作者：Adrian Slywotzky
原文：Where Have You Gone, Bell Labs?

说出一种行业，它能够在3年内创造一百万份高薪工作。你想不出来，因为没有这样的行业。这就是问题。

美国需要好工作，马上就要。我们需要670万个岗位，仅仅是补充经济危机时所损失的岗位，还需要1000万个岗位满足今后十年的需求。这样就是1500万-1700万份新工作。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创造了2200万份工作(平均每年220万)，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岗位需求是可行的。然而在2000年和2007年底期间(经济危机刚开始)，经济创造新工作的速度是每年90万份，因而我们知道现在做不了。管道干燥，因为美国商业模式失败了。我们的增长发动机耗尽了一项重要燃料—临界物质，那就是基本科研。

美国科技创新的基础一直以来都是宽松的公共和私人的合作方式，包括传奇性的机构，比如贝尔实验室，RCA实验室，Xerox PARC XRX, 以及 IBM IBM，DARPA, NASA等等。每个机构的项目都有明确的商业利益，同时也支持其“纯粹”的科研，研究和商业相辅相成。为了最终达到商业化，投入了充足的公司和风险投资额，这些研究实验室对于科学，技术和经济都作了杰出的贡献，包括创造了数百万份高薪工作。仅仅回想一下贝尔实验室的辉煌成就：

• 传真传输的首次公开演示(1925)
• 首次长距离的电视传输(1927)
• 晶体管的发明 (1947)
• 光电池的发明(1954)
• UNIX 操作系统的产生(1969)
• 移动电话技术 (1978)

实验室资金减少

在这些早期发明之后的几十年间，充满活力的行业和公司应运而生。晶体管就是当代电脑和消费电子品行业的基础材料。同样地，DARPA在1969年创造了互联网(称为ARPA网)，施乐 PARC开发了以太网和图形用户界面(GUI)，它们进一步推动了变革性的电脑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基础科研的突破放开了之后一系列应用技术的创新，并创造了全新的经济领域。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专注于纯粹研究，追求科学发现的实验室的资金逐渐减少，他们的任务也从开放式的问题解决方式转变为短期的商业目标，从纯粹科学发现到应用研究。贝尔实验室在2001年时，还拥有30,000名员工；时至今日(隶属于Alcatel-Lucent ALU)，只有1,000名员工。这预示着美国商业模式出现断裂的环节。处于上游的发明创新枯竭，处于下游的创造行业的创新就变成了小溪。

人们很容易就把美国的失业归咎于经济大萧条或外包。这都是原因，但都不是更大的问题的根本所在，那就是缺少新的高薪就业。这是我们自1981年来第四次经历大萧条。几十年来，我们都在做外包，但是我们总能以一种全新的行业恢复经济，一种突破性的行业。发现带动创新，创新带来生产力，生产力驱动经济增长。但这次不同，在现在的经济危机能最终结束时，美国经济不会以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能通过创造就业来恢复经济。

创造就业是巨大的挑战

过去，当美国把数百万的高薪工作转移到低薪的国家时，我们会在行业里补充更多的高薪工作，而这些行业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科研。当经济重心从制造业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转变时，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PC, 互联网，手机行业，只是弥补了制造业损失的高薪工作，比如消费电子品，钢等等。但是近年来，在软件和制造业损失的工作主要是被快餐，零售或其他服务行业的数百万低薪的工作所替代。金融一直是当代就业增长的源泉，但是近来发生的事件说明这种增长也不是可持续性的。我们已经不再创造新的高薪工作。

我们不应低估创造就业这项挑战的重要性。外包和扩大的经济萧条不是破坏我们的体系的唯一原因。还有一直以来有关价值转移的压力(从旧的商业模式转变到新模式的价值流向)，这仍然是重塑经济的主要力量，并将在10年会淘汰大量的工作岗位。(想一下所有你知道的旧的商业模式，包括报纸，印刷，固定电话，以及曾经强大但已变脆弱的PC行业。)。

