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全部责任？

现在看华尔街日报就跟天天看笑话似的。今天的这篇文章里说道：

他（美国财长盖特纳）表示，需要对面向消费者和投资者出售的所有金融产品采取严格的统一监管，需要坚决执行监管规定，以确保让那些亵渎公众信任的人或机构承担全部责任。

在金融业里，承担全部责任的前提，我想就是100%的资本充足率或是保证金率。否则怎么能承担全部责任呢？不过，在100%的资本充足率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还能做什么操作呢？现在的几乎所有业务都没有办法开展了。银行只相当于一个金库看守者，所有的资本都基本将处于停滞状态，金融系统的货币化资源调配作用将基本丧失殆尽。

看来，理性胡闹不仅在商业上有用，在政治上也是很有价值的。

大学五年与人口红利

上海团全国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会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龚学平建议大学教育恢复5年制，高职由现在的两年制改为三年制，第一年专搞军训。 (3月8日《中国青年报》)

此议案一出，网上网下顿时议论纷纷。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和前段时间经济学界热议的“人口红利耗尽说”真是相映成趣。

“人口红利”的概念于1997由Mason Andrew首先提出，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98年《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引用，从而使“人口红利”这个名字真正红起来。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普遍认为，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里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人口红利”。Bloom和Williamson于 1997年估计，东亚国家在这段时间里的人均GDP增长额中的1/4到1/3应当归功于“人口红利”。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具体来说，由于毛时代鼓励生育而邓时代计划生育，导致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橄榄型”，也就是老人小孩少而青壮年多，使得中国经济搞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具体的推导和实证就不写了，有兴趣的自己查论文，由于中国学术也是靠“混”的，于是良莠不齐滥竽充数的相关论文一堆一堆的。）

前些年珠三角出现民工荒的时候，学界开始热议，随着当年的青壮年渐渐老去，计划生育一代逐渐成长的今天，我国“人口红利”是否耗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同志是“殆尽说”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很少，中国2017年左右（记忆数据，不一定准确）会遭遇“刘易斯转折点”，也就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稀缺。此言一出就成了前些时间的热点论文题之一。本人随导师下乡做调研时也留心过这个问题，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同意该论点。

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大学五年议案提出的重要原因是大学生就业难，这不是把“学士后”也搞出来了。一方面“人口红利”殆尽，劳动力紧缺，一方面一堆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中国从来都是神奇的国度。您可能也知道问题出在哪，这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关键就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垃圾的教育+独生子女政策。

由于长期扮演世界打工仔角色，于是打工仔国度也只需要农民工来打工(这是兑现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哦)。本来大学生也是多余的，于是八八后加紧了官僚愚校政策，导致校外的市场日新月异，校内还是按照计划手段输送出一批批大学生。若是大学生少也就得了，反正需要那么多“没头脑”和“不高兴”坐在各级管理位置上，偏偏独生子女政策又使得家家户户都是“龙凤”，于是为了刺激居民花钱，大学扩招啊扩招，然后打工仔国度突然发现，我们再也没有那么多位置给 “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解决的方案是，继续把有关系的“没头脑”放到体制内，然后鼓励没关系的“没头脑”改变就业观，去到企业一线吧，去上山下乡吧，正好可以缓解一下“人口红利”的消失。然后跟“不高兴”说，有种你出国去创业嘛，我们鼓励你们创业，要不，你再在学校待几年？扬汤止沸也是办法之一嘛，我们要辩证的看问题。

话说到这里，诸位都是明白人，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下，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正常的，何况还是一群教育体制下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打工者的边际生产率会渐渐超过大学生们，于是他们理应拿到更多工资，于是渐渐更多的人去做蓝领…….等等，这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的，在现实的国度里，多少人舍得让龙凤们去生产一线？多少“没头脑”愿意去生产一线？再说了，如果最终都要去一线，又何必拿那么多教育资源给学术混混们浪费？而且如果打工者的工资都高了，打工仔国度的竞争力又从哪来？