外包出去的好工作没有全部被填补替代，但美国的需求动力受损了。在美国大致一亿三千万份工作中，只有20%(2600万)的工作年薪高于$60,000。其余80%的工作的平均年薪为$33,000。如果要维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和繁荣的社会，这样的比例基础不够好。这不是需求动力，而是衰变曲线。我们国家通过接受每户家庭两份收入和借贷更多的方式，来掩盖我们的收入减少的事实，通常反对金融泡沫(互联网和房产)膨胀了的账目资产。近年来，个人债务的增长超过了个人收入。1985年的家庭债务和家庭收入的比例为0.7 比 1; 2000 年，1 比 1; 2008年, 1.7 比 1。我们赚得更少，所以借得更多。到了2007年，我们走到了极限。

这种趋势似乎愈演愈烈。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科学和工程研究机构大规模缩减的后果可能才刚开始。我们在期望上个时代稀少的科学发现能转变成足够的商业成果，除非我们能扭转趋势，否则未来10年就将面临最坏的结果。是时候认清根本问题和解决根本问题了。

重建研究实验室

好消息是重建创新动力是非常可行的，相比其他的花费，它不需要巨额投资。其投资回报率很高，尤其是那些在早期的科学发现的基础上建立的公司和整个的行业的回报率。商业循环中的风险投资和IPO(首次公开募股)还在；我们只需要重建处于上游的着重于基础研究的实验室，这就是整个创新环境的源头。

科学是有趣的，也是有风险的，它需要数百个高智商的博士生，他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职业道德，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当然还需要临界物质，对实验室的支持，和合适的设备和仪器，同行审查等等。需要同行间坦诚的沟通和其他细微而关键的文化因素。要能容忍其存在的风险和可能的失败。还要能横向地思考和应用创新技术(很多重大的突破最初是为了其他目的)。它需要能吸引，鼓励和奖励最聪明的人的文化方式。

走向成功的创新道路也同样难以预测。很多情况下，经济收益是在10年之后，有时候是15年之后。而且可能是意外的方面获得成功。有谁在1975年能预测PC会如何发展，它如何创造网络，像Cisco (CSCO)这样的巨头能推动整个网络领域，两代的突破性公司(从Amazon AMZN 和 eBay EBAY 到 Google GOOG 和 Facebook)。有谁在1980年能预测，贝尔实验室的新颖的手机通信技术能够带来全球移动通信的变革，甚至能深入到最郊区和偏远的角落，创造了数百万份工作，提高生产力和收入？

很多老牌的科研室，比如贝尔实验室和RCA实验室(现在称为Sarnoff Corp.)，最初是由那些具备真正的垄断力和强大而可靠的现金流的公司所创立和投资的。他们能容忍与他们的业务相关的纯粹研究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意外的运气。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当全球竞争加剧，重心转移到股东利益时，世界500强的公司不能采用开放式的研究，因为这可能不能直接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今天，公司的科研几乎是工程研发，它们更趋向于应用研究，需要3-5年的时间跨度(或者更短)。比如，IBM, 微软 MSFT, 和惠普 HPQ, 总共在研发上花了170亿，仅仅是3%-5%的金额是用于基础科研。

基础科研让位于短期的经济收益

想一下我们的损失。贝尔实验室的缩减，创新环境里最重要的东西几乎消失。建于1925年的贝尔实验室是由AT&T T和西部电子(AT&T's 制造厂)共同投资，用以开发贝尔系统电话公司的设备。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6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自2001年起，因为预算减缩，贝尔实验室的资金额和员工数都开始急剧下降。2008年，母公司Alcatel-Lucent宣称将退出最后有关基础学科的领域，材料物理学和半导体研究，而专注于能即可带来收益的项目。有着80多年传奇性的科学发现和作为创新行业动力的贝尔实验室，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相似的命运也降临到Sarnoff Corp。成立于1942年的RCA实验室最初是为了支持战争而建立,它所开发的技术包括高级雷达天线，雷达干扰天线，和用于海战的回声测深。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RCA实验室在很多的广播和相关领域获得突破，包括彩电，卡带录音，晶体管，镭射机，高级真空管，太阳能电池和红外线影像。RCA在其20世纪70年代高峰期，发明了比对手贝尔实验室更多的专利。1986年，RCA被通用电气GE收购，它将Sarnoff实验室作为Sarnoff公司的分支，由SRI International全资控股。现在的Sarnoff只是以前的Sarnoff的影子，预算大幅度缩减，开发带有商业目的小型技术。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属于贝尔实验室和RCA，那么70年代和80年代属于施乐PARC(Palo Alto研究公司)和DARPA。PARC曾经是以太网，可移动的实时计算机文本，图形用户界面的传奇性的硅谷诞生地。包括苹果AAPL, 微软, 和 Adobe ADBE这样的公司建立了全球性的业务，创造了上百万的高薪工作，也都是基于PARC的大量科研突破。大部分这样的商机，施乐错过了，但是施乐根据基于PARC的研究成果，创造了几十亿的镭射打印业务。但是当施乐实际削减预算时，PARC的研发人数大量减少。

高级防御研究计划局(DARPA)，最初在1958年成立是为了回应苏维埃发射Sputnik，它主要负责互联网以及军事之外的各种应用技术。在苏维埃技术发展的威胁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设立DARPA，确保美国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技术能引领世界。结果：在分时计算机，计算机图形，微处理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SLI)设计，精简指令集计算机(RISC)处理，并行计算，本地网络，以及互联网上的突破。DARPA的后代有Amazon, eBay, Yahoo YHOO, Google, Facebook, YouTube (GOOG),以及数百家公司。如果没有DARPA开放式的研究，发明了互联网，也就不会有这些公司。

如何再次引发创新

911之后的世界，DARPA的任务是从科学转向出于短期军事用途的战略性项目，但是转向短期应用性的方式是否和开放式研究一样对军事有效，还不明确。军事历史家John Chambers认为，20世纪应用到战场上的最重要的武器——飞机，坦克，雷达，喷气式飞机，直升机，电子计算机，即使不包括原子弹，他们早期的开发也是和军事上的理论要求相关。的确，如果没有DARPA在信息技术上的突破，无人驾驶系统(drones)和全球定位系统这样的军事技术是不可能产生的。

对于任何机构来说，不管是单个的公司还是政府机构，削减基本科研投资可能在短期内都有效果。经济状况和策略的改变都会有代价。一段时间内，你能不管其他的投资。但是当所有的人都做同样的决定时，整个社会将要承受“公正的悲剧”，当很多人在谋求自身利益时，这样可能对公共利益有害。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我们才刚开始看到后果。我们要扭转这种趋势，而且要加快速度。

考虑重新启动创新机制时，过去的先例我们可以拿来检验，并说明如何加速创新过程。当下的经济危机和创造大量高薪工作的紧急性，使得缩小研发和商业化之间的时间变得至关重要。

把研发成果转变成实际成果大致需要15年，甚至更长，这样的时间周期是可以缩短的。我们有过两次经验。第一次是曼哈顿计划，为了回应纳粹研发机构出的情报报告，就在6年后发明了原子弹；第二是阿波罗计划，俄罗斯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功登月后的9年，约翰肯尼迪将人送上了月球。在思考如何处理当下的经济危机时，这两个例子都可以是我们参考的有用的例子。

具备极强的领导力是关键

部分是因为爱因斯坦的信件，早在1939年时罗斯福总统就设立了一个军事项目开发原子能武器。但即使有不少的科技突破，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1941年钚的发现，但因为缺少出色的领导力，这个项目三年后失败。1942年，欧洲战况恶化，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召开了一次会议，召集了重要的原子科学家，专家们讨论了概念性的主题，裂变和融合，铀和钚，以及其他各种组合核燃料的方式，最终达成的共识是要设计原子弹。

很快，罗斯福总统委任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将军Leslie Groves负责这个项目，他刚结束五角大楼的快速施工的监管工作。Groves下令采购1,250吨的高质量比属刚果铀矿，并将其保存在新泽西州的史坦顿岛。他下令在田纳西州购买52,000公顷的土地，作为后来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任命奥本海默为项目负责人。根据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传统，总部所在城市即是项目名称，Groves就把项目取名为曼哈顿计划。