其实正途国家也在提，什么产业升级，什么改革教育制度。反正我们都看着呢，我也愿意相信迟早会落实，唯一的遗憾是，很多“没头脑”和“不高兴”将在年复一年的喊话中日复一日的蹉跎。反正都是蹉跎，不如放在大学给国家减少麻烦，于是我理解了龚代表的苦心。

关于Adxonist突然中断服务

如果Adxonist突然中断服务，那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正在履行相关手续，这也许会花一些功夫。在此期间，请到豆瓣Adxonist小组获取进一步的信息。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吗？

最近收到这样一封信：

你好，最近我有了一个新的约会对象。他是一个外 派到中国工作的美籍华人，有着不菲的收入，不过似乎他关心NBA更甚于赚钱，这让我觉得他很酷。他甚至曾经建议董事会降低他的薪水，因为在中国，尤其是现 在这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根本花不了那么多钱。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男人，他真的很特别吗？

——佛里达

回复如下：

你好，佛里达，不用怀疑，他的确是个很特别的人，至少他在众人中引起了你的注意，成为了你新的约会对象。不过，后面那些事情也许并不能说明他是个“特别”特别的人。

关心自己的爱好更甚于赚钱，这也许是个特别之处，不过，他的情况恐怕要比大多数穷艺术家好得多。不菲的收入可以让他不用担心富足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有更好的理由去关注自己的爱好而不是钱。对于一个不缺钱的人来说，钱以外的其他东西才是稀缺的，而价值则源于稀缺。

建议董事会降低薪水的说法，对于缺乏具体背景了解的人来说，比如我，无论如何听起来都更像是个漂亮的说辞。尽管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但我至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确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他绝不会因为在中国花不了那么多钱而要求降低薪水的。

也许下次约会时，你可以问问他：我也喜欢NBA，能不能邀请我去洛杉矶看一场Kobe的比赛？

本质上，我和一个瘾君子没什么不同

在我的这篇日记里，明显地表现出了我对维护公正（企业正义）的偏好。这具体表现为，我对规则不遗余力的建立和维护。

这种行为被称为“强互惠”，是指在群体中与其他成员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严厉惩罚与自己关系不那么大却与群体中其他个体关系更强烈的违规行为，是人类“趋社会化”的一种表现。

显然，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外界激励机制，比如美女（对同事我没什么特别的兴趣）、金钱（如果有生之年遇到一个因为这个而雇我的老板的话，那将是莫大的幸运）。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自激励”。

事实上，人和动物的许多行为都是依靠自激励机制激发而完成的。现代脑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对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动物来说，启动这类行为的机制是由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来执行的。比如，人类的种种成瘾行为，烟瘾、酒瘾、毒瘾等，都涉及这一脑区。在医学上，这一脑区也被称为“鸦片报偿区”。

所以，本质上，我和一个瘾君子没什么不同。

规则维护者

昨天，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也是要好的朋友，和我聊天的时候向我提出了关于我的一些做法和想法上的疑问。归结起来就是，对于我始终很机械地把维护规则放在首位这件事感到不解。

其实，这很好解释：因为我判断具备良好规则的环境对发挥我的优势更加有利，从而可以更好地获利，所以我选择这样做。

Q：你怎么变成规则的维护者了？
Jo：因为我预期在具备严格规则的环境下，我在逻辑和洞察力方面的优势可以发挥得更好。

Q：你真的那么遵守规则吗？
Jo：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

Q：如果规则不合理呢？
Jo：仍然遵守，但是规则本身是可以更新的，当然那需要制订更新规则的规则。值得一提的是，在也许更合理的规则出台前，必须严格遵守原来的也许不那么合理的规则。

Q：哪怕代价很大吗？
Jo：是的。这是为了长期的利益。对规则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信用。只要有一个反例，信用就打折扣了。