在高峰期，项目曾拥有130,000员工(包括数千名出色的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并在3个国家(包括加拿大和英国)的30多个城市开展其研究，费用近20亿(相当于现在的240亿)。在罗斯福总统下令后的第6年，1945年年中，Groves接收项目不到3年时间，两颗原子弹建好，并投放到广岛和长崎，强迫日本投降，结束战争。

美国再没有同样规模且同样急迫的科研项目，直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阿波罗计划。肯尼迪总统1961年发誓，“十年内”，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并送回地球。只有一位美国人(艾伦·谢泼德)被送到太空。困难重重，但是为了登月任务而开发的技术创新的数量和种类是惊人的。为了支持宇宙飞船的配套仪器和计算机，世界上第一个燃料电池发明了。为了生产高精度的宇宙飞船的构件，首次设计出了计算机控制仪器，并得以运用。用于保护精密仪器不被镭射到的绝缘屏障，能保护宇航员在太空行走时安全的“冷却套装”，水处理系统，食品的冷冻干燥，集成电路设计和机器人的创新，数字影像处理(之后用于计算机辅助测量系统(CAT)和核磁共振成像(MRI))，这些都是在阿波罗计划实行时NASA开发的技术。

总统支持也是关键因素

在肯尼迪总统演讲之后的第8年，尼尔˙阿姆斯特朗于1969年6月20日登月。阿波罗计划实行时，有5人登月，这是唯一一次人类在另一个天体上留下脚印。费用：250亿(大致是现在的1350亿)，这是和平时期，耗费最多资源的国家项目。在高峰期，阿波罗计划员工数曾达到400,000。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都完成其最初的目标，也都是创造了全新的科学发明，那些发明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创新。它们的成功是因为五大成功因素：1)总统的全力支持；2)出色的领导力，明确的要求；3)资源丰富；4)省时的并行方式/处理；5)私人部门的外包。简言之就是领导力，管理和资金，而不是复杂的事。

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为美国政府面临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挑战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比如能源，医保，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通信，水供应，气候变化。最重要的经验也是最简单的，可以做得到的，最难的任务可能是挑出1-2项挑战，集中精力解决。但当人的意志，资源和能源都准备好时，人就能把艰难的挑战转变成惊人的成就。

今天的挑战需要政府放开一系列有针对性且管理有效的项目，这些项目由十几个或更多的大公司投资而成，总投资所带来的影响力超过贝尔实验室，RCA实验室，施乐PARC实验室等实验室的总和。其实，这样的方式有赖于公司研发和国家实验室的大环境及两大紧急的国家重点项目。国会和奥巴马政府已经就能源和医疗进行对话，这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尽管要到达共识，想出对策，还很遥远。

必备的实验室临界物质

要修补创新基础上的断裂的环节，不能只靠政府；还需要公司与大学合作的实验室，这样能缩短发明和商业化的时间。DuPont DD和MIT的合作就是个好例子：2000年投资6000万成立的合作实验室，研究生物技术和生物材料，催化作用，实验室已不只是研究生物基础学科，而是扩大到了纳米复合材料，纳米电子材料，替代性能源技术和新一代的安全和保护材料。这样的策略使得公司能平衡顶尖大学的知识资本的影响力。相反，大学与现实世界间的合作需要市场检验和商业化的快速通道。

合作是必须的，但真正的关键在于获得临界物质，就是至少要替代贝尔实验室那30,000多名员工。科学不再吸引最聪明的头脑。最好的技术人才大多被华尔街和金融工程许诺的财富所吸引。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文化氛围，它能奖励和表彰那些愿意解决那些不一定有商业回报的难题。考虑到现在的美国经济比40年前要强大许多，并且没有以前那样具有国际竞争力，所以要达到临界物质只需要10来家相当地位的公司研究实验室。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是最顶尖的研发公司，IBM, Hewlett Packard, Cisco, Google, Exxon Mobil XOM, DuPont, Microsoft, Apple, 3M MMM, GE, Boeing BA等等. 这些公司大多有数百位博士研究员和科学家，当实验室主要集中于短期项目的开发时，他们还是能保留追求科学的精神。