Q：你对自己的判断就这么有信心？你是唯一的吗？为什么你能想到别人就想不到？
Jo：事实上，我最期待的就是“挑战”。因为，我确信自己肯定有地方犯了错，这需要通过与其他人的沟通也许才能发现。这种交流对我来说，是无比珍贵的学习机会。所幸，我认识几位这样的朋友。

Q：你说话好官方，不要把工作时的口气带过来！
Jo：呃……

娱乐间的沉沦

谭飞语言轻快活泼，流畅爽快，又带着点儿嚼劲儿，读起来就像坐过山车，刺激好玩。娱乐界的事情，说出来都是好玩的，好笑的，尤其提及明星艳史隐私，略略掩口低语，然后再咧嘴大笑。那种隐私游走在舌根之间，爆裂于他人唇齿之下的痛快感是现代人生存方式的一大特点。

谭飞在书里说：“娱乐的真正本质就是让人轻松地生活，让人生活得更有乐趣、更有味道。”此话不假，现如今的人似乎天生具有娱乐八卦的本事，这仿佛已经成了现代人必备的素质之一。二十一世纪新新人类除了会电脑、懂外语、能开车之外，还得会抖料儿说八卦。这料儿自然不是自己的料儿，而是别人的料儿。找明星的绯闻八卦来说事儿是最自然不过的，大家多少有所耳闻，再这么一提及，借翻搅名人的隐私建立彼此的人际亲近关系，倒成了一项必备的人际交往招术。

窥探与满足

谭飞笔下的娱乐圈生态看上去还是比较和谐的，没有血淋淋的真实，没有皮开肉绽的惊悚，他给我们的就是生活的一点乐趣佐料，闲暇之余读读，聊天之际谈谈，依然能让我们觉得生活的阳光还是灿烂的。不过，娱乐圈的鱼龙混杂、乌烟瘴气，除却圈内人，是任何圈外人都知道的。至于有多么乌烟瘴气，人们习惯于撇着嘴、皱着鼻，于咀嚼明星隐私得到快感后慨叹一句，而并不会去深究它，毋宁说反思它。管他呢，又不是我自己在这个圈内混，再是乌鸦一般黑也与我无关，我关注它、谈论它，只是想证明这个世界上还有相当一群人比我更光鲜的同时也比我更凄惨。

这就是现代人娱乐八卦心态的本质。窥探不是为了反思，而是加固既成的生活。

娱乐界给我们的娱乐精神体现在两重，一是娱乐事件本身的可笑性和谈资性，它浅显活泼，在唇齿间出没，转眼就烟消云散，不会对我们的人际和生活造成任何影响。那些人和那些事离我们的现实又近又远，近到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唾手可得的谈资，远到任凭那边是人仰马翻、天崩地裂，我的生活依然照旧，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而另一重，则是体现在更为深刻的一种分裂心理的满足。以我尚算纯洁天真的心灵去假想，善良的人还是有的，虽然很少。这类人心怀天下、悲悯人世，他人的痛即是自己的痛。如果这世上真有这么善良纯真到晶莹剔透的人存在的话，他一定是短命的，因那娱乐圈的弱肉强食、繁复无常必定让他痛不欲生。因此，从逻辑上来推论，这样善良的人是不存在的，多数人都在心底里具有分裂的心理特征，一面对世间的悲欢离合唏嘘慨叹，同情心泛滥到随时可以掬一捧泪，一面又会因自己与险恶擦肩而过而暗自庆幸，且当看到别人不幸中招、背负苦难时，这种庆幸便相对应地升华为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的诞生伴随着人性中带着点儿邪恶的隐密性而满足感成倍增加。

而娱乐圈的生态环境恰似一场时刻都在涌动的生命盛宴，奢华和低俗、高尚和龌龊、闪耀和颓败轮番上演。我们的窥探的目的仅此一个：看看那些华美衣袍上的虱子，我们便可以看不见自己身上的虱子了。

看，多么可怕的心理。我们的幸福感都是建立在他人承受着剧痛的基础上的。那些听闻周慧敏和倪震要分手的人中或许真有扼腕叹息的：金童玉女的二十年感情就这样毁于一夕。但这条消息同样也会让有些人暗爽：明星的生活尚且如此，我等生活的不幸实不算不幸。明星那边厢越是鸡飞狗跳，俗世这边厢的生活愈是过得踏实。

完美的撕裂与存在感

娱乐新闻中的主角是真实存在的，但又是虚幻的，他们离我们的现实生活那么遥远，也因此有了笑骂评批的自由。也许没有多少人喜欢看严肃新闻，但是绝大多数人却都擅长追随娱乐和八卦，明星的浮华生活、光鲜外表是年轻人对生活水平和品位高下进行界定的风向标。

那些宏大叙事、正经严肃的话题一般人不愿触碰也不敢轻易触碰，而八卦消息则是连低俗之人都可以借用以标榜和裱糊自己的最佳材料。借由娱乐八卦之点评，可以提升自己的道德高度，从格式塔心理学角度来看，也许一个并不高尚、并不优秀的人在用那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道德教条批评他人时，他从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完美。他横眉怒指阿娇的道貌岸然，唾沫横飞地批判张柏芝的堕落和滥交，而在经过路灯下的站街女郎身旁时，目光却能自然而流畅地将三围打量一遍。但是你不能排除这个人是一名公务员，或是一所高校的教师。他在撕裂他人的同时，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感浊重得有点儿令人窒息。

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社会角色理论，其主要论点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以一定的社会角色为目标的，只要是社会成员，都会承担某种社会角色。当一个人具备了充当某种角色的条件，去担任这一角色，并按这一角色所要求的行为规范去活动时，这就是社会角色的扮演。然而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是多重的，在不同的时空下存在着角色的变换。只是这一点往往只能作为一般人对自己的应允，而对他人的禁行。即是说，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是同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慈祥的父亲或者一个好色的男人，但是却无法容忍一个清纯女星居然有多个性伴侣。同样的，当我们将某个明星贴上负面背景的标签时，也刻薄而残忍地不允许其将该标签撤下来。

随着冯小刚的新片《非诚勿扰》的热映，舒淇又火了，评论同样汹涌如潮，人们又开始翻检她的过往，翻出她那一句著名的话：我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回来。大量的评论都在质疑：舒淇真的能够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件又穿回来吗？语气的轻蔑和鄙薄，评点的轻率和恣意，完全不在乎其对象是一个人，仿佛是手中把玩的一件玩物。这些评论中暴露出的一个心态是，我们不允许你与过去断根，亦不允许你获得新生，我们就要让你在过往和重生中纠葛、挣扎，让你的涅磐变成一场自焚，保持这场蜕变的戏剧性，撕裂一切完美的可能性，以成全我们的存在感。

娱乐圈的众生相历来少不了好事的旁观者参与。

文化的滑稽戏

尼尔·波兹曼在著名的《娱乐至死》中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文化枯萎，一是奥威尔的——文化成为一种监狱，另一则是赫胥黎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娱乐化的风暴随着电视、电脑等多媒体的普及，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文化变异运动。波兹曼在上面一书中曾经严厉地指出，不要以为电视是印刷媒介的延伸，它顶多只能是电报和摄影术的结合。15世纪的印刷术走到今天，面临着被电视等视觉媒介取代的风险，然而面临着最大风险的并不是这项技术，而是人们的思维、文化乃至价值观。随着厚重的书卷离去的是人们掩卷遐思的深沉以及对人生终极问题的哲学式探讨，取而代之的是电视媒介五彩斑斓、声色并茂的轻逸消遣。仔细看看便可以发现，严肃新闻越来越少，而娱乐之风、滑稽之气却四散弥漫，连严肃新闻的播报都或多或少带着点儿娱乐消遣的意味。