即使在预算紧缩期，也要明白钱不是核心问题，这很重要。确实，很多研发的减缩是因为预算的减缩，但实际上从事基础研究的意愿和对此的策略上的投入才是更困难的因素。在私人部门(维持就业和利润)和公共部门(寻找支付医疗的方式，修路，教育费，失业福利)里都有那么多紧急的需求时，我们还要致力于长期的投资，这似乎违反常理。但如果要逆转这样的趋势，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解决方法。

税收激励的作用

回想一下，贝尔实验室1982年预算曾达到16亿(大致是现在的36亿)，比如200亿可以投资建立3家大型实验室和5家小型实验室。用一定的比例，将200亿分配到公共和私人资源，200亿也不是个大数目了。之前提到，IBM, Microsoft, HP每年在研发上已花费170亿。如果大公司能把5%-10%的研发预算用于纯粹的研发(现在就能从0%增长到5%)，换得税收减免或是相当的政府优惠，这个全新的创新环境将很快建立临界物质。从政府的立场来看，今天投资创新是回报率最好的投资方式。

公司的成功靠的是轰动性的产品，美国经济的急速增长靠的是轰动性的行业——20世纪20年代的汽车和汽油，30年代的电影和收音机，40年代的国防，50年代的家电和电视，60年代的医药，70年代的航空，80年代的电脑，90年代的互联网和移动电话。

然后呢？生物技术，基因组学和生命科学？替代性能源和合成燃料？预防性药品和医保服务？任何一种都可以催生数百万份的高价值工作。我们需要这样的工作，现在就要。

国家面临的选择是就是冒险投资已经衰退的创新机制，这将使得已经衰弱的需求动力更加衰弱，或是大胆地投入到科学探求和发现中去。这将使美国在世界范围的电子，生物技术，航空，能源，纳米技术，和材料科学等领域，保持或增加高附加值工作的市场份额，至少在10年内创造全新的1500万-1700万份高薪工作。

如何重上轨道

我们不能选择中间的道路，那是昂贵且无效的，达不到临界物质或改变的临界率。这种折中的道路就是NASA在过去30年的情形，这可不是个好榜样。

更好的例子是之前的美国商业模式，实验室和风险投资行业之间活跃的公共和私人合作，它们处于下游，等着把主意变得商业化，变成大型的上市公司，然后创造成千上万的新工作。这是重上轨道的必做之事：

2-3个重要领域内的明确的国家研究项目，比如无碳能源和预防性药物。

政府承诺每年至少100亿用于启动新技术研究室的国家机构。

对于愿意花费5%-10%(或更多)的研发经费用于基础研究的公司，政府承诺给予税收抵免。

政府还有可以做很多事，比如让DARPA重新专注于增长的能源安全问题。但是也不能光做这个。1946年经济历史上单独的一页，可能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为什么。

从RCA实验室学到的教训

1943年，Elmer Engstrom负责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RCA实验室。战后，他回顾了他和他的团队之前的项目，他的观察得到几个有益的结论。他谈到，几年间将资源从基本学科转移到战争相关的应用技术的后果就是“基础知识的消逝”。他认为大学是了不起的机构，但要缩短知识差距“不能只靠它们”。

Engstrom相信，“重建被战争摧残的基础科学知识库”是伟大的技术实验室的责任和义务。然而，他也坚信“在这个领域(基础研究)上保证高质量的工作能够赢得大学科研人员的尊重，我们将激发他们工作，也就能拓宽RCA实验室的工作范围，因而加快进步。”

原因不尽相同，但Engstrom能准确地描绘当今的现状，并提出对策。他能动员从1964年至今的商业领袖，设下挑战和提出解决方案。只有有十几家大公司能接受这项挑战，与政府合作，那么我们的就业问题就能在10年内解决。如果他们不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