这是一种文化变异的过程，人们在娱乐间沉沦，所有厚重的、逻辑的、严肃的思考统统被摒弃，不再害怕奥威尔式的预言，但是却丝毫不重视赫胥黎的预言是否在逐渐成为真实。搞笑、娱乐、八卦，把这个世界打造成一副天天都在过圣诞的快乐景象，我们不需要深思，我们只需要可乐似的短暂又刺激的欢愉。连饭岛爱在圣诞节前的自杀也带着点儿戏谑的味道，尽管有许多人缅怀她，可是这种缅怀中并无深刻，亦无反思：

“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活在人们的硬盘中。”

作为一代AV女优，她所承载的道德的、名誉的、文化的、女性的、身体的等等一切苦难并未被提及，娱乐化屏蔽了可能的黑暗和深刻，让我们错失了反省的时机。是人们都愚蠢到了无法用身心去思考的地步，还是人们都聪明到了不敢打开人性的黑匣以直面呢？

这个世界不是人人都喜欢娱乐八卦，但人人都离不开娱乐八卦。我们的明天似乎充斥着娱乐八卦的泡沫，是走向新生还是走向灭亡，真不敢去想，只是仍以一颗天真且弱智的心去希望，赫胥黎的担忧不要变成真实。

规则给谁？

《In Bruges》这 部电影的结尾我很喜欢：职业杀手的老板拿枪爆了自己的头。我拿这问了一些同样看过此片的朋友，无一例外地反馈说，这个结局让他们感到很意外，也不是那么理 解。虽然我当时也有一点意外，但那意外只是一瞬，发生在他举起枪瞄向自己以前，并且马上，我就预料到了他举枪自杀的情节。我认为，职业杀手老板是出于对规 则的遵守而自杀的（具体什么原因我就不剧透了），我想，就是这一点，让每天把“规则”二字放在头等位置的我有了共鸣。

近期，我将会投入专门的时间，真正启动公司的规则设计和保证规则实施的工作：这片子看得很是时候。看了片子，让我再次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规则给谁？

巴菲特在每年给股东的信里 都会反复地表达这样的观点：我们进行公司投资时，除了行业外，就是看经理人，经理人必须具备完全为股东服务的立场（因为公司实际上是股东的价值增值通 道）。这是巴菲特的投资理念的重要部分，也是从某个角度对公司最本质的认识。我完全认同，同时进而认为：作为一名经理人，要为股东服务好，就意味着要有效 约束自己。我想，这是承认“自己是一个人，而非圣人”的务实且诚恳的态度。

然而，身边的和听到的例子几乎都是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规则是给员工 的，而不是CEO（或其他高管）的。当然，订立规则的人就是高管们。不用怀疑这件事，因为如果有足够多的高管们按原则行事的话，克己的王石其实是无法成为 自律企业家典范的。与这个普遍事实相反的，我认为，企业里的规则实际上更是为了约束有权力的人。因为有权力的人为自己（而非股东）谋利时，将更容易对公司 产生大的破坏作用。事实上，回想起来，似乎Sologram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我当时却没有什么特殊感觉：Adxonist小组的组规里对小组管理员权力和义务的规定是他拟定的。

我相信，大部分高管们也都认同规则的重要性，但为了帮助他们保证自己不会因为某次情感的冲动、利益的诱惑以及夹带着“无人会发现”的侥幸心理而违背原则做事， 企业需要设计适合的规则实现对他们的约束，为他们声称的认同加上实际的约束力。要做到这一点的话，规则的设计者除了需要管理经验和缜密的思维以外，最重要 的是必须要具备完全的所有者（股东）立场：从实际情况来看，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力是远低于高管团队的。所以，如果董事会无法找到一位完全像大股东所有者 那样思考问题的经理人来设计规则的话，那么大股东们最好自己动手来设计规则